迷信与科学似是捉对的词，在我们的陈腔话语中，常听到科学破除迷信之说，这种说法，其来有自，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现代化的开明意思，其实带来的负面后果，却不可轻忽。

拿科学作真理对待，近世欧西文化中的启蒙思维，可为代表。十八世纪欧洲自诩的那个文明世界，上承希腊以降的文艺复兴，眼见自十五世纪以来大航海向外扩张的无往不利，社会底气隐然跃动，所谓“manifest destiny”，殖民扩张就是“天授神命”，拯救异教愚民于蒙昧，舍我其谁？

到十九世纪末叶，此一欧洲中心的扩张正当论，达于顶峰，所谓黑暗大陆的非洲，几已瓜分殆尽，跨大西洋远悬西方的美洲，亦不免葡西英法的先后觊觎，血流成河，再以真神教化，南非英国军官华伦说的，“为在殖民者与土著之间保持和平，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最是传神。

亚洲也是在这样一个大气候中，面对了沛然难御的欧西科学暴力，“坚船利炮”给滔滔雄辩的文明优越论撑腰，1853年，虾夷之民的东瀛岛国，面对不请自来闯入江户湾的四艘美国黑船，识时务的开门揖盗，签下亲善条约，却也成就后来的明治新政，造就出一个新的亚洲强权。

相对东瀛日本，地广人众的中国，早是欧洲殖民强权眼底的肥膏厚脂，但欧西毕竟蕞尔小国，面对天朝威势，犹如群狼噬狮，总还是小心翼翼。著名的例子是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遣使马嘎尔尼的来谒清帝亁隆，表面上是祝贺亁隆的八十大寿，心里想的是中国资源市场，不折不扣的“黄鼠狼给鸡拜年”。

那段过程英国有《英使谒见亁隆纪实》的详实纪录，看他们千里迢迢而来，却总遭拒斥监视，安排谒见亁隆，本来还要与其他番邦小国一体，行跪拜之礼，那时英吉利已在海上崛起，坚持不肯，才同意行单膝跪礼，当然这是英方说法，另有考据，则认为英使还是行了双膝跪拜礼，只未叩头。

那时大清朝还有清初三帝之国势鼎盛，在热河大帐行宫的接见，亁隆巍然高坐，英国特使先上前行礼致信，亁隆神情愉悦，却嫌翻译沟通麻烦，乃问是否英方有人会说华语。英特使团中纪叙此行程的副使斯当东有同行幼子，早些年斯当东已延师授以华语，小斯当东于是上前与亁隆华语对话，亁隆自是龙颜大悦，便解下身上黄色丝绸的随身包，赐与小童。难不成这是世界上头一个名牌包？

英国特使团献上的精致仪器或火炮，大清并不重视，当然也要回赠更多礼物，以示天朝声威，英使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给亁隆亲笔信，问候龙体之余，主要希望开放与英国通商，亁隆对此礼貌回谢，并没有同意通商之请，英使节团可说无功而返，不过却有了十分详尽记载的《英使谒见亁隆纪实》，为日后英国的殖民进占，打下根基。

当时马嘎尔尼特使团中成员说的，“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像罪犯，离开的时候像小偷”，十足透露受尽的屈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果不其然，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便报了一箭之仇，那就是1839年的中英鸦片战争。

英国要对中国开战前，国会中曾有辩论，因为岛屿英国冒进与广袤中国开战，后果难料，那时小斯当顿任英国国会议员，却力主开战，是强硬派，因为他不但当年与亁隆对话，也很了解中国，认为中国虽系大国，犹如老虎，却是一个纸老虎，果然一战而胜。

鸦片战争清朝败战，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赔款之外，也割让了香港，这是大清的首辱，也是对中土人民的一大冲击。但是当时气氛，多依然是抗拒外夷番邦之强梁暴行，也有对外来威势的轻藐，清初大学士杨光先《辟邪论》对西学之攻诘，清季雍正帝以及梅文鼎、戴震等学士的西学中源论，到清末学士钱绮仍赞杨光先之著述“正人心息邪说，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可见其端。

面对千年变局，大清朝并非全然封闭抗拒，也有留学生赴美、洋务运动等新政，当然中国以天朝自居，因此对于西学，是一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心态，进一步退两步，因此其后再发生几次英法联军，到一九OO年义和团引起八国联军，挫败屈辱达于高峰。

相对于东瀛日本，1868年明治天皇颁《王政复古大号令》，废幕府官地，很快开始全盘西化，也很快成为一个新的亚洲强权，其过程没受到太多屈辱，此固因为日本资源有限，欧西列强觊觎不甚，也与日本的全面西学化有关，因此日本虽说对于西方，也有欣羡摹效之仰望，却不像我们，因近代历史的深刻屈辱而有对自身传统的自卑鄙夷。

