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中国科学史的人大多知道,有一个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的来由,出自一位英国研究生物胚胎学的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李约瑟问题”的内容就是,为什么十五世纪以前,将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需求的工艺技术远远领先欧洲的中国,后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李约瑟可算是出身于英国的一个书香门第,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研习化学胚胎学,得博士学位,因其胚胎学研究着有成绩,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一九四二年他承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到抗日期间中国陪都重庆,出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正式开始其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自此皓首穷经,终生不辍,自己撰写也同一些中国学者合作而成的皇皇巨册《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奠定他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大家地位。
李约瑟的工作受到普世肯定前,西方一般知识界的看法,总认为中国古文明与埃及、印度等古文明一样,早已烟消云散,未料仅在距今五百年的西方大航海扩张前,中国的科技文明依然傲视寰宇;譬如十五世纪之初郑和扬帆远航的宝船,其造船规模与技术,都是近一个世纪后哥伦布等欧洲探险家的船只难望项背的,派遣郑和远航的明成祖,也召集两千多位学者编纂出四千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当时欧洲还处于文艺复兴前夜,因没有印刷术,在英王亨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图书。
李约瑟的投入中国科学文明研究,起因于他在剑桥大学碰到几位中国来的学者,让他认识到中国历史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后来到中国几年的工作经历,接触人物与亲历地方的访察,更让他眼界大开,因而坚定了往后矢志投入中国科技文明史研究之路,终能成一家之言,在学术上灿然大起。
李约瑟是个特立独行之人,一九四○年代他开始研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当时“西方中心主义”的英国以及欧洲,一直受到诸多质疑排拒,尤其他又是个社会主义左派信徒,一九五○年代到中国调查二战时日本进行细菌研究,以及韩战中美军使用细菌战的行为,更让他遭到政治上的定罪,一直到一九七○年代,才从美国政府黑名单中除名。
李约瑟最初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一位历史学家王铃帮助下,开始了他《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写作,原本只预备写一册,未料中国的科技文明博大浩繁,因此李约瑟除了自撰以外,也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以及合撰,在他去世之后还继续出版,目前有七卷之巨,其中的十四册已有了中文译本。这些学者除了贡献很大的王铃,还有与李约瑟认识长久,也一直形同夫妻的鲁桂珍,后来担任过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中研院院士何丙郁、中国汉学历史学家钱存训、生化学者黄兴宗、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及包括知名的科技史学者席文(Nathan Sivin)在内的西方学者。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除了论列出中国过去为人熟知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与指南针四大发明,也考据出铸铁冶炼技术、船尾纵舵、水密隔舱、机械钟表、拱桥、马蹬、弩以及将旋转动力转为直线动力的传动技术等,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古文明只有农艺与艺术的观念,重新评价了中国古文明的科技成就。
李约瑟特别引起学界关注的,正是他所提出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不单是李约瑟自有看法,东西方学者也有许多观点与论辩。综合来说,一些是与李约瑟持类似看法,认为中国传统也有科学思想,但是受到历史与社会因素影响,没有得到有利的发展机会,另外则认为中国文明中的多为工艺技术,并没有近代科学的逻辑思维与实验操作,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古文明的科学”。
前些年,早岁在美国名校习得物理博士,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后投入科学哲学与文化研究的陈方正,花了甚长时间撰成一本九百页的巨著《继承与叛逆》,爬梳西方近代科学自希腊传统以降的传承历史文献,试图回答其著作书面的副标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事实上正是针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复。
在陈方正的巨著中,他以文献左证了近代科学,虽说是萌生于十七世纪的欧洲,但是其所传承的思想历史,事实上溯自古希腊的那个传统,而且那个传统一脉相承,自成体系,反观中国的历史传统,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思维承传,因此不应该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是中国根本不可能发展出近代科学,也就是说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议题。
三年前因杨振宁的九十五岁诞辰,在北京见到也出席那个庆会的陈方正,和他稍有讨论。他同意我对于他的巨著意指“李约瑟问题”是个伪命题的解读,但是对于我所提出的,“是不是没有可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失败呢?”显然是有所保留的。
还记得十六年前到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访问的印象,在多是剑桥大学高墙门楼独立学院的剑桥镇,李约瑟研究所小楼大门前树下,埋葬了李约瑟及他的两位妻子李大斐与鲁桂珍,见证着这个在英国萌芽,后来开枝散叶的中国科技文明研究。
如果问:“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不是中国文化的挫败?”看过去百多年的历史,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且这些挫败也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但是如果再问:“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不幸呢?”在当前这个新时代,科学一方面似乎繁花似锦,让人目不暇给,另方面也面对着日益难解的根本问题,我想“合乎科学的也许好,也许不好,不合乎科学的未必不好,也许更好”,应该是我们面对所谓“李约瑟问题”的新思维。
(本文原载于《科学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