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的“助攻手”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6-22

 

摘要:当前,东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同时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打造了“东盟智慧城市网络”(ASCN)这一机制平台,以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在建设智慧城市网络的过程中,东盟对域外合作伙伴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开放性,中国、美国及其他一些域外中等强国也主动寻求与东盟在ASCN框架下的合作,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智慧城市建设中给力的“助攻手”。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下,东盟智慧城市建设的迫切性更加凸显,ASCN挑战与机遇并存,东南亚国家宜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充分利用域外合作伙伴伸出的橄榄枝和提供的催化剂,加紧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东盟共同体。

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的缘起与进展

从整体来看,东盟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曼谷等大城市迅速扩张,许多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当前,东南亚地区近50%的人口都生活在城市中。据东盟预测,到2025年东南亚城市人口将增加7000万;联合国则预测,东南亚城市人口到2030年将增加9000万。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东南亚城市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同时,东南亚旅游业的发展对产品服务和安全治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国际电信联盟(ITU)认为,一个智慧和可持续的城市应该是创新的,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和其他手段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城市运行和服务的效率和竞争力,同时保障满足当前和未来民众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所以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将智慧城市建设提上了日程,尝试利用知识和科技来解决诸多城市问题以及实现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的提升,将公民与社会、健康与福祉、安全与安保、生态与环境及基础设施与工业创新等作为重点领域,共同打造“东盟智慧城市网络”(ASCN),以此推动东南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2018年11月举办的第33届东盟峰会上,新加坡提出的倡议得到了其他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东盟正式通过了《东盟智慧城市框架》,确定了东盟智慧和可持续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城市治理制度、重点领域和实施主体,同时尊重了各成员国的独特需求、优先事项、潜力和文化——这保持了东盟一贯的“灵活性”。当前,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制度建设和组织规模,有效促进了地区和双边层面的合作以及东南亚国家与域外伙伴的对话。在机构建设方面,ASCN将1987年成立的东盟联合协商会议(JCM)定为主要的报告机制,向东盟协调理事会和东盟峰会提交年度报告。东盟秘书处内的综合检测局(IMD)负责监督进展以及协助起草报告;各东盟成员国为成员城市提名一位智慧城市首席官员(CSCO)、为成员国提名一位国家代表,二者都参加ASCN年度会议,提交关于ASCN进展与主要成就的年度报告,以及相关行动计划,分享最佳实践项目,相互学习和借鉴建设经验,并探讨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联络的可能和方式。

从合作的制度化这一角度来看,《东盟宪章》、《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东盟智慧城市框架概念文件》、《促进智慧城市发展的特定城市行动计划》等为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而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持的年度会议则为成员国及成员城市的多利益相关方以及域外伙伴国家和企业提供了一个探讨智慧城市建设相关项目和倡议的平台。2019年东盟举办了多场智慧城市网络建设的对话和会议,6月在曼谷举办的研讨会聚焦东盟智慧城市建设自身的实施进展和最佳实践,11月东盟峰会上有关的讨论更是有中、美、日、韩等国家的加入,域外伙伴参与到了区域、国家或城市级的项目中。2020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ASCN活动举办国,努力在疫情下为各方构建智慧城市建设的对接关系,为东盟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的“助攻手”

东盟致力于通过智慧城市项目规划和落实来实现经济的整合、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并从复杂系统的战略目光去考虑和适应更大范围内的地区一体化需要,提升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组织在地区合作架构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故此,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的过程中对域外伙伴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开放性,中国、美国及其他一些域外中等强国也都主动寻求与东盟在智慧城市网络建设上的合作,以实现“智慧版”互联互通,促进更大范围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的建设中,大国伙伴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助攻手”。东盟及成员国、各城市在自愿基础上与域内外的合作伙伴配对,共同推动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的发展,并力求这种良性互动外溢到东南亚国家与相关国家双边关系乃至地区关系中;世行、亚开行、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也是合作的重要对象。

东盟建设智慧城市网络的方案得到了其几乎所有对话伙伴的支持,域外国家的政府、企业及其他行为体都有意深耕东南亚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2018年11月举行的第13届东亚峰会上,中、美、澳、印、日、韩、俄、新(西兰)等国领导人都表示支持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以ASCN为平台促进地区合作。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第6届东盟-美国峰会上宣布双方建立智慧城市伙伴关系(USASCP);美国认为这一行动将刺激自身在东盟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并且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繁荣与安全,视之为美国对印太地区承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也紧跟盟友的步伐,承诺建立一个2000万澳元的东盟-澳大利亚智慧城市信托基金,以支持在ASCN试点城市推出数字解决方案的总体规划;澳大利亚也希望通过这一努力增强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和参与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在纪念东盟-日本友谊与合作45周年的第21届东盟-日本峰会上明确地承诺支持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的建设,双方还举办了相关会议以促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分享日本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和推广基建“日本质量”,为日本公共或私人组织与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的当地利益相关方相匹配和对接搭建平台。韩国也在2019年于釜山举办的东盟-韩国纪念峰会上表示,愿意与东盟在智慧城市、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方面进行合作;这实际上是韩国新南方政策的一部分,意在加强对东盟的整体外交及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比如,印尼宣布迁都计划后,韩国表示愿分享自身将政府机构迁往世宗市的经验,并推动两国在绿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就扩大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并以此为契机推动韩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

