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按语
——罗素访华，人生转折点的百年预判

1920年罗素访问中国，时已整整百年。世纪如须臾，神州已沧桑。回首当年，可鉴今替，值得分析和研探。

当时中国的大事件

说这是中国的大事件， 因为，一个英国绅士，头上光环无数、世界级的大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讲学，以哲学家的睿智眼光、数学家的严谨视野，审视中国的现状和前景。这些高光要素，令这一事件熠熠放光，要说这不是个“大事件”的确很难！

说这是中国的大事件，是因为，访问的时机，正适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求。一战并没有给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带来什么希望的曙光，国际地缘政治的危急程度也没有什么缓解。与此相反，周围列强依旧林立，而且个个虎视眈眈。国内呢，军阀混战，诸侯分割，百姓难以聊生。面对这样的层层重压，各界志士仁人，急切地探索着救国求存的方子。这些关键性的社会诉求，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中国能不能救亡图存？中国该怎样救亡求存？这样态势下的中国，信心比道路更显重要。于是，人们热切期望着，罗素的到访，能够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

对此，作为这次访问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梁启超在讲学社举行的欢迎罗素的会上的发言，说得清楚明白： “…… 这回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我们一面听先生的演说，一面还要受先生人格的感化，这才不辜负先生一行啊！”

说这是中国的大事件，更因为，罗素在访问中国之前，刚刚访问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不久的俄国，而在访问中国之后又将访问日本。俄国和日本，可说是对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罗素在中国各地的演讲中，常常将这两个国家作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而罗素在比较中，明显地肯定中国。罗素这样的取舍和表态，给中国社会社会精英，注入了精神上的力量。

有人论说，罗素说的这些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有人论说，罗素并没有深入考察中国的社会现状，他的那些话语，难说“中肯”。这些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笔者认为，任何低估罗素的这些评语，给中国人建立“信心”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欠妥的。因为，只有首先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才谈得上之后的一切行动。

说这是中国的大事件，还因为，当时“追星”的人物中，其领域之广，层次之高，这在当时是空前的。这些人，不是社会名流，就是文化精英，要不就是政界大鳄，或者潜在的社会俊秀。 “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在罗素这样评价中国的社会精英，当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鼓舞。罗素影响了这些人，也就影响了中国，影响中国的发展。这正体现了，系统论“因果关系”的层次链条的持续作用。

对于受到罗素影响的众多人物，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及三个人。

第一个是，给罗素担任翻译的赵元任。他们两人在接触中成为了好朋友，相互间便有了下面这则幽默的文字逗趣。

由于“赵”字的拼音是“Chao”，与英语 “chaos（混乱）” 一词形似，罗素便拿他的文章《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当前混乱的原因）》给赵元任看。对此，赵做了如下睿智的回应：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此语二义，一石二鸟：既对罗素的文章作了回应，“当前‘混乱’之原因，皆与先前的混乱密切相关”;同时，又对中国的姓氏“赵”，做了解释：”我这个’赵’，来自前辈的’赵’”。这样巧妙的应答，睿智满满，传为佳话，罗素也将其写入《自传》之中。

在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进程中，赵元任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不仅坚守中国文化本体，又不忽视向西方文化精华学习和提取。然而，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并非易事，难免会有过失。这一点，与罗素的预判和告诫是吻合的。

罗素讲学的另一位随同翻译则是杨端六，也是著名学者。这两人的背后，有着诸如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些学术组织作为支撑。时至今日，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不知更替了多少代人，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出版罗素的相关文集，这与当初建立起的“罗素情结”，干系极大。在漫长的一个世纪里，罗素那边的“中国情结”与中国这边的“罗素情节”，这两者依然缠绕在长长的时间线上，那文思并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堪称一个奇特景观。

在系统学里，文化属于“慢”变量，它的影响却可“水滴石穿”，其影响和作用，又如 “玉在山而草木润”一样，虽然不怎么显山露水，不声不响，但却久久为功。

第二个人，是孙中山。在罗素到访之前，孙中山对罗素已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真正理解中国的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赞美中国。”孙中山这样的评价，当不属简单的应酬之语，该是他走访多国，目睹反差，鉴别对比的结果。

孙中山意欲约请罗素共进晚餐，但是相互间难求共同时间的“交集”，最终没能如愿，实为憾事。历史倘有如果，也许会有更深刻的现象发生。尽管如此，罗素的“中国文化超过于欧美”这样的判断，对于孙中山，这位中国近代变革先驱，影响会是深刻的。

第三个是毛泽东。罗素去长沙演讲，是经过多次盛情邀请才应允下来的。罗素讲演的题目是《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担任翻译的是杨端六，担任书记员的，正是毛泽东。关于此次演讲的报道，后来发表在《大公报》上，毛泽东参加了该文稿的整理，以及后续的相关讨论。

