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电影院的第120天,一起来品品香港电影中的东南亚元素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6-02

摘要:由于文化亲缘性和地理接近性,香港电影总是不乏东南亚叙事。这些香港银幕上的东南亚元素,往往有着深刻的人文关照和现实隐喻,“阿飞”、“菲佣”等经典符号不仅折射出香港本土文化中的身份构建和认同困境,而且反映了香港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联系与政经互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香港电影应该在美学意义和社会思考层面更好地运用东南亚元素,发挥好港片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影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宜灵活地将宏观历史叙事和个人生命体验叙说结合,以更平等和谦卑的心态和姿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同时用心聆听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营业的电影院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我才追悔莫急。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对电影院说三个字……新冠肺炎疫情让2020年的电影市场突然按下了暂停键。1月23日,《夺冠》《唐人街探案3》等七部春节档电影集体宣布撤档,电影院门口的停业公告至今还未撤下。尽管“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但疫情之下电影行业的寒冬却格外漫长。在“等疫情结束,我要去电影院一天看三场”的誓言能够兑现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细品香港电影中的东南亚元素,理解“港味”银幕上的身份认同,思考“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电影交流。

香港电影里的东南亚cut

在经典的香港电影《花样年华》中,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和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相爱却无法相守,周慕云无奈之下将心事告诉了吴哥窟的石洞,把他的爱掩埋在柬埔寨的一片“废墟”之中。这部港片给吴哥带来了一丝红尘烟火,重重石壁、僧侣、庙宇、昏黄的光线,故事最终将结局留在了这里;吴哥也给电影增添神秘色彩,不可言说的秘密都被包裹在石雕浮光掠影之间。香港电影里的东南亚场景也经常被放置于海滩和城市环境中,比如成龙的两部动作片《超级警察》《飞龙再生》都在吉隆坡的市井当中拍摄,《无间道》有几段戏则在泰国的海滩取景。

东南亚叙事更是香港警匪片的“心头好”。2019年暑期档《扫毒2:天地对决》讲述了慈善家兼金融巨子余顺天与香港最大毒贩地藏之间由“禁毒”引发的一场天地对决。与很多喜欢在泰国取材的香港警匪片不同(包括《扫毒1》也作出了“卧底要抓到泰国毒枭八面佛才能回到警队”的情节设置),导演邱礼涛接受采访时表示,《扫毒2》选择菲律宾作为故事场景是有现实根基的——电影受到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年来铁腕禁毒的启发,杜特尔特曾向毒贩发出警告“你们会完蛋的,要么我杀了你们,要么你们杀了我”,于是才有了刘德华饰演的余顺天