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提要

 俄专家建议沿“南-北”轴心审视后危机世界秩序
【内容提要】沿着“南-北”而非“西方-非西方”轴心考虑全球系统性危机的后果可以发现，危机减缓了权力和资源从北方到南方国家的重新分配，增强南方对北方的依赖。中短期内，南方比北方更难摆脱疫情危机影响；危机将在南方造成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南方国家将被排除在后疫情时代的新技术和经济体系之外；北方将减少对南方的援助；多数南方国家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南方国家的任务是推动社会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将有利于实现南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俄在安全领域对南方产生重大影响；高水平的全球治理体系将有利于弥合南北文明鸿沟。
【发表时间】6月9日发表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官网

 俄专家呼吁改革联合国以建立国际机制新架构
【内容提要】国际组织在维持国际日常事务方面陷入僵局，世界迫切需要建立国际机制新架构并实现以发展为中心的优先事项：首先，联合国必须在建立新国际组织、重组国际机构方面发挥作用，以推动国际合作。其次，应把全球治理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力量平衡问题提上议程，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最后，鉴于新冠危机表现出非核和非军事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安理会需处理更广泛的国际安全问题。
【发表时间】6月10日发表于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官网

 俄前驻英大使认为中美无力将其他国家拉入新两极对抗
【内容提要】尽管美中矛盾不断升级，但全球被拉入新两极对抗的可能性不大：第一，中国没有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也不存在拉拢军事盟友的想法。第二，多边外交机制将持续存在，世界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只能通过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抵消。第三，国家将更加关注本国利益，特朗普主义几乎没有推广和发展的余地。
【发表时间】6月11日发表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 摩尔多瓦外交官认为新雅尔塔体系难以强制执行
【内容提要】俄罗斯认为“新雅尔塔体系”作为一剂久经考验的老派地缘政治良药将使世界再次稳定下来，其实质是回归势力范围，在某些地区安置不结盟或中立的缓冲国家。但小国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大国间的协议接受地缘政治安排，俄缺乏强制执行地缘政治协议的力量和资源，西方也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新雅尔塔”体系不可能强制执行。
【发表时间】6月9日发表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官网

 俄著名学者认为需建立更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内容提要】全球化浪潮与未来世界秩序深刻交织。未来世界秩序的最大分歧将发生在全球化进程的赢家和输家之间，持续动荡将伴随整个过渡期，直至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生成。有必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管控大国之间的战争风险，应对常见的安全挑战，管理区域性冲突，充分发挥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作用。
【发表时间】6月5日发表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官网

 俄智库专家认为不应忽视经济因素对俄外交的重要影响
【内容提要】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俄罗斯应考虑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一是从军备平衡向经济平衡过渡；二是新的世界经济现实与摆脱西方制裁困境的需要；三是重视俄罗斯全球化数字化中的地位；四是结合中美竞争制定外交政策，与中美保持距离，避免提供替代性领导。
【发表时间】6月15日发表于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官网

 美专家认为应着眼2030年谋划和管理美俄关系
【内容提要】美俄关系处于自冷战以来的最低点，两国间几乎所有的高层对话都已暂停，但两国最终将重新接触。在设想两国关系议程时，一是应考虑2030年美俄领导人将面对新的全球格局；二是应认识到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双方累积的矛盾以及在利益、价值观和全球秩序概念上的深刻分歧，都将导致两国难以和解，两国需就分歧问题恢复高层对话；三是美俄应建立框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进行合作，在分歧升级前处理分歧。
【发表时间】6月15日发表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

 美学者认为美大选后可尝试向俄伸出援手
【内容提要】改善美俄关系，采取积极防御政策与开放态度相结合的激进政策将更好地保护美国利益。无论谁成为新的美国总统，都应再次尝试与普京打交道。作为应对，美一应动员全球联盟，加强内部防御，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以遏制俄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入侵；二该重新与俄进行谈判，为俄提供替代中国的选择；三要与俄民众加强接触。
【发表时间】发表于《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合刊