在听了罗素讲演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公开表示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句话，是毛泽东对罗素演讲的肯定，说明罗素的观点起了作用。第二句话，是说罗素的主张，并不可行。对于此，恰恰说明了革命者与哲学家的区别。作为前者，不仅要考虑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更要考虑通向“目标”的路径必须可行。例如，毛泽东评论“教育救国”之所以“行不通”，用系统术语来说，这样的行动，不可能导致“跳出系统”的结果。

还有一点，罗素在其众多的演讲中，强调指出“有教养的人士”对社会其他人的带领作用。这些观点，与孙中山的“联合工农”、毛泽东的“发动工农”、“武装工农”，在基本走向上，不能说没有共同的地方。

如果把罗素的到访行为比喻为，是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版图进行“投股”，那么孙中山与赵元任，均属于政治-文化上的“硬核股”，而毛泽东，则属于“潜力股”，后者当时还没显山露水，但是其后续的发力不容小觑。

因此，我们用这三位人士作为“样本”，粗略地说明，罗素对这三位代表性人物的影响，牵引出他对中国的影响。系统学观点表明，人们间的交流，其影响都是双向的，这些人的睿智表现，反过来，也会对罗素产生影响。据杨端六回忆，他留下了如下文字：研究哲学并不是罗素来访的目的，他此次来中国，是为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而来。他觉得这事不仅有趣味，且非常重要，就是他将来要想对中国有所贡献，也就在这里。

笔者认为，杨端六的这段回忆之所以重要，在于让人们看清楚了，罗素这次访华的关键性旨义，远不止是一般性的访问。

那么，罗素访华，他是在什么样的人生背景下发生的呢？

罗素，正处于人生转折点

罗素访问中国时，他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恰当地回应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罗素，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罗素访问中国的意义。

罗素一生长寿，活到98岁，他访华的1920年，在其人生的年龄线段上，正处于“中位数”的位置。时年48岁，接近50岁的罗素，接近“知天命” “之年。 这个“中位数”是罗素一生的“分水岭”。这一点，有传记作家瑞·蒙克（Ray Monk）所写的大部头著作《罗素传》为证。他以1921年为界限，将罗素的一生，截然分为两段，上册为《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下册为《疯狂的幽灵1921-1970》，前者充分肯定，后者质疑不断，颇多抨击。

这部传记说明，罗素在访华之前业已功成名就。用中国人的传统的标准来衡量，他业已实现“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的伟业，功绩赫赫，尤其是在数学和分析逻辑学领域，他的科学成就已载入史册。

在人类认识演进的历史上，欧几里得几何的意义至关重要，它重要到这样的程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凡是几何上的认知，无论是已经发现的，还是尚待发现的，均可由这个系统演绎和派生出来。今天，无人不知的阿拉伯数字，其最早的出发点，正是采用线段的夹角个数来表达的。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的“出入相补原理”，正是基于几何对象具有这样深刻的本质：它们是可以“搬动”的、“拆分“的、”重组“的。从而使得，我国关于π的计算精度，领先西方长约千年。著名数学家阿诺（V.I Arnold）说，三角形的三条高必相交于一点，这个事实的意义，等同于说，地球是圆的。

但是，十九世纪时，非欧几何的出现，问题出来了。人们熟知的几何学上的“点”和“线”等要素，其表示方式竟然可以有那样大的差异！于是，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尖锐问题：数学还是不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科学？

这一难题，导致了集合论的诞生。集合论的起点很简单，只要把考虑的对象规定为元素，特定的集合则由不同的元素组成。然后，进一步考虑集合之间的相互的关系，诸如“包含关系”（它的逆向就是“属于关系”），“并集关系”，“交集关系”等。而且，这些关系都可以采用演算的形式表示出来。于是，集合论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前景：可以很顺利地将数学演算，包括将极其重要的“形式推理”，进行抽象。一句话，集合论，带来了一片令人兴奋的新天地。

顺便提一下，集合论与系统论之间，亦具有天生的缘分。有了集合论，便可把静止的“元素”，以及运动的“事件”一并纳入考虑，由其是其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事实上，运动的世界，所呈现的乃是时空里的“事件流”，人们对他的“捕捉”，很像是在进行某个“截屏”操作。一个事件，紧紧连接着下一个或多个事件，不会终止，不会完结，持续向前演进。“事件流”形成了复杂交错的轨迹链条，隐含着人们极为关切地重要关系，诸如“因果关系”等等。依照着这些关系链条，人们可以梳理出不同的模式和规律，指导或规范人们的管理、控制、决策等重要社会行为。笔者过去给研究生讲课时，称之为“事理”并借助于集合论等数学工具，梳理出“数理-物理-事理-心理-情理”五个层次不同的展现模式和关系。

