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响: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当年和今年大选的影响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7-03

关键词:西班牙流感;总统大选;妇女选举权;邮寄选票

摘要:1918-1919年的大流感(又称西班牙流感)造成了约5亿人感染,超过5000万人死亡。1918年大流感和新冠疫情有很多共性:都由核糖核酸(RNA)病毒引发;传播到了世界各地;长时间流行;造成了大范围的停工停产和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1918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中期大选年,政府为了不影响军心,掩盖了第一波疫情的消息;同时,公共卫生危机如同百年后的今天一样冲击了选情。因此,研究当年的疫情如何影响过去以及如何在今天被媒体复述,以史为鉴,将对我们在疫情背景下保障公众知情权和易感人群的投票权,实现选举公平,以及预测今年大选的结果有启发作用。

路易斯安纳州圣路易斯,因及早展开1918年大流感防疫工作,而死亡人数较少。


时间线

1918年大流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美国中期选举三者的时间线交织在一起。全世界死于疫情的人比死于一战的人还要多。为期两年的疫情分为三波,第一波发生在1918年春季,美国、欧洲、北非、中国都有爆发,传染性较强但致死率不高。此时,数万美军抵达欧洲战场前线,帮助协约国作战,加剧了疫情的跨大洲传播。历史学家白爽指出,“战时环境为病毒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密集的人员流动、物资短缺、士兵的营养不足和精神紧张都会降低人的免疫力。拥挤的轮船、火车、战壕和民间的爱国游行更是疾病传播的绝佳温床。”1918年7月到8月,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是役德军战败,由此协约国开始反攻。

8月下旬开始,第二波疫情来袭,病毒更具致命性和传染性。协约国于8至11月向德国发起“百日攻势”。有学者认为,疫情“打击士气,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影响军事行动和战局,加速议和时机的到来。”11月5日是美国中期大选投票日,选举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属的民主党占据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然而,在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大获全胜,时隔十年重新夺回两院的控制权。11月11日,德国签署停战协定。威尔逊如同二十多年后的丘吉尔一样,虽然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本国国内选举:1920年的总统大选,60%的美国人将票投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

疫情在1918年10至11月左右达到峰值后,战胜国的庆祝和远征军的返乡加速了病毒传播,令喜事变成了丧事。第三波疫情于1919年1月卷土重来,患者的死亡率介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这部分得益于一些国家所实施的防疫措施。到1919年夏季,这场大流感几乎销声匿迹了,在美国,有超过67.5万人因此丧命。”威尔逊政府防疫的失败既受战争因素影响,也与当时有限的科学认知水平有关。虽然民主党败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民众对其号召的进步主义内政和理想主义外交感到厌倦、渴望回归共和党主张的自由放任经济和孤立主义,但民主党政府在抗击疫情中的糟糕表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社会运动对今年大选的冲击与“一战”对当年大选的冲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社会运动与世界大战都属于暴力事件,选民能够直观地通过伤亡数字评估执政党的处理暴力事件的能力。威尔逊与特朗普都面临疫情加持暴力的双重危机,两人的防疫政策都宣告失败,那能否妥善解决第二重危机便成为胜选的关键手。威尔逊提出的战后愿景无法说服选民而下台,特朗普是否有意愿提出种族矛盾的解决方案来挽回选民,值得关注。

 

要防疫还是要胜仗?

第一波疫情来临时,美国如同其他欧洲参战国一样,为了避免造成国内恐慌和影响战事,首先选择了掩饰病毒的传播。威尔逊的顾问提出:“(战时)观点真假无所谓,重在其内在鼓舞(士气)价值”。威尔逊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国会通过了《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规定“传播、印刷、书写或出版对美国政府不忠诚、亵渎、诽谤或过分言辞,…或促进、煽动、倡导任何削减美国参战所需物品生产的行为,将被判处最高20年监禁”。政府还鼓励人们向司法部检举揭发“散布负面消极信息,鼓吹和平或贬低美国胜利的人”。

1918年9月,费城军营爆发疫情,上百名士兵入院隔离,市政官员仍呼吁市民无需担忧疫情,拒绝医生的建议——推迟为销售战争债券而举行的音乐会和大游行。20万人围观的游行之后6周时间,费城就有1.2万人丧命。联邦政府负责医疗的总医官仍认为:“如果已经采取了合适的预防,那就没有理由拉响警报。”历史学家约翰·巴里指出,威尔逊领导的白宫完全没有任何应对策略,“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曾经坐下来好好讨论,或者设法拟定一套足以应付疫情问题的全国策略。”有分析认为,“上行下效,费城的官员在疫情期间不断以谎言欺骗民众就不奇怪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因为告诉民众真相而被人举报是影响战争士气。”

