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政党政局与“毒品风云”

来源:海图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6-25

 

 

【摘要】墨西哥早在21世纪初,便以政党轮替为标志,完成了民主化改革。然而民主并没有解决根深蒂固的毒品问题,在2006年,卡尔德隆政府与毒品卡特尔之间爆发了持续至今的毒品战争,伤亡无数,治安动荡。在这期间,民主的发展与秩序的倒退并存,不禁让人思考:“墨西哥的政党政治与毒品战争的关系是如何演化,为何会呈现出当前的混乱局面?”

【关键词】政党政治,毒品战争,程序民主,民主改革,选举制度

 

一、冲突缘起

墨西哥的毒品暴力矛盾问题旷日持久,墨西哥是海洛因与大麻进入美国的主要来源地,墨西哥毒贩早已建立起当地配套的流转系统。2006年政府和军队介入打击,呈现严厉的打击姿态,但令人失望的是收效甚微,成千上百的墨西哥人,包括政治家、学生、记者都因暴力而丧生。而2018年则是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年,这一年共有33341起凶杀或袭击案件被登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正值全国大选,此次选举首次开放允许独立候选人参加,但132名候选人惨遭杀害,因此被称为墨西哥近代史上“最血腥的大选”。事实上,自从墨西哥从20世纪80年代向民主化转型后,伴随着革命制度党(PRI)倒台,选举逐渐开放,地区的领袖更替更为频繁,墨西哥的毒品暴力也开始泛滥。

纵观过去针对墨西哥毒品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在民主转型前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如何为毒品产业的泛滥提供便利,即毒贩集团和执政党之间的“庇护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在政治环境更为开放后,这种关系受到冲击进而引发毒品暴力,并且毒品暴力对于政治有着反作用力;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新世纪的“毒品战争”鲜少被涉及,针对墨西哥毒品泛滥的研究也极少涉及党政更替对其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围绕2006年持续至今的毒品战争,探讨政党政治--包括政党制度、政党轮替和选举制度等,在毒品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一直盘踞于墨西哥的毒品战争。

 

二、民主中的毒品风云

 

2006年的毒品战争爆发至今,墨西哥政局已经历两次政权更迭,政治与战争的博弈呈现出明显的特征:

首先,墨西哥的程序民主在毒品战争中依然走强。2006年至今,墨西哥的选举自由不断扩张;政党政治得到发展,以革命制度党为例的一党专政的时代成为过去,2018年的大选首次允许独立候选人参与;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总统与议会的投票率都在稳定上升。但通过实际考察,这种所谓民主,并不能给墨西哥摆脱毒品战争带来益处,社会秩序并没有因为民主的进步而有所改善,这直观地反映在墨西哥的犯罪率不降反增,这种进步甚至激化毒品集团与统治集团的矛盾,正如在2018大选年中,132名候选人惨遭杀害。

 

其次,我们发现政权更迭阶段往往与毒品战争白热化阶段重合。在13年间,墨西哥分别经历2012年涅托与2018年洛佩兹的当选,碰巧的是,墨西哥的蓄意谋杀案在选举前迅猛增长,见下表;由此,笔者认为冲突的激化对政权更迭是相当敏感,政党轮替,权力更迭往往伴随着毒品战争的升级,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引起深思,笔者将在下文进行分析。

最后,政党之间的政策分歧在毒品战争中尤为显著。在这期间,在位的三位总统分属不同政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做法没有一致性,卡尔德隆坚持“军事化策略能让墨西哥更为安全”,随后上台的涅托则提出“放弃激进的方式,关注重心从毒枭转移至减少暴力与犯罪”,而2018年继任的洛佩兹则主张“采取哥伦比亚模式结束暴力,即借助法外特赦获取对方信任,解决内战和毒品危机”。并且每一任总统都是在大势已去的状态下退位,完成政权更替,这就造成了下一任总统必须提出不一样的方案,才能够赢得民意。

 

三、政党政治与毒品战争斡旋背后的逻辑

以上这三个特征之间存在内部的逻辑链,笔者认为:首先,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对政党政治影响深刻,选举的激烈与政府内部的分异使得政党更迭更为频繁,加剧了大选期间的政局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毒品战争的升级,于是政党更迭与毒品战争白热化的时期表现出重合的状态;而在政党完成更迭之后,新上任的政府所颁布的对抗的毒品卡特尔集团的政策是基于执政党的利益,由于十三年间每一任获胜总统所属政党的不同以及墨西哥宪政制度的特殊性,政府制定的政策或者态度缺乏连续性,毒品战争的进展自然深陷泥潭。那么,政党政治因素是其中的推动者,也是被推动者,为什么政党政治会与毒品战争呈现出如此复杂密切的关系呢?