 奥地利学者认为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将威胁欧洲安全
【内容提要】5月21日，美国单方面宣布将于六个月内退出《开放天空条约》（OST），此举将对欧洲安全产生巨大威胁。美方认为，俄违反OST的做法破坏了条约的透明度与合作目标，并且其正在利用执行OST的侦察机收集美国和欧洲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信息。美国退约不仅降低了美俄之间的谈判余地，还有可能在北约盟国之间制造隔阂，并最终破坏团结。目前其余缔约国并无退约打算，维持OST的继续存在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发表时间】6月10日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官网

 俄学者认为俄美应制定双边协议以防北极地区武装冲突
【内容提要】美国将中俄视为对美在北极地区国家安全的共同挑战。中国致力于成为北极地区资源和航运的主要受益者，俄罗斯则希望在国家层面对北海航线航运进行控制。北海航线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了数十年来俄美关系中的主要症结，美或将对俄采取军事行动，从而可能将两国置于局部武装冲突的边缘。因此未来几年内，俄美应制定和更新一系列双边协议，以防两国在北极地区发生任何形式的武装冲突。
【发表时间】6月3日发表于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官网

 俄学者解读未来中俄关系的四种可能走向
【内容提要】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已存在二十余年，双方加强这一组双边关系有着各自的战略需求。中俄官方否认任何建立政治军事同盟的意图，但俄不止一次将两国关系描述为“盟友”，旨在向西方发出信号：距离俄中建立全面联盟仅一步之遥。新冠疫情爆发后，中俄关系或将变得更加强大，但未来几年内，中俄关系或将有四种不同的发展趋势。然而无论怎样，中俄均不愿、也不太可能陷入敌对关系。
【发表时间】6月13日发表于德国斯普林格电子期刊官网

 美学者认为俄罗斯转向亚洲战略的结果喜忧参半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试图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成为西方安全体系的一员。然而，北约东扩等事实使俄意识到这一想法的不切实际，转而奉行多元外交政策，面向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中俄关系成为了俄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但是，随着中俄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俄不太可能接受充当中国次要合作伙伴的角色，这或将促使其修复与美及欧盟的紧张关系。
【发表时间】6月10日发表于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官网

 

 
俄专家建议沿“南-北”轴心审视后危机世界秩序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

世界当前面临着系统性危机，区域和全球各级参与者之间力量平衡将经历重大调整，各国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政治手段等都会发生转变。如果沿着“南-北”而非“西方-非西方”轴心考虑全球系统性危机的后果，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基本趋势的传统观点将不可避免地在危机后发生改变。实际上，危机减缓了权力和资源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的重新分配，从而增强南方对北方的依赖，并导致后危机世界全球不稳定因素主要集中于南方。

对于南方而言，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导致能源价格急剧下跌，随之而来的是中东（叙利亚）、北非（利比亚）、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等地区的冲突局势加剧。此外，中美之间地缘政治和经济对抗或将使南方国家从世界政治主体转变为超级大国操纵的对象。

通过分析全球系统性危机对南方国家中短期的影响，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第一，南方比北方更困摆脱疫情危机的影响，南北力量间的一般联系将发生变化。
第二，危机将加剧全球南方先前普遍存在的负面发展趋势，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造成众多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第三，北方对南方发展的兴趣将减少。在后危机世界出现的技术链和新经济体系中，南方的大多数国家将被排除在外；
第四，对于北方国家而言，南方将更多被视为问题而非机遇。同时，北方将减少针对南方国家的技术援助、人道主义行动和贸易优惠等。
第五，南方大多数国家间的冲突将无法解决。这些冲突在短期内或将得以缓和，但将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下去，并呈现周期性加剧的特点。
第六，不能完全排除南方国家在经济突破、向新技术结构过渡、社会稳定和国家机构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成就的可能性。
第七，南方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将是促进社会经济进入符合国际标准的可持续发展轨道。这将需要南方国家长期规划，以向新技术结构转变。
第八，实现南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应改革国际经济体系，南北之间需要新的“大交易”。
第九，俄在安全领域将对南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发展议题上作用有限。
第十，长期的战略任务将是弥合南北之间的文明鸿沟。更高的全球治理水平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马真骅  编译）