中国与东盟很早就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合作。2013年,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智慧城市结对”备忘录,次年启动的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就是双方智慧城市试点的合作项目。后来在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庆祝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表示愿与东盟研究商签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文件,推动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技术创新、市场共享、人才培训等领域合作,把中国-东盟信息港打造为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的合作平台。在2019年11月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上,双方发表了《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强调了东盟和中国在应对数字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的同时,致力于应对城市化挑战的承诺。从区域一体化或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许多东盟智慧城市网络相关项目——比如,阿里云助力(马来西亚)吉隆坡打造智慧城市、华为在新加坡开设首个5G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等等——都成为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互联互通项目实现战略对接的先行先试创新点,也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扎实的基础,甚至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仍旧能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疫情之下及后疫情时代的智慧城市

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之下,智慧城市建设面临重大考验,也迎来难得机遇。在北美,受到疫情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步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上月决定撤销在加拿大多伦多建未来智慧城市的计划。在中国,疫情的突袭也压测了城市的智慧能力,数据的集成、联通和开放对效率和安全都提出了高要求,端口的触达范围难免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和人们生活水平限制,更重要的是这一套智慧体系需要新的行为逻辑和思维方式去支撑和运行;从实践来看,中国抗疫期间推出的“健康码”、“防疫地图”、“无接触配送”、“线上教育和办公”等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此一疫,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城市的正常运转必须依赖一个像“城市大脑”的统一控制中心和指挥决策中心,从而进一步唤起了各国对于借助数字解决方案和“新基建”来提升治理能力、补足智慧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薄弱等现实短板的意愿。

疫情也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了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依靠智慧城市来解决安全难题的需求日益凸显。实际上,在过去两年里,ASCN试点城市与合作伙伴已经共同开展了许多安全和安保领域的项目。比如,日本知名的跨国企业富士通(Fujitsu)帮助雅加达地区灾害管理局(BNPB)开发了一套灾难信息管理系统(DIMS),主要用于监测和预测洪水等自然灾害。利用这一项智慧城市技术,可以使用数字地图向公众传播信息,并将消息发送给相关管理机构,进而更有效地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除此之外,美国思科公司和越南河内市政府,以及瑞典、瑞士的相关高技术企业都与胡志明市有着安全和安保领域的智慧城市网络的合作项目,美国IBM和中国华为甚至还在菲律宾达沃(Davao)共建公共安全指挥中心,推动当地智慧城市建设。前文中提到的两个ASCN与中国合作的项目也被归入了安全和安保领域。最初在智慧城市安装的高清视频监控摄像机主要用于潜在犯罪活动的防范,现在这些信息也可用于疫情防控的监控,确保市民是否遵循社交距离准则等等。这不仅反映了域外合作伙伴在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中重要的催化和助力作用,也可一窥东南亚地区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非传统安全、治理问题的重视。新冠肺炎、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威胁无疑也是东盟希望借力智慧城市网络建设去攻克的重点。

从短期来看,东南亚地区的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都陆续解封并复工复产和恢复经济,但仍需保持警惕并加强抗疫合作。在此背景下,东盟与域外伙伴的智慧城市网络建设合作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ASCN可以考虑打造以大数据科技手段为支撑的“东盟健康码”,积极使用热力图技术和地理围栏来监视人们的健康状况,更加智慧、科学地进行决策;通过集中的网站进行远程医疗服务,甚至通过专门创建的门户以虚拟现实的方式实现对病人的照顾,不仅可以给居民提供便利,还能够减轻医疗保健系统的负担,也降低了人口集聚和交叉感染的风险;东盟应该把握好这一发展线上学习、线上办公、智慧交通等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契机,并抓住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以及与其他域外伙伴互联互通战略对接的机遇,在东盟智慧城市网络框架下,实现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更长远地看,后疫情时代,东盟不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累的经验、收集的数据及掌握的方法之基础上,以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建设这一开放平台为动力,促进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建设更可持续发展的东盟共同体,并维持自身在与域外伙伴对话以及亚太地区合作架构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大国竞合博弈中保持和增长“智慧”。



陈旖琦,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中文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中国-东盟关系,区域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