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冲突时期中印关系中备受关注的几个问题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7-30

摘要:中印边境冲突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围绕双边关系接下来走向的辩论不绝于耳,在印度官方对中采取经济、客机制裁,民间反中运动频发的现实下,《南亚中国观察》特邀朱晓超老师进行访谈,就今后影响中印关系较为重要的几个问题做出分析。

作者介绍:朱晓超,作者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青年教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组织和裁军中心访问博士,海国图智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他在国际关系领域,尤其是南亚与印度洋研究方向拥有丰硕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经验。


                                                                                                                         

一、 印度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打压中国产品(互联网APP),是否是为了缓和国内反中情绪并实现所谓的报复?这会影响其他国家在印度的未来投资吗?

印度在加勒万河谷挑起边界争端正好是印度新冠肺炎确诊数过七万的时候。类比中国的疫情发展,中国作为最早发现疫情并开展控制工作的国家,当时的确诊人数达到八万,为世界最高。因此我认为八万可以看作是疫情发展的一个参考点,印度确诊数破七万意味着已经接近这一水平,印度疫情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因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印度在四月之后的各种动作都和疫情有关,压制中国产品实际上是印度的一个下下策。为了转移国内外视线,印度政府首先在边界问题上做文章,但由于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因此又转移到经济方面,即限制中国产品,提升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以转移对疫情的视线。但这一问题也有待继续观察,需要了解印度政府和印度媒体间的互动关系,例如部分媒体是否成为渲染政府政策的工具。总之,印度对中国产品的压制可以看作是挑起边界争端的一个延伸,其原因都与疫情和企图转移国内外视线相关。

关于“是否会影响其他国家在印度的未来投资”这一问题,我认为影响并不显著,因为印度的封禁政策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印度本身生产能力有限,如果限制中国方面的进口必须要从其他国家增加进口或投资,对其他国家甚至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二、您怎样看待印度当前的民族主义?它对双边经济关系有何影响?

在印度,人民党的民族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因为人民党由国民志愿服务团发展而来,这是一个充满浓厚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团体,而作为一个由国民志愿服务团发展而来的政党,人民党深受民族主义影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

在莫迪当政的背景下,印度民族主义兴起不足为奇,因为莫迪来自人民党。莫迪政府在过去曾多次实施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例如,莫迪曾经宣称,要将印地语作为国语。我们可以看出,在印度,民族主义和政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的民族主义由于人民党的所作所为加上当前严重的疫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人民党善于调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例如,2016年废钞运动引发了印度国内不满,而这种不满又为人民党所利用,这使得印巴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被激化;印度挑起中印洞朗对峙的一个原因同样是印度东北邦的骚乱。在人民党特别是莫迪主政期间,只要印度国内出现问题,印度政府便会在边境线有所行动。

印度民族主义对双边经济有何影响?如果印度政府无法通过在边境线的活动达到自身目的,那么印度便有动机在经济层面做文章,从而实现其自身无法通过挑起边境争端所达到的目的,而这将对双边经济带来消极影响。

三、印度政府如何在防疫基础上预防经济下滑?

首先,谈经济得在防疫好的基础上,这一点不能依托某一个国家的经验。在疫情中,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虽然没有中国这么严格,但还是比较可观。至于为什么数据还偶尔飙升,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地区难以控制。

另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全球一盘棋,共同防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正在对未来经济状况做出预测并采取措施,所以国家社会的共同努力是必须的。反观中国,疫情导致国外订单临时取消,国务院就此呼吁出口转内需;印度人口基数也很大,对应的国内需求也不少,但其购买力存在问题——不比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印度穷人多,他们能否消耗掉这些产品?所以印度经济的突破口在于调查国内购买力实际状况,在此基础上扩大内需。

四、中印关系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印度的制裁会增加吗?

危机是元首会晤的机遇——例如,洞朗对峙后,就有武汉会晤,为两国关系从战略上定调。在我看来,这次依旧会遵循这样的节奏。因此,两国元首下一次会晤前,形势仍不太乐观。疫情反复,数据飙升,国内问题严峻的背景下,遇到边境摩擦就难以转移内部注意力,故而存在这样的逻辑:在疫情上不能进一步,就在其他地方进一步。

同时,制裁不是一竿子插到底的,类似于切香肠策略,一步步来。从印度一系列制裁就能看出,禁应用软件是在六月份,禁电子产品是在七月份。这就是典型的打时间差,一点点加码。在我看来,电子产品名单也存在第一批、第二批等,之间有时间间隔。追根到底,这些摩擦跟疫情脱不了关系,疫情无形中放大了很多事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容易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