1918年9月19日费城的报纸上破一千的病例与官员的安抚形成反差。

英法也是如此,参战国政府对疫情信息的控制加重了后果。公共卫生专家贾平研究发现,“英国舰队的医生们承认,(1918年)5-6月大约有过万名水手感染但只有4人死亡。在法国领土上,交战双方都有人员感染,但却被当作为牛流行热(three days fever),只有西班牙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报道。”这导致,到了6月疫情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迅速从欧洲传播到了从非洲到大洋洲的广大地区。

如今,悲惨的历史重演,百年后人民再次成为政府掩饰疫情严重性来维持统治的牺牲品。试举一例,截止2020年6月29日,巴西已有137万确诊,仅次于美国。快速增长的病例与巴西政府试图瞒报疫情有关。巴西健康部长6月5日宣布不再公布总确诊和死亡数据,幸得最高法院干预,才于6月9日恢复公开全部数据。巴里总结道,政府机关主管可以从1918年先例学到一个重要教训——切记务必对社会大众“说出真相”。

1918年秋季第二波疫情愈演愈烈之时,美国地方政府的防疫措施才姗姗来迟。一些州和县开始禁止公共集会,关闭学校、教堂、剧院、酒吧等公共场所。选举候选人减少了火车巡回演说行程,通过报刊发文、邮寄广告来争取选民。

快到11月时,出现了东部人口密集区疫情得到控制、疫情向西部人口稀疏区扩散的情形。这与2020年6月美国疫情反弹分布情况稍微相似,现在,纽约州等初期确诊数多的人口大州疫情增速放缓,西部的亚利桑那、华盛顿和犹他以及“阳光地带(Sun Belt)”的德克萨斯、佛罗里达、阿拉巴马、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则出现了反弹。这些州的州长与百年前一样,自认为本州人口密度低、第一波确诊数少,低估了病毒的传播能力和人口的流动性,而太迟地启动防疫措施或太早地重启经济。

一战时,爱国主义拒绝了延期大选的提议。西方传统认为,行使民主权利是表达爱国心的一种方式。法学教授贾森·马里萨姆(Jason Marisam)的研究表明,虽然美国国内有过延后11月大选的讨论,但鉴于欧洲战场美军捷报连连,为了与前线战士一起报效国家,人们坚持投票照原期举行。根据内布拉斯加大学博士克里斯汀·沃特金斯(Kristin Watkins)的研究显示,大选投票前5天,内布拉斯加暂时解除了公共集会的禁令来办竞选活动,却导致了感染数的骤增。事后证明1918年11月确诊数是整个疫情期间的峰值,以“后见之明”看,竞选集会和大选的确加速了疫情的传播。

1918年投票日出门投票的人数比往年少了一成。1918年中期大选投票率为39.9%,而1910和1914年中期大选投票率分别是52%和50.4%。学者分析投票率低有两个原因,一是两百万成年男性在海外参战;二是疫情使人们不敢出门投票。

 

最后一次妇女没有投票权的全国大选

1918年大流感间接推动了妇女投票权载入美国宪法。当时,男性劳动力要不然因大流感住进医院,要不然奔赴“一战”欧洲战场,美国国内劳动力供应短缺,大量妇女走上工作岗位。公共卫生学者克里斯蒂·布莱克本(Christine Blackburn)提出:“在美国,那场流感和‘一战’带来的劳工短缺问题为女性加入就业大军铺平了道路。”同时,“有证据显示,1918流感给许多国家的女性权益带来影响”。占据了全国就业人口21%的女性获得政治权利变得顺理成章,女性积极投入抗击疫情和支援前线,打破了男性认为女性没有能力参政的刻板印象。女权活动家在无法集会的情况下,挨家挨户游说民众支持第十九条修正案,她们广泛引用了威尔逊的话——“妇女投票权是对女性战时牺牲的合适奖励”。女权运动先驱为争取投票权发起的超过七十年的抗争迎来胜利的曙光。191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保障了美国女性投票权。

1920年前女性拥有投票权的州。深蓝色为可以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浅蓝色为只可在部分选举中投票

1918年中期选举是争取妇女投票权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俄克拉何马州、密歇根州、南达科他州于当年加入到十余个赋予女性在所有选举中投票权的州的行列。女权活动家阿洛伊修斯·拉尔克-米勒(Aloysius Larch-Miller)已经感染1918年流感,她拖着病体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会议上为批准第十九条修正案作证。她赢得了修宪的胜利,却输给了死神,肺炎带走了这位英雄。她们的努力取得了效果,两位在任的参议员因为反对女性投票权而败选,四分之三的州批准了第十九条修正案,修宪门槛得到满足。1918年大流感助推了妇女获得投票权,对疫情条件下进一步扩大民主权利提供了先例。允许所有人都可以进行缺席投票便在这一年提上了日程。

 

邮寄选票是疫情下选举公平的救命稻草吗?

