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在疫情下危中寻机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6-16

学者简介:孙云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印尼的政治法律和中印尼人文交流。


摘要:印度西尼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人口密度较大,医疗卫生水平偏低。新冠疫情在东南亚爆发以来,印尼政府先是低估疫情的严重性,在病毒检测和公布疫情信息方面受到国际社会质疑,而后其推行隔离政策的时间和力度又暴露了中央和地方政策执行上的矛盾。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印尼的疫情防控收效甚微。当然,疫情也为国家间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疫情初期,中国政府协助印尼公民从湖北撤离,与东盟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复工复产后又向印尼提供医疗物资,并不断探索在线教育和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合作可能。本期学者观点将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孙云霄,与其一同探讨疫情下的印度尼西亚如何面对挑战与机遇。


问: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印尼的医疗系统能力较弱,尤其是病毒检测方面。这在初期表现为病例很难被转化为数据,而无法转化为数字也就丧失了媒体的注意力。所以想问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印尼的疫情的呢?一开始印尼的疫情防控有何显著特点呢?

孙:自印尼从武汉接回印尼公民开始,印尼媒体和国内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对疫情的担忧。所以我在这时候开始关注印尼疫情。印尼中央政府初期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在外交层面和国内治理层面具有明显反差。在外交政策方面,印尼2月2日便宣布自2月5日起,暂停中国大陆公民的免签和落地签政策,以及不允许来自中国大陆或途经中国大陆的人入境或在印尼境内转机;在伊朗、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也出台了相应的限制措施,并在3月17日决定全面暂停外国公民的免签和落地签服务。可以说,印尼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外交政策上,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但是在国内的防控措施上,却显得消极被动。从3月2日首次确诊两例本土病例到3月15日交通部长确诊,累计确诊病例上升到117例时,中央政府才开始从安抚民众情绪、维持社会稳定过渡到建议性措施,呼吁民众在家办公、在家学习、在家祷告,保持“社交距离”。直到3月31日,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00例,总统佐科才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为实施“大规模社会限制”做准备。

问: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疫情期间的特殊性给这一宗教信仰群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传统要求尸体经过宗教洗礼后立即进行埋葬,但这一过程在新冠肺炎期间受到阻碍。那么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是否有更多因地制宜的考量呢?

孙:印尼是高度宗教化的国家,“潘查希拉”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其中的第一条便是“信仰神道”,也意味着全民信教。国家确认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孔教六种宗教,每种宗教都具有自身的宗教文化和特定的宗教仪式。其中,伊斯兰教的范围最为广泛,全国有近9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疫情防控对于穆斯林群体的影响也就最大。对于传统的穆斯林而言,每天五次祷告、每周五(主麻日)前往清真寺集体祷告,以及参加宗教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而对印尼疫情防控最大的挑战莫过于5月的开斋节,即伊斯兰新年。按照惯例,斋月期间是印尼整个社会人员流动最为广泛紧密的时期。在斋月期间,人们纷纷返乡团聚、走亲访友,在清真寺或公共场所也会举行如古兰经背诵、古兰经启示日纪念等集体宗教活动。因此,相比于宗教葬礼而言,宗教活动对疫情防控的挑战更大。当然,对于宗教葬礼,也出现了因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的穆斯林被家人从医院“抢尸”,以为其举行宗教葬礼的事件。不可否认的是,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与疫情防控所需要的“隔离”、“限制”等措施是相冲突的。中央政府在出台大规模社会限制措施,以及明令限制斋月“回乡”(Mudik)以后,宗教事务部即发布了“疫情期间如何进行宗教活动”的指导手册,同时大规模宗教团体开始对疫情期间的宗教限制进行理论解释,比如印尼伊斯兰学者理事会秘书长安瓦尔解释到,“有一条圣训禁止出入瘟疫感染地区。违反宗教教规和医疗规则是危险的,可能危及自己或别人的生命”,以此表明从已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地区回乡是伊斯兰法所禁止的。伊斯兰教联合会(NU)和穆哈默迪亚(Muhammadiyah)等伊斯兰组织也纷纷向穆斯林呼吁疫情期间遵守对祈祷、集会、返乡等活动的限制。以全国最大的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为代表,各地清真寺也纷纷取消宗教活动,采取关闭措施。所以与其说政府针对宗教团体做出因地制宜的考量,不如说政府通过宗教团体的动员力和影响力来敦促和加强穆斯林对政府相应措施的遵守。