文献来源：
“世界秩序危机和全球南方”
“Кризис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и глобальный Ю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ctivity/publications/krizis-miroporyadka-i-globalnyy-yug/

 

俄专家呼吁改革联合国以建立国际机制新架构

雅罗斯拉夫·利索沃里克（Ярослав Лисоволик）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市场分析部负责人，
俄罗斯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成员

在疫情危机的影响下，传统军事安全不再是全球安全的唯一领域，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被提上议程。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固有的缺陷加剧了疫情危机。一方面，基于保障本国利益的现实主义政治弊端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在制定抗疫措施方面效率低下，无论是在国际机构、区域集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面临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危机发生的频率和深度表明，国际组织在维持国际日常事务方面陷入僵局，世界迫切需要建立国际机制新架构并实现以发展为中心的优先事项。

首先，鉴于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将面临危机，联合国将必须在建立新国际组织、重组国际机构方面发挥作用，以推动加强国际合作。这意味着联合国与区域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将不断增强，并且形成职能分层，通过不同职能层面的措施降低健康、网络安全和环境领域的风险。

其次，加强国际合作还将全球治理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力量平衡问题提上议程。这将要求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扩大其参与基础。一种方式是以区域组织的形式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根据大洲和世界主要地区划分安理会席位。

最后，联合国安理会不仅结构陈旧，而且军事力量因素占主导地位。然而，新冠危机表明非核和非军事安全问题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安理会的旧核心将逐渐被区域和大洲之间更开放的互动所取代，这种互动将能处理更广泛的国际安全问题。（马真骅  编译）

文献来源：
“全球价值观重组：如何改变制度结构？”
“Глобальн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ценностей: как измени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globalnaya-perestroyka-tsennostey/

 

俄前驻英大使认为中美无力将其他国家拉入新两极对抗

亚历山大·雅科文科（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енко）
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愈发不掩饰其全面孤立中国的企图，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新两极格局的形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当前情况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明显不同。冷战时期的世界被分为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对抗状态的两个系统，两个阵营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且由于美苏相互歼灭的能力相近而在战略上相互依存，促使双方寻求战略稳定的方案。而如今，在世界各国利益相互渗透的背景下，中美无论在战略还是经济领域都相互依存。美国企图摆脱这种依存关系，然而强行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只会使其利益受损。总体说来，全球被拉入新两极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第一，中国没有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也不存在拉拢军事盟友的想法。中俄关系虽然紧密，但双方不可能结成盟友。中国显然还没有准备像美国一样“建立帝国”，这不符合其历史传统。

第二，多边外交机制将持续存在。没有国家会拒绝已经形成的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传统多边外交机制，即便美国可能从中退出。几年前，西方国家为响应特朗普政策的挑战，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并宣布德国为西方的新领导人。世界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威胁和挑战，这些挑战和威胁只能通过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来抵消。

第三，国家将更加关注本国利益，特朗普主义几乎没有推广和发展的余地。

因此，新两极结构及其对全球政治影响的基础非常脆弱。美中矛盾将会升级，但是双方并没有将其他国家拉入其对抗的潜力，除非受到某些精英人物性格弱点的影响或者出现严重失误。（马真骅  编译）

文献来源：
“新两极：不和我们同在的人反对我们”
“Новая биполярность: кто не с нами, тот против нас”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novaya-bipolyarnost-kto-ne-s-nami-tot-protiv-nas/

 