第一,由于过去一党独裁的记忆深植于墨西哥人的脑海中,于是他们狂热地拥护着多党制的民主,为了争取选民,各政党必须满足墨西哥人民对于民主的诉求,于是墨西哥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程序民主发展迅猛。但是这样的民主并不构成“实质民主”,从墨西哥的情况来看,政党利用“程序民主”控制选民,程序并不仅是人民额外的诉求手段,反而成为了政党的工具,为政党的各类行为与目的披上合法性的外衣,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整体存在质的飞跃。

第二,笔者认为政党更迭时期的暴力升级与毒品卡特尔的战略选择存在关联。民主化改革后,新兴政党不断涌现,并且结合选举制度的变革,使得继任者极有可能来自不同的政党或者中央和地方所属政党不同。这两种情况直接导致毒品卡特尔不能沿袭贿赂手段寻求庇护,因为伴随着政党数量上升,毒枭的政治贿赂成本攀升。于是他们转向建立成本可观的私人武装力量,这恰恰是社会秩序混乱的诱因;同时,毒品卡特尔通过私人武装力量得到权力后,则会希望借助暴力获得某个地区的控制权,而在大选期间各地区领导人专注竞选,这对毒枭来说,就是夺权的最好时机。那么这就导致在选举前后,毒品暴力问题总是极为严峻。

第三,政策的不连续与政党更迭有着密切的关系。墨西哥宪政体制中规定“民选官员不得连任”,这就使得总统缺乏制定长期政策的诱因,缺乏思考政策的可延续性,这一规定的存在,也使得几乎所有民选官员在上任不久,都会积极地思考卸任后的规划,而他们制造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民意下滑,新一任政府为了巩固民主基础需要制定新战略去解决。并且由于规定只有一次任期,总统以及相关官员的专业化程度和经验性都稍显不足,如卡尔德隆政府只考虑逮捕毒品团体的头目,忽略残余势力的处理问题,同时也罔顾经济发展机会。

因此,笔者认为首先是墨西哥选民渴望社会稳定的偏好并没有得到满足,并且墨西哥特殊的宪政要求“民选官员不得连任”,导致每一任总统都来自不同利益诉求的政党,需要重新制定政府政策满足选民的需求,形成“朝令夕改”的局面,使得毒品战争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总的来说,墨西哥政府在应对毒品战争时,有其历史性和复杂性,但不可否认,墨西哥政治制度的固有缺陷依然阻碍着毒品暴力的解决,包括腐败、民主程度与人民水平不相合、政府内部分裂等。从墨西哥的案例中,笔者认为可以总结出一下几点教训:

第一,政治制度的选择必须符合国情,一味民主不等同于良政。对于墨西哥来说,多党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改变了一党独裁的局面,但是政党的轮替并没有解决腐败问题。而且,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民主程度并不匹配,根据对2012年大选的调查,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甚至高于毒品战争带来的治安问题。第二,实现良政不可或缺的条件是监督体制的体制,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体制,真正提供让百姓了解政党运转的机会,自觉接受审查和监督,打破“人亡政息”的现象。第三,必须坚定打击“毒品战争”的决心和手段,不同政党也应该一致对外,借助美国的资金和武装力量,制度全面对抗毒品战争的方案,而绝不仅仅是用武装暴力手段介入,可以从经济源头、走私管控、普遍管辖权等角度完善打击毒品战争的计划。

墨西哥的新总统洛佩兹曾宣布,“毒品战争结束,不会再有战争了。我们需要和平,并且我们正在实现和平···不会再有毒贩头目被逮捕,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社会的安全”。这场战争,在新总统洛佩兹的宣言中,似乎是结束了。但是现实中,这场“战争”依然在继续,未来毒品卡特尔集团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依然会影响着墨西哥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墨西哥政治发展中毒品经济的影响,难以剥离。墨西哥需要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详实持续的计划,联合内外力量,阻止其继续发酵与恶化。

(作者为陈欢婷)

 

参考文献:


1、 Nick Miroff and William Booth, “Mexico’s drug war is at a stalemate as Calderon’s presidency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 20,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he_americas/calderon-finishes-his-six-year-drug-war-at-stalemate/2012/11/26/82c90a94-31eb-11e2-92f0-496af208bf23_story.html  访问时间:2019.20.26.
2、 Data from IDEA, “Voter turnout by election type”, IDEA  https://www.idea.int/data-tools/country-view/220/40 ,访问时间 2019. 10.25.
3、 Patrick Corcoran: “Mexico President Reprises Controversial Kingpin Strategy”, Insight Crime, June 6, 2017,  https://www.insightcrime.org/news/analysis/mexico-president-reprises-controversial-kingpin-strategy/ 访问时间:2019.10.27.
4、 曾朗天:《墨西哥毒品战争:政党轮替失治的暴力全开》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259000
5、 Rivera. J. A. A ,“Grandes expectativas: La democracia mexicana y sus descontentos/Great expectations: Mexican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ales, Vol.59, 2004,p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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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彦斌:《从新制度主义看墨西哥宪政体制对其政党政治的影响》,载《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08年,第十四卷第二期,第79-101页;
8、 Hunt, E, “Whistling by the drug war's graveyard.”  Washington: Inter-Hemispheric Resource Center Press.,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