集合论问世所带来的亢奋，在1900年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达到了顶峰。这集中体现为希尔伯特在会上提出的“形式化纲领”。这个纲领，如同是数学星空里的“北斗星座”，指引并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科学界，时达一百多年，至今不衰。

罗素，参加了这次大会。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气氛中，他，准备大干一场。

罗素在思考集合论时，偏偏不按照常规出牌，别出心裁地去考虑那些不是正常地用元素组成的集合，特地设想了一种“不以自身为其元素”的集合，不妨形象地说，这种集合“不自吞”自己，故不妨称之为“非自吞式”的集合。如果以此划线，那么，对于任何一个集合而言，不是“自吞式”的，就是“非自吞式”的，两者必取其一。

基于此，罗素把所有“不自吞“的集合，去构建一个新的集合，记为Ω。注意，Ω已经是集合的集合，或者说，是以集合为元素的集合了。那么，我们问：集合Ω是不是“自吞式“的集合呢？如果是，按照Ω的构造方式，就不能成为Ω的元素，这与假定相矛盾；如果不是，他就应该纳入Ω的构造元素，便成了“自吞式”的集合，与假定也矛盾。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Ω，既不是“自吞式”的，也不是“非自吞式”的，分明是一个 “怪胎”式的集合！

一个直观上看来，极为平常构造集合的方式，却在集合论这块“高大上”的领地上，诞生出了Ω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怪胎！令整个数学界脑崩，是可忍，孰不可忍！用数学术语来说，关于Ω的推理演算的不可判定性，给集合论带来了“颠覆性”的危机。

这就是以罗素命名的集合论悖论，简称为罗素悖论，发生在1901年。

我们知道，数学研究的动力，多半是属于“问题导向”型的，体现的方式一般为：第一种，来自现实世界需求的推动；第二种，以“问题猜想”的方式牵引拉动；第三种，则是以悖论方式带来的反向推动，旨在解决“危机问题”。这一次，罗素之所以”牛“，是在集合论的“大厦”里，发现了这个要命的“软肋”，给数学的发展，猛击了一掌。

对此，罗素并不甘心，决心解决自己发现的这个“漏洞”，其勇敢的承担，颇像我国的“补天”女娲，令人敬佩。悖论出现之前，罗素正在雄心勃勃地要打算重新梳理他之前的著作《数学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因为人们对此书的微词颇多。于是，在罗素的动员下，联手美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共同排除数学原理中的这种“自吞式”的恶果。这两人联手，乃是货真价实的“强强联合”，他们的目标也提升了，要重写另外一本新书，计划一年内完成。

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多半是“人算，比不上天算！”罗素以为，产生“罗素悖论”的方式很平常，克服这个麻烦的办法，也应该很平常。却不知，错！而且是大错。这两位学界“大佬”费了大气力，接近十年的时间，才将这本《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大书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于解决罗素悖论，这本《数学原理》让罗素的逻辑主义在数学领域，得以与另外的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写入了数学发展历史。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为了避开“自吞”的陷阱，罗素的逻辑推演系统，一套加盖一套，过于庞杂，令人望而生畏。

对此，庞加莱有着冷静的预判，他说，“我们建造了一个围栏 ( 集合论 )来放养羊群, 以防止它们被狼侵害, 但我们不知道在围栏中是否已经有狼，即使现在已经解决了罗素悖论, 但我们并不知道, 集合论是否还存在别的狼?  ”

事实上的确如此，尽管罗素和怀特海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却深感所碰到的问题实在难以排除，甚至还发出过“逻辑是地狱！“这样的呼叫。但是，他们当时终归不知晓“围栏”中一定会有“狼”，而且是没办法加以排除的。关于这一点，直到1935年，哥德尔才给出了明确的证明。

罗素年轻时就雄心勃勃，弱冠少年，就立下宏愿， 要写系列的大书，既要涵盖所有的科学领域 ，又要涵盖所有的社会学领域。《数学原理》这本大书完成后，罗素也就进入了人生的转折点：从书斋走向社会，从纯科学领域的研究转向关注起社会问题。

应该看到，造成罗素人生转向的原因，来自多方面：既有年龄原因（如智力上的限制随年龄而增长等），也有学术上的原因（如逻辑研究、或数学研究并不能导致永恒的真理，还有纯粹的逻辑的陈述与演算很难摆脱自然语言本身的含混性等），更有现实社会的原因（目睹他身处的现实社会的复杂与不公、战争带来的危害等），还有他自小就建立起的三种强烈情感，尤其是“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对于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如果不将“罗素访问中国”这一事件，与罗素人生转向，这两者结合起来分析，就不可能客观地评价这一事件，也不可能客观地对待他关于中国的好评和预判。