摩尔多瓦外交官认为新雅尔塔体系难以强制执行

尼库·波佩斯库（Nicu Popescu）
摩尔多瓦外交和欧洲一体化部部长

普京于201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肯定了雅尔塔体系在避免大规模动荡方面的作用。在普京看来，面对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雅尔塔”作为一剂久经考验的老派地缘政治良药将使世界再次稳定下来，其实质是回归势力范围，在某些地区布置不结盟或中立的缓冲国家。

“新雅尔塔”可以遵循强效配方或弱效配方。其强效版本是对俄在一些后苏联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含蓄承认，弱效版本是在以乌克兰为主的几个后苏联国家采用不结盟或中立模式。而这剂灵丹妙药的关键地缘政治成分是欧洲接受俄的势力范围，以改善俄欧关系。

旧雅尔塔体系不只是基于协议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而是大国试图削弱彼此联盟、拉拢新合作伙伴的体系。从本质上讲，雅尔塔体系是带有竞争性的。但普京却将其描绘成一个秩序井然、负责任的大国互动。

要建立一个“新雅尔塔”，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俄对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等国家的控制权，同时强迫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等国接受不结盟或中立地位。然而，即使大国能够初步实施这一设想，新雅尔塔也不太可能为新欧洲安全架构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存在将是短暂的。欧洲历史上的这些时刻提醒我们，地缘政治协议不会自己产生，而是需要强制执行。然而，小国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大国间的协议接受地缘政治安排，俄缺乏强制执行地缘政治协议的力量和资源，西方也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新雅尔塔”不可能强制执行。

老药通常因为副作用太多而被丢弃，雅尔塔系体系的转世也是如此。冷战和雅尔塔体系的教训在于没有在北约和华约之外寻找盟友，也没有与不结盟国家建立经济、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网络。G7国家或将在反思欧洲安全架构未来时牢记这些教训。（马真骅  编译）

文献来源：
“为什么新雅尔塔不能结束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不快”
“Why a new Yalta wouldn’t end the malaise between the West and Russia”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why_a_new_yalta_wouldnt_end_the_malaise_between_the_west_and_rus

 

俄著名学者认为需建立更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

全球化浪潮与未来世界秩序深刻交织。全球化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扭转或大幅减缓，并将在根本上保持不平衡，失败国家甚至成功国家的失败地区都将被排除在外。未来世界秩序的最大分歧将发生在全球化进程的赢家和输家之间，向新全球治理体系过渡期间国际秩序将持续动荡，为此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

一是需要管理大国之间的战争风险。全球化进程会逐步将国际体系的重点从传统的大国竞争转移到全球核心与全球边缘国家之间，核心地区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不会消失，对竞争对手意图的错误评估或政治危机的无意升级，以及大国关切的国家发生国内冲突或代理人冲突，都可能引发大国直接军事对抗。

二是需要应对常见的安全挑战。共同安全挑战的规模和数量将会增加，并成为公认的主要大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挑战传统的外交政策议程。大国需要遵循从20世纪和21世纪初继承下来的平行外交政策轨道，以及反映二十一世纪新兴国际现实的新轨道且后者应逐渐优先发展。

三是需要管理区域性冲突。区域危机和冲突将主要沿着全球核心与全球边缘地区的边界继续存在，诱因多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失败，并因为国际激进网络的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以及主要大国竞争得以加剧。

四是利用好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作用。短期内联合国难以被替代，但也难以弥合分裂，扩大职能，改革仍很艰巨。联合国在关键事务（战略军备控制，防扩散和区域危机）中的作用将继续受到限制，《联合国宪章》也很难被有效执行。联合国可在制定新的国际议程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包括制定应对新挑战和威胁的交战规则。理想情况下，联合国的全球安全作用应在区域一级由适当的集体安全组织加以补充，并通过管理现有的分歧建立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吴瑞星  编译）

文献来源：
“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
“We Need to Create a More Inclusive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we-need-to-create-a-more-inclusive-system-of-global-governance/

