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与输出“深圳模式”研究综述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时间:2020-06-12

摘要:自2015年开始,“一带一路”倡议确立了“陆上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的推进思路。深圳因其区位优势和发展经验而成为丝路节点城市(港口)之一,对于深圳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输出“深圳模式”,利用自身的优势与独特的理念和机制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并加以推广,成为了各界关注与探讨的重要议题。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存在一定的比例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急需寻找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而在寻找可复制、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之时,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发展经验之上,特别是成功的“深圳模式”成为他们特别关注和尝试效仿的对象。深圳作为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对外开放试验城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和实施过程中,深圳作为重要的节点城市,如何将“深圳模式”与“一带一路”建设衔接起来,输出“深圳模式”将其转化为实现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范本,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相关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

一、深圳的角色、优势及输出“深圳模式”的可行性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深圳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也在区域规划、开发、建设和产业引进等领域形成了系统性的经验知识体系,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圳模式”。作为“一带一路”规划的15个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之一,深圳的角色被定位为加快将深圳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推进前海开发开放,成为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新标杆。深圳在区位、外向型经济、产业与创新等方面拥有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优势,具有深度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诸多有利条件。马东伟等提出,深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很强的产业互补性,在商品交流和投资合作方面可以实现共赢。深圳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拥有天然的合作优势,包括枢纽城市优势、经济金融优势、创新与文化优势、信息产业创新优势、体制与机制优势。特别是在经济吸引力方面,深圳的优势明显,2019年9月,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深圳在全球排第9名。在城市文化品牌方面,王林生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圳具备以下几个优势:一是文化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二是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三是文化金融的介入与创新;四是城市会展功能的完善;五是“设计之都”品牌的塑造。成功的城市文化品牌既能整合各种文化优势,又能借此实现产品价值的转化与增值。对于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深圳模式”的可能性方面,曲建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有急需寻找出路的愿望与需求;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深圳早期的情况有颇多的相似之处;再次,深圳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理论,形成了完整的发展体系。因此,在尊重对方国情,发掘共同规律的基础上,深圳完全有可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特区模式”。

二、“深圳模式”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输出路径

一是以深圳地理区位优势为抓手,打造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区。截至2019年6月,深圳港国际友好港数量已达到26个,其中有12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链已经初步成型。郭楚等认为,高质量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支撑区,需要发挥深圳地缘、商缘、人缘优势,全面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鼓励支持优势企业参与沿线国家重要港口、机场、铁路建设,主动参与打造“信息丝绸之路”,加强海港、空港、信息港等多港联动,推动“海上物流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空中走廊”和“数字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二是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依托,与“一带一路”建设协同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经济最活跃的城市,要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大湾区的建设相衔接,为粤港澳区域和沿线国家与地区寻求创新能力及经济突破口。李星星提出,一方面深圳应发挥特区示范作用,发挥前海自贸区优势,深化与“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合作,将前海自贸区打造为示范性自贸区;另一方面,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深圳作为海丝中心城市应该发挥其在贸易、金融和信息科技方面集聚和辐射作用,形成国家城市的独特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添新活力。

三是以产业园区建设经验为范本,转化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软实力。深圳产业园区建设的经验不仅仅是在国内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更应该成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软实力,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热情。在深圳市委的一份提案中提到,以“深圳模式”为主要宣传口号,让沿线国家了解到,中国不仅仅是有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还有实现产业高效升级的“深圳模式”,培养其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正确的理解,助力国家重要战略的顺利推进。具体的措施方面,包括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积极与国外合作建设产业园区,例如共同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打通境内外高科技产业,推进科技互通。

四是以跨境自贸区的建设为契机,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紧密对接。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到目前的自由贸易区,都是通过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新设自贸区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展开的一场攻守兼备的试验。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自贸区发展的前沿阵地,推进跨境自贸区的建设是输出“深圳模式”的重要举措,将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罗清和等指出加快跨境自贸区建设是实现对外战略目标、运筹对外关系的重要途径。跨境自贸区作为“一带一路”的载体,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中国可借跨国自贸区构建,强化在区域经济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在稳固既有贸易伙伴关系基础上,依托“一带一路”选择沿线枢纽国家,商谈建设跨境自贸区的可行性。