罗素转角处，遇上他的喜爱

罗素正好在他人生的转折点，接触到中国，并喜爱上中国。他这种喜爱，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即兴式的，应该将此视为，他的睿智知识沉淀与人生追求等要素的综合反应。这也导致了他的看法，不能不是超越的，既超越了当时西方知识界的普遍看法，更超越了百年漫漫时空。百年后的今天，人们重新加以认真审视时，依然感到那样鲜活，那样迫切。

我们无需多加评介，只是客观地列出他的观点。在这些文字面前，就足以让人们不能不“拍案叫绝”。而且这是，拍百年历史之大案，叫漫漫世纪之大绝。

对此，我们简要地将罗素的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 对中华民族的评价很高，这是总体性的。

对此，罗素说：我只想请读者记住一点：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中国人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民族之一。

第二、 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于其特有的文明，这是关键性的。

对此，罗素说：

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现正遭遇剧变。中国传统文明几乎独立于欧洲发展，其优劣美缺与西方情况迥然不同。所以，我们掂量不出二者孰轻孰重。
中华文化传统跟西方文化完全不同。……典型的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多地体会恬淡雅致之乐。

关于文化的关键性作用，易经里如下这段文字，给罗素的判定带来明确地支持：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

第三、 看好中华民族、中国精英、中国青年，这是系统（层次）性的。

对此，罗素说：

中国有教养的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

中国人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追求的只有 正义和自由。就所有构成人的幸福的因素而言，他们拥有的文明超过 我们……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唯一一个真的相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族群。

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国人绝不是这样。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虽然吸收了欧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态度。他们保留了率真坦诚，相信道德的力量，并以这种信念去打动别人。

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相信，经历过一些事情，通达人情世故后，他们有能力把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引到应该走的方向。
当然，他也尖锐指出中国人的弊病：贪财、胆小、麻木。

第四、 看好中国发展，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国，这是综合性的大预判。

对此，罗素说：

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在一二百年内，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

第五、 西方世界应该让中国独立发展，自主发展，这体现了系统论异质性的包容。

对此，罗素说：

如果能让中国人独立发展，他们会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品格的解决方案，而西方人绝对做不到。

第六、 四十多年后，罗素仍如是说。这是一贯性的。

1965年，当他的《中国问题》一书重印时，他这样写到：

我觉得，书中不是谈时事的部分，总的来说仍然是正确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的中国人与西方各民族之间性格的鲜明对比。

那时，中华民族的实践，距离民族复兴依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到了又过去半个世纪的今天，中国，已是历史上最接近“民族复兴”的时候，也是大致实现罗素历史兴大预判的时候。此时此刻，再次回顾罗素这次世纪性访问，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应该忽视这个预判带来的启发性意义。

关于罗素这本书，当时也正在访问中国的杜威，给出的这样的评价：

“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杜威的指向，是西方读者，而对于笔者来说，其启发性意义最突出有三点（不延伸论述）。

其一，罗素预判的历史场景基本实现了，但是我国面对的世界态势却更复杂了。用系统论的“模式”来刻画，犹如“多元的自由鸡舍，碰上了自由的狐狸。”。因此，“鸡”与“狐狸”的纠缠关系，其实就是文明间的博弈。对此，我们需要更大的智慧、更聪明的战略和战术、更加长远的耐心。

其二，身出贵族地位的罗素，深知“最有教养的人”的作用，并对中国的这一层次人物评价极高，希望也很大。

这对不对？笔者最近的研读领域，涉及一批最顶级的学者精英，深深感到，他们的作用，在当下更为迫切和关键。“钱学森之问“分明是明知故问，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后登攀，这层意义极为关键，必须下大力气开创提升人才质量的环境！

其三，罗素的转折，还体现在他要实现自己的“济世情怀”。对罗素，笔者称他是“只拿烟斗不拿刀枪”的和平斗士。他对世界和平的追求和捍卫，正是他这种“济世情怀”和“侠肝义胆”的体现。在这方面，他后半生表现得更加明显，都已是耄耋老人了，还和普通民众一起游行在大街上。 

我国的演进，从毛泽东的“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到习近平新时代的“世界命运共同体”，与罗素的这种“济世情怀”，有着息息相通的“交集”。罗素的“故事”，值得继续讲下去，而且要讲好。这不仅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外部世界的支持，尤其是西方世界里像罗素这样人士的支持。这样睿智的人士，这样同情贫苦大众的思想家，这样包容的对话者，一句话，越多越好，对世界有利，对中国有利。。

罗素访华，一百年，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百年如须臾，今古互相接。时光送走了罗素的人胎肉身，但送不走罗素的精神情怀。

似曾相识燕归来。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灵犀，携带着一种理性，一种温润，滋养世人，历久弥新。
 

（按语作者颜基义，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

荐读资料：
瑞·蒙克，罗素传（上下册）（2015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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