 

俄智库专家认为不应忽视经济因素对俄外交的重要影响

谢尔盖·杜比宁（Сергей Дубинин）
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
尤金·萨沃斯季扬诺夫（Евгений Савостьянов）
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

经济因素对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俄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军备平衡向经济平衡过渡。从形成之初，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就服从于确保主权，国内政策旨在服务于确保武装部队和军事工业，这一传统至今影响巨大。然而现代世界舞台上，对国家的尊重通常基于与之合作的获利能力，国家的外交政策旨在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俄罗斯在经济潜力发展方面存在滞后。21世纪的种种危机迫使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民众要求变革，民粹主义政客短时间内通过迎合民众获取了选票，但执政精英阶层的深刻改变需要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变化。在民众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社会进步的信念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俄需思考如何借鉴历史，形成新的论述并确定当前经济决定因素和外交政策目标。

第二，考虑新的世界经济现实。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大力推广其制度与影响力，但该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等全球事件的冲击下受到质疑。随后美国尝试向“有限全球化”过渡，并在最近几年将重点放在与中国竞争上。制裁制度和恢复部分核武器与非核武器成为当前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俄罗斯也是如此。2014年春，俄外交政策领导层明显低估了乌克兰冲突的可能后果，包括与西方的政治关系水平急剧下降以及制裁方面面临的困难，其后果持久深远地影响了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现阶段俄外交政策的紧迫任务是摆脱这一困境，可能的方法有三：一是迫使西方投降；二是预防新的和逐步消除现有的次要紧张源；三是达成消除现有矛盾的框架协议。结合现实，俄需减轻当前政客和媒体的敌对言论，以妥协的方式解决国外冲突，将减轻制裁作为其近期主要目标。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是“爱国主义”，即创造条件以增进人民的福利，确保人民的安全不受到外部军事力量的威胁与内部来自罪犯或恐怖分子的威胁，促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进步；而非“帝国主义”，寻求控制新的地区。

第三，俄罗斯全球化数字化中的地位。原材料与能源初级产品的出口或者复制他国产品无法使俄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找到新的有价值的位置，俄需参与新市场的形成。信息技术在当代金融市场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载体是私营商业公司，而俄在信息技术公司的规模和技术方面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此外，网络军事部队已成为“混合战争”概念框架下的重要领域，进一步凸显了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美中竞争下的俄外交政策。创新信息平台的能力建设已经在网络空间领先国家之间（主要是美中之间）创造了全新的竞争领域，双方都在尝试利用技术平台和政府的综合潜力，这也吸引了俄政府的兴趣。俄当局正使用国家行政和预算资源采取措施促进信息技术投资，其关键问题是为国家的发展确定战略性长期目标，以及选择合适的模式以连接到全球通信网络，并通过多边形式参与全球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俄应对美中对抗保持距离，避免在世界任何地方提供替代性领导，采取“不敌对，但适当合作”（никогда против, но часто вместе）的原则。（吴瑞星  编译）

文献来源：
“经济决定因素和现代外交政策的目标设定框架”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детерминанты и основы целеполаг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ekonomicheskie-determinanty/

 

美专家认为应着眼2030年谋划和管理美俄关系

理查德•索科尔斯基（Richard Sokolsky）
卡内基俄罗斯与欧亚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尤金•鲁默（Eugene Rumer）
卡内基俄罗斯和欧亚大陆计划主任兼高级研究员

美俄关系处于自冷战以来的最低点，两国间几乎所有的高层对话都已暂停，但两国最终将重新接触，新的两国领导人可能会采取较少的对抗性政策，为此可设想直到2030年的美俄关系议程。