邮寄选票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没有相关法律或程序支持邮寄选票可以在疫情下推广。在美国,投票方式由各州自行决定。邮寄选票是选民在投票日无法前往投票站的情况下的一种主要弥补方式,选民提前向当地的选举办公室索要一张空白选票,填好后在规定截止日期之前邮寄回选举办公室。自美国内战起,军人就可以通过邮寄选票的方式参与选举。1918年大选邮寄选票的记录不多,这受制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即使身在欧洲的美国军人填写了选票,也无法在战时短时间内寄回大洋彼岸。后来,缺席投票的范围才从军人扩展到因公务或服刑而不能前往投票站的更多选民群体,一些州要求提供缺席投票的正当理由才能发放空白选票。邮寄选票能最大程度减少投票时的交叉感染,因此,2020年疫情爆发后,一些投票权倡导组织和民主党人呼吁进一步扩大这种投票方式的使用,要求各州无理由发放空白选票或不需选民申请就把空白选票寄去。民主党为之摇旗呐喊的原因是,邮寄选票的选民大部分是无法在工作日几个小时不挣钱去排队投票,或所在社区投票站少又没有车的中下层民众,而这些选民大多是民主党人的拥趸。

2020年各州对邮寄选票程序的调整。黄色和深蓝色为选举办公室自动为全体选民寄送空白选票,浅紫色为暂停缺席选票资格限制,黑色为延长邮寄选票截止时间。

尽管民主党人2019年开始在多个州暂停了以往只允许军人等个别群体缺席投票的限制,但在2020年上半年的两次诉讼中折戟,最高法院拒绝以违宪为由强制威斯康星州、得克萨斯州选举办公室修改投票方式。得克萨斯州作为今年的关键州,仍要求选民在索取空白选票时提供正当理由。民主党找不到在疫情下推广邮寄选票的法理依据,不得不争辩说,得州只允许65岁以上选民索取空白选票构成对65岁以下选民的年龄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最高法院主流意见并不认可这一解释。邮寄选票在疫情下能否推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州执政党的决定。

邮寄选票将给选举结果揭晓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以近期的6月23日民主党初选为例,选举官员表示可能最迟要到6月30日邮寄选票才能全部寄到并清点完。投票日当夜,肯塔基州建制派候选人艾米·麦格拉思(Amy McGrath)在现场投票清点完毕后遥遥领先于进步派候选人查尔斯·布克(Charles Booker),可随着邮寄选票的陆续到来,6月25日中午布克一度反超麦格拉思;而到截止6月29日,麦格拉思重回43.5%比40.9%的微弱领先地位。这长达一周的、轮坐头把交椅的开票过程若发生在总统大选中,可能给战败一方提供重计选票的诉讼借口;若执政党落后的话,他们可能利用计票期制造恐慌来提高支持率并寻求重新投票:邮寄选票导致的漫长开票将给政府、选民和国际局势带来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

 

结语

1918年大流感有着“大流行之母”的称号,可造成如此巨大损失的疾病在历史研究与大众文化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一战”太过喧嚣,且战时政府阻止媒体报道疫情,导致大众对此关注不多、留下的历史资料不足;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过去只关注政治史研究,对疾病史着力较少。1918年大流感被遗忘的代价便是百年后的人们在全球性疫情再度来临时没能做好准备,重蹈历史覆辙。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美国媒体对1918年大流感的介绍性文章因政治倾向而各有侧重。《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自由派媒体的报道较为全面,含沙射影特朗普政府在重蹈覆辙;而福克斯等保守派媒体只关注百年前的死亡人数和医护手段,对威尔逊政府的失职闭口不谈。特朗普除了不从历史上汲取教训外,还在继续制造着社会对立。巴里在《大流感: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写道:“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 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

特朗普政府能否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成为今年治理疫情和挽回低迷选情的关键。首先,应实时公布准确疫情动态,保障公民知情权;其次,减少竞选集会,强制选民投票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其三,把握合适的重启经济时间点,避免匆忙决策带来的疫情反弹;最后,推广邮寄选票,在计票期间保持行政中立。选举固然重要,但政治不能高于人的生命,历史上和当今的政客若以人命为代价换取自身政治筹码,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张守岳;校对:葛健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