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全球化衰落 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大脱钩?

来源:中评社时间:2020-07-0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28日在民智讲坛举办以《经济大脱钩与全球化的“哀歌”?》为题的讲座,期间谈及全球化当前遇发展困境和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大脱钩时表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面对困境中国可以选择做全球化衰落的顺应者、区域集团的拥护者或是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最终需要在实践中形成中国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图源:直播截图)

李巍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体现为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经济总量的飞速增长,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所以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李巍指出,过去40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最为成功地驾驭了全球化的力量,原因在于有选择性地参与全球化。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商品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工厂。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的生产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现在才刚刚开始,而且中国并没有开放资本的全球化、人员的全球化和信息的自由化。中国能把“糖衣”——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吃进去,是因为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巨大的人力资本,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同时也有最多的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中国有优良的基础设施,从深入人心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就可见一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方便企业组织有效的生产。另外一方面,中国能够把“炮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吐出去,形成中国特色。中国始终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某些领域,比如信息、人文、资本,构筑了非常坚固的城墙和壁垒,能够尽可能减少全球化在这些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过去40年,中国奉行了低调的外交政策,不当头不争论,不争论体现为不进行意识形态的辩论。这种外交政策能够尽可能减少外界的压力。

李巍提到,今天全球化遇到三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经济的分化,进而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具体表现为阶级分化、产业分化、地域分化、国别分化。第二大困境是身份政治中“我们是谁”的问题,身份政治逐渐压倒利益政治,大家更关心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谁?我们的认同是什么?世界政治中出现了全球认同的衰退和出现集团认同的反弹,对国家、族群、地域、文化的反弹。第三大困境是治理困境,表现为国家的失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力应对贸易、商品、资本、人员的全球化,它们的国家治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导致经济出现大脱钩趋势,这暴露出全球化的一系列危机。一是全球领导危机,美国毫不负责,不愿承担领导成本,中国看起来也不太自信,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总体上显得不太从容,而要当领导,一定是要挨骂的,世界上没有不挨骂的领导,因此中国从心态上来讲,恐怕还难以承担全球领导角色。二是全球治理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瘫痪,各个国家“自扫门前雪”,没有公共机制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也没有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第三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危机,体现为在岸生产和近岸生产将在后疫情时代成为主流。第四是全球贸易危机,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一些国家筑起关税贸易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正常运转,疫情严重导致航线阻隔。第五是社会治理危机,即排外主义进一步发酵和蔓延。

李巍认为,面对经济大脱钩,理论上中国有如下三种路线的选择:一是做全球化衰落的顺应者。坚守某些国家主义导向的经济政策、拒绝更大程度的开放,构建独立技术体系,坚持独特中国模式,适应中美经济脱钩。二是做区域集团的拥护者。中国专注于东亚区域发展,积极打造东亚生产网络,强化东亚治理机制。三是做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未来进行自我的更大开放,包括商品、资本、信息、人员、技术等,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为别国做出榜样而非实行大棒政策,让他国自愿模仿,拿出应对全球治理的具体方案而非空喊口号,积极维护多边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方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以相互借鉴,未来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应对全球化的系统性方案。


中评社北京6月30日电(实习记者 崔锴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