2030年美俄领导人将面对新的全球格局。一是“双极+”世界，美中仍将是世界舞台上最大的行动者，许多重要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将继续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欧亚大陆仍将是世界上的战略重心；二是扩散的世界，在缺乏新的限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规范和体制的情况下，新的、致命的和可能破坏稳定的军事技术的扩散或将进一步冲击不扩散体制；三是更多冲突的世界，欧亚大陆及其周围地区的冲突数量和强度可能增加，并为美俄带来新的危险；四是战略上不稳定的世界，美俄正在开发不受现有军备控制框架约束或不受任何规则或限制的武器。如果不加以管制，这些能力将增加发生事故或计算失误的风险，从而引发武装冲突；五是技术变革的世界，各种技术（例如人工智能，5G网络，可再生能源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突破，必将扩大美对俄的竞争优势。

美俄难以和解，因此需要管理两国关系。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双方累积的矛盾以及在利益、价值观和全球秩序概念上的深刻分歧，都将导致两国难以和解。两国需就分歧问题恢复高层对话，且重点应优先是避免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发生美俄冲突；为应对军备控制的倒退和新军事技术的发展重新调整战略稳定性；合作防止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维护中东特别是波斯湾的和平与稳定；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管理美俄在网络空间和太空中的竞争。
美俄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合作框架，在分歧升级前处理分歧。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领导力，意志和远见，他们必须克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公众、政界人士和立法机关的抵制。（吴瑞星  编译）

文献来源：
“2030年的美俄关系”
“U.S.-Russian Relations in 203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6/15/u.s.-russian-relations-in-2030-pub-82056

 

美学者认为美大选后可向俄伸出援手

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
石桥集团高级顾问，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美国驻北约大使（2005-2008年）
美国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2013-2017年）

采取积极防御政策与开放态度相结合的激进政策来改善美俄关系，将更好地保护美国利益。无论谁成为新的美国总统，都应再次尝试与普京打交道。

对外政策上，普京相信民主国家是软弱的，俄罗斯可以从内部腐蚀其政治体系和社会凝聚力。对内政策上，较低的GDP增长率、国际制裁带来的外国投资减少、严格的国家控制及国有化主张对创新和多元化的抑制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民众眼前，基础设施落后、税收加重、退休年龄推迟、腐败猖獗、购买力萎缩等现象日益引起民众的不满。尽管俄宪法修正案使普京能够继续延期，普京的支持率将受到国内后续发展情况的影响。

作为应对，首先，美国应动员全球联盟，加强内部防御，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以遏制俄罗斯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入侵。其次，重新与俄进行谈判，为俄提供替代中国的选择。经济上包括投资基金、商品关税、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军事上包括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和重启泛欧洲安全对话；政治上包括请俄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只要俄愿意就军备控制、乌克兰问题和叙利亚问题进行妥协，则可允诺达成有关协议。最后，与俄民众加强接触。通过经济刺激措施为俄民众带来好处，加强美干预俄社会的合理性；为俄民众提供更多的免签证旅行、教育和工作机会；通过社交网络和新兴俄语数字平台影响俄年轻一代。（吴瑞星  编译）

文献来源：
“钉住普京，一个有信心的美国应该如何与俄罗斯打交道”
“Pinning Down Putin，How a Confident America Should Deal With Russia”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0-06-09/pinning-down-putin

 

奥地利学者认为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将威胁欧洲安全

斯蒂芬妮·列支敦士登（Stephanie Liechtenstein）
驻奥地利维也纳外交记者与自由撰稿人

美国务院5月21日以俄罗斯违反《开放天空条约》（OST）为由，声明将于次日向OST所有缔约国递交退约决定通知。OST是唯一可以让美国和俄罗斯实现军事合作、提升透明度和相互信任的条约，美国退约将对欧洲安全产生巨大威胁。

特朗普及其团队认为，俄罗斯的违规行为破坏了条约的透明度与合作目标。美还认为，俄正在利用执行OST的侦察机收集美国和欧洲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信息。