问:疫情的大流行让许多国家的结构性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在印尼则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不统一,以及内阁成员与佐科在抗疫措施上的意见不符。例如在4月份,佐科颁布了禁止人民在斋月期间回乡的禁令,同时限制了交通出行。而印尼的交通部长则在不到三周后取消了这一限制,导致雅加达周边机场人流暴增,也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您对这种朝令夕改的现象有何看法呢?

孙: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政令的出台和实施本来就伴随着临时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事实上,交通部长无权取消总统颁布的禁令,也并没有取消佐科禁止斋月期间回乡的禁令,而是恢复航空、火车、海运、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运营,以满足国防、安全、基本需求及新冠等特殊工作领域的工作人员,以及需要接受医疗服务的病人、去世人士的家属等具有特殊情况的公民的出行需求。且乘坐交通工具必须出具相应的证件证明,并在新冠测试中取得阴性的结果。因此,佐科与内阁成员在防疫措施上并无重大冲突。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早期防疫措施的发布和实施上确实存在分歧。比如疫情最为严重的首都雅加达未经中央政府批准便实施了交通限制措施,导致当日交通混乱,也遭到了内政部长的公开批评。佐科一直声称不会采取封锁措施,但中爪哇省的直葛市和西爪哇省的打横市都宣布了所属地区封城。随着中央大规模社会限制法令的出台,地方政府经卫生部长和国家新冠工作组批准,可以在特定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社会限制,由此,中央与地方在抗疫措施的实施上达成相对良性的互动。印尼自1998年经历民主改革后,实行地方分权,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和高传染性,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方能共同推进防控措施的施行。

问:中国之前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同印尼的联系,并与印尼展开了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先是协助印尼公民从湖北撤离,而后向印尼提供医疗物资。那么此次疫情会给两国带来哪些新的合作机遇呢?

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演讲时首次提出,由此可见作为东南亚第一大国的印尼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推进的重要地位。此后佐科上台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契合性,加之两国建立了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促使两国在文化、经贸往来上进一步加深了交流与合作,尤其体现在基础建设领域。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两国在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和理解并不足够,在印尼常常出现反华、排华事件,在中国也经常能够看到针对印尼的负面评价。因此,在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政治互信逐渐巩固的情况下,促进和加深两国的“民心相通”是目前中印尼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疫情期间,除了政府层面的援助以外,民间层面的相互援助也屡见不鲜。比如在中国疫情严重时期,印尼华人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国捐赠医疗物资、防护用品;而印尼爆发疫情以后,中资企业、民间团体都在不断地向印尼输送医疗物资、防护用品,以及在印尼当地开展扶贫救济活动,比如中国中铁、青山工业园区都向当地社会捐赠了大批量抗疫物资,马云向印尼捐赠了200万个口罩,印尼华为则提供了科技手段辅助抗疫,包括运用云和人工智能辅助医生诊断新冠病例,在隔离岛上搭建网络,为大学搭建和提供远程教育系统,捐赠视频会议系统等。这些活动不仅得到了印尼官方的回应和感谢,比如4月2日,佐科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表示:“感谢中方为印尼抗击疫情提供物资援助和宝贵支持,这对印尼非常重要。病毒无国界,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印尼坚决反对任何污名化行为,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印尼期待同中方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因此,借此良好经验,疫情之后,两国可在弱势群体卫生健康与生活保障、地方政府与城市外交、宗教文化,以及电子政务、远程办公办学、大数据追踪等方面拓展和加强交流合作。

 

雷哲琼,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研究院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中美关系、地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