五是以信息化建设为重点,迈向信息产业的国际化市场布局。随着互联互通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信息化水平却总体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信息基础设施的重构、完善需要巨大投入,存在技术需求、产品需求和建设需求。李霞等指出近年来,诸多深圳创新型企业抢先布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市场,并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经济力量。华为、中兴等企业已在海丝沿线国家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形成国际业务网络。深圳在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优势,可以实现“中国标准”走出去,使这些科技企业能够前往当地投资,借助高科技和前沿理念在更大范围实现国际化运作,启动信息化产业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新契机。

六是以国内城际间的合作为纽带,远程对接“一带一路”的建设。哈尔滨基于其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商业物流方面的发展,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积极与俄罗斯开展贸易合作。深圳通过与哈尔滨之间的城市间合作,进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俄罗斯对接与合作。2019年5月,深圳、哈尔滨两市签订产业园区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哈尔滨深圳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宋博认为,该产业园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创新服务体制和运作模式,打造从创新创业、科创总部到智能制造的全生命周期产业链,促进产业协同发展、集群发展,成为哈尔滨对标一流营商环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地。

七是以咨询机构和社会智库为载体,向沿线国家输出“深圳模式”。曲建将“深圳模式”称为“特区模式”,他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为例,这既是一家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的实体性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也是一个运行相对独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智库,具有工程咨询甲级资质。研究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境外园区咨询服务方案,为境外产业园区开发商提供包括投资决策咨询、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管理运营的规划咨询服务。先后为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区(特殊经济区)、印度威扎吉-钦奈工业走廊经济特区、刚果(布)黑角经济特区、肯尼亚Kilifi商贸物流园提供了综合资讯服务,积极为国家急性“一带一路”建设探索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也为处于转型关键期的深圳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

三、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深圳模式”的期待与效仿

外界多以“深圳模式”形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圳模式”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好评,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赞比亚学员斯卡鲁巴认为,“深圳速度”很好地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很好地结合了领导层的战略规划与人民的参与。非洲的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官员均曾公开表示,中国深圳特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学习,对非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希望在中国的指引下建成“非洲的深圳”。坦桑尼亚总理平达表示,“深圳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我们倍受鼓舞,充满信心。期待不久的将来,坦桑尼亚可以将巴加莫约等经济特区建设地像深圳一样成功”。而其实早在2008年2月,柬埔寨便引入“深圳模式”,动工建设西哈努克经济特区。在“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间互联互通的进程加速。中国2014年6月正式将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霍尔果斯建成一个城市,这一荒芜的地区因为巨大的投资成为迅速发展的新城市,被称为“新深圳”。2015年12月,宁夏与阿曼古姆经济特区签署产业园建设协议,也是借鉴“深圳模式”进行建设。

总体而言,关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输出“深圳模式”的理念正逐步成为政、商、学各界关注的焦点和可行路径,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认可与期待。下一阶段,尚需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动态、灵活地调试“深圳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和实践,早日实现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郭剑峰,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研究院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亚太研究、两岸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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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林生:《“一带一路”倡议中深圳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优势、问题与路径》,《城市观察》,2018年第5期,第158-159页。
[6]曲建:《“一带一路”战略下,深圳输出“特区模式”的可行性选择:境外园区咨询服务》,《特区经济》,2017年第6期,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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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霞、于琼:《“一带一路 ”战略下深圳发展信息化产业的新契机》,《中国市场》,2015年第46期,第216页。
[13] 宋博:《对接“一带一路”中俄深度合作结硕果》,《商业观察》,2019年9月,第79页。
[14] 曲建:《“一带一路”战略下,深圳输出“特区模式”的可行性选择:境外园区咨询服务》,《特区经济》,2017年第6期,第15页。
[15]《从“深圳模式”到“一带一路” 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人民网-国际频道,2017年10月10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1010/c1002-29577062.html.
[16] 《BBC:“一带一路”令中哈边境城市变“新深圳”》,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年6月15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ghsl/hwksl/16255.htm.
[1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复制“深圳模式”》,搜狐网,2018年7月10日,https://www.sohu.com/a/240316322_170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