但实际上，美将在与俄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关键路径上遭受巨大损失。退约削弱了美常规军备控制体系的最后一个功能支柱，并大大增加了其在欧洲内外发生冲突的风险。该条约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维持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框架的最后组成部分。此外，美国退约很可能会对延长将于2021年2月到期的《新START条约》的谈判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其他条约的效力逐渐减弱，OST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它是美俄之间仅存的少数军事接触机会之一，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近年来，特别是自
美国退约不仅降低了美俄之间的谈判余地，还有可能在北约盟国之间制造隔阂，并最终破坏团结。从长远来看，这将对俄有利。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欧洲北约国家高度重视OST，不仅将其视为建立信任的工具，还作为情报收集的工具。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其他缔约国表示有意退出OST。对于欧洲和加拿大来说，俄是否继续参与OST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的大部分航班都必须经过俄领空。相反，即使俄无法继续飞越美国领空，它仍将保留飞越欧洲国家和加拿大领空的权利，这些国家占俄飞行总量的87%以上。

其余缔约国将在未来60天内召开会议讨论美国退约的后续问题。维持OST的继续存在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它是避免俄与西方发生冲突的最后可行选择。
（郭雨桐  编译）

文献来源：
“想避免美俄冲突吗？那就保持领空开放”
“Want to Avoid U.S.-Russian Conflict? Keep the Lines Ope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6/10/want-to-avoid-u-s-russian-conflict-keep-the-lines-open/

 

俄学者认为俄美应制定双边协议以防北极地区武装冲突

帕维尔·古德夫（Pavel Gudev）
俄罗斯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

在美国近期的概念、战略和理论文件中，中俄被视为对美在北极地区国家安全的共同挑战。俄一直被美视为威胁，因为其在北极地区积极进行军事活动和海军的现代化。作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新兴对手，中国对获得北极资源和运输机会极为热衷。对于中国而言，北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其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保障，也可以巩固其国际政治地位。

中国主张对北极地区，包括对俄强制适用《1982年公约》的规范和规定。公约赋予了第三国使用北极及其资源的权力，中国希望成为这一进程的主要受益者。俄则认为北极国家自身的国家立法作用却高于一切，不能发挥从属作用。

北海航线的法律地位问题可能是数十年来俄美关系中的主要症结。美国虽不是《1982年公约》的缔约国，但却是所有海域自由航行原则的主要倡导者。对俄来说，在国家层面上对北海航线航运的控制一定程度上关乎俄自身的安全利益。未来在北极地区可能出现海上恐怖主义、海盗、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输等新型威胁，进行适当监管的海上活动能够有效抵御这些挑战，这无疑是所有北极国家的共同利益。

美国不同意俄建立的航运制度，美海军司令部和海岸警卫队表示有必要采取行动保护北极地区航运自由。随着美破冰船编队规模的扩大，对俄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将增加，从而可能将两国置于局部武装冲突的边缘。

未来几年内，俄美之间应制定和更新一系列双边协议，以防两国在北极地区发生任何形式的武装冲突。此外，如今美国在北极地区扮演着北极议程制定国的重要角色，管理北冰洋空间和资源的许多重要项目均由美发起。

美国有意构建有利于自身国家利益和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北极秩序，降低各种国际组织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例如剥夺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问题关键国际论坛拥有的某些权力。美致力于单独解决问题，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广泛的国际共识的一部分。（郭雨桐  编译）

文献来源：
“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北极行为准则”
“China, USA, Russi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Arctic”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china-usa-russia-and-the-code-of-conduct/

 

俄学者解读未来中俄关系的四种可能走向

阿尔乔姆•卢金（Artyom Lukin）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院副院长

1996年4月，中俄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了两国外交政策的分水岭。当前，中俄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但经济落后不等于政治从属。只要俄保持大国心态并发展核武器，它在政治上就不会弱于中国。此外，在强调俄对中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的同时，也不应低估中对俄的依赖程度。由于中国面临与美发生冲突的现实风险，俄是唯一可以为其提供外交支持、军事力量、技术与安全的伙伴。与俄保持紧密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便可对其北部边界的安全充满信心，将其变成“稳定的战略后方”。