以日本最早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为例，可以在回忆录中毫无负担的说出，他的粒子物理理论思考，是受到中国传统庄子哲学的启发，几乎难能想象，中国知识分子会说其新思想系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此可以说是一种“义和团效应”，也就是如果中国有人作如此之说，立即会视为如义和团之愚騃。
其实义和团纵有千个不是，但是不要忘了，那也只不过面对强梁盗匪侵门踏户，已经打到家里来的一点自卫，不去责怪那些强盗匪徒，反倒说自己的正当自卫是愚行騃思，岂不怪哉，亦见出我们因屈辱挫败而生自卑感之深也。

中国之学习西方科学，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帜亮点，当时高举的“赛先生”是既能“救亡”又能“启蒙”的无上思维，其背景正是面对长久衰亡屈辱的处境，知识界仰望西学之长，希启吾民于愚騃蒙昧也。

就“救亡”而论，“五四运动”可谓功不唐捐，然而“启蒙”则未竟全功。此源于科学之引入我人文化，可说是生吞活剥，只欣羡其合理致用，全不理会其究天人之际的宇宙思维，终究是一个始于上古希腊，衍自中世伊斯兰传译，成于近代欧陆思辩实证的舶来品，一如丰腴牛排，味美质优，终非吾人之常日稻粮，可啖食而无法养命也。

对于科学的“启蒙”之辩，1923年短暂的所谓“科玄之辩”可为代表。然此一论战，非仅惊鸿一瞥，论理也只浅及词意，旁的不说，光看那个高挂“科学”与“玄学”的战帖，其意便知过半矣。

其实就是在科学萌发的欧陆，传统文化面对新起科学，十九世纪有“人文”与“科学”论战，更有“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对立，而且面对“人文”与“浪漫主义”的沛然之势，“科学”只能站住“功利主义”的实征致用，低调以对。

诚然，科学终究还是昂然而起，成为文化显学，但是欧陆过往那些辩诘反思，对于生于斯土的科学，也有了更深化其文化的意义。我人当年的“科玄之辩”，被贬抑为玄学派的代表人物张君劢和梁启超，其实是传统文化派，并不是科学派代表人物地质学家丁文江所斥的“玄学鬼”，光看张君劢所言，“近三百年欧陆，过度信理智，信物质，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以及，“近二、三十年欧洲思潮，主要是反机械主义，是反主智主义，是反命定主义，是反非宗虚教主义”。再看他说的，“原本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在中国流变为富于终极意义的科学主义”，便知他非但不是“玄学鬼”，知识境界更不是丁文江以“拿证据来!”标榜科学的凛然之声，所能望其项背。

但是我人因家邦的凋敝，对比欧西列强的富强，欣羡之余，乃是对自身传统的全然否定，认为我人的落后，全因文化传统之陋劣，那一段挫败时代，到了清末民初的高峰，有的是批吃人礼教，颂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鲁迅的《狂人日记》贬抑孔儒，以及他批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当下，是那样理直气壮，全不在乎当时最是进步代表的科学派人物丁文江，受到媒气中毒后，是因西医误诊而死。

科学之长，其根本核心乃在“简近因果”与“实征致用”，“简近因果”乃能“线性推理”，“实征致用”方有“立竿见影”，二十世纪对科学哲思深有论著的大物理学家威格勒在他著名文章<科学的局限>说的很对，“近代科学的成功，不在其理论的正确合宜，而在其巨大的应用效果。”

我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三段文字，来深入讨论此中思维：

我人文化中人常喜欢谈的，是科学的理性主义，此一由欧几里德体系传承而来的推理逻辑，故有其严整合理之内涵，却也不可免于其单一面向推想的局限性，所谓“短长相生”，此一严整推理的长处是因果关系的清楚简明，便于利用于实验操作层面，这正是威格勒文章所说的“巨大的应用效果”所由来，一言以敝之，现代科学无论其推理逻辑如何严整，如果不有巨大的应用之效，恐只会是经院课堂里的议论辩诘，不会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知识。

或有谓，有巨大之应用效果，不正代表其思维之正确性吗？ 近代科学的实证致用之效，确实带来发展的大成功，这正是前述欧洲科学先行国家，得以倚恃科技武力，向外殖民扩张的根本道理所在。

那么此一以“简近因果”“实征致用”为核心的近代科学思维，又有何困境呢？简单来说，科学简近实用的特性，面对线性简明问题，容易知其因果，致其解答，得其利用，然而面对复杂多因问题，则常显现其“只见表征，未识征结”的盲点，此由科学知识内涵之探讨，到科学知识之运用，不一而足，明显之例，由以化约线性思维面对复杂生命现象的“治标害本”，到近来宇宙物质探索的迷于虚奥推论，演成知识危机，也多有反思。

我人因未有深究科学此中之“长短相生”，又因历史大潮流引致的“欣羡西学，贬抑传统”，知识思想中人潜思困学于西方唯理究物之学，或也卓然有成，为近一世纪我人国家社会的振兴再造，带来明显功效，对于科学的一种全面崇拜，乃成为无疑之正理。

此正是造就我人对于近代科学全面臣服仰望的历史大气候，此大气候由五四以降，历九十年俨然有成，然而就开创一个有文化根底之深厚思维，则多有不足，此中因对自我传统的信心不足，致生文化自卑感之诸般弊病，则待另文深探之。

（作者江才健，本文原载于《科学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