目前，中俄关系正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点。新冠疫情爆发后，中俄关系或将变得更加强大。面对来自美国日益上涨的敌对情绪，中国需要俄罗斯的有力支持；同时，俄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及其对俄能源和商品的持续需求，将其作为后疫情时代俄经济复苏的最佳机会。基于以上讨论，未来几年，中俄战略关系将有以下几个可能走向：

第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将延续下去，中俄轴心的力量也将保持原状甚至加强。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俄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或将变得更加尖锐。

第二，俄美和解。尽管俄美关系目前处于极低水平，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恢复，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正常化并非不可能。随着中国不断崛起，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构性压力，这是迄今为止对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最大威胁。因此，美或将被迫寻求与俄合作来应对中国方面的巨大挑战。

第三，中俄的政治体制分道扬镳。普京卸任后，俄罗斯或将从自由专制政体向与西方价值观更加兼容的自由民主政体过渡，这将削弱中俄间的政治联系。

第四，中俄在政治上不再平等。中俄一贯将彼此视为平等大国。但是，中俄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不平衡趋势或将危及政治平等。在以上四种情况中，这可能是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涉及俄的地位、荣誉、国家尊严，尤其是其核心身份问题。

中俄友好关系可能会长期维持下去，也可能不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俄均不愿意陷入敌对关系，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抗的代价是高昂的。（郭雨桐  编译）

文献来源：
“中俄关系及其未来”
“The Russia–China entente and its future”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s41311-020-00251-7

 

美学者认为俄罗斯转向亚洲战略的结果喜忧参半

瑞安·纳比尔（Ryan Nabil）
美国《耶鲁国际事务杂志》执行编辑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一直在追求发展更强大的经济和恢复自身的大国地位。为此，俄政府最初试图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与欧洲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西方大国。事实证明这一想法是错误的。

20世纪90年代，尽管俄试图与西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北约还是在1999年吸收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成员国，并在未经俄同意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在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78天的军事行动。此外，2002年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2004年北约吸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为成员国的做法被俄视为一种背叛，因为这实际上将俄排除在了西方安全架构及决策过程之外。2007年，俄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根本不会接受自己作为北约或其他任何西方主导的安全体系的合作伙伴。这促使俄寻求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下，俄决定奉行多元外交政策，重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俄中关系的加强提供了额外的动力。与此同时，俄也寻求通过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遏制中国，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尽管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但其转向中国和亚洲战略的结果喜忧参半。除了与中国的贸易以及对印度和越南的武器销售，俄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不大。鉴于中国对俄经济与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俄“重返亚洲”的战略能否成功，最终将取决于中国。中俄关系建立在三个关键问题上——贸易、军事和安全合作以及中亚地区的稳定，每一个问题在未来几年都可能面临以下挑战：

第一，中俄贸易关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而且随着中俄经济表现的差异，这种倾斜将会加剧；

第二，在武器销售方面，随着中国成为俄高科技武器出口的竞争对手，俄能够提供的武器将越来越少；

第三，虽然中俄正在后苏联空间进行合作，但中国正逐渐取代俄罗斯，成为前苏联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对前苏联国家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过程中，俄基本保持沉默，但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同时会威胁到自身利益。因此，俄或将寻求与西方合作以遏制中国。另外，随着中俄经济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俄不太可能接受充当中国次要合作伙伴的角色，这或将促使其修复与美及欧盟的紧张关系。（郭雨桐  编译）

文献来源：
“俄罗斯转型亚洲战略评估”
“Evaluating Russia’s Pivot to Asia”
http://yalejournal.org/article_post/evaluating_russias_pivot_to_asia/

 

编译：郭雨桐 吴瑞星 马真骅
排版：郭雨桐 吴瑞星 马真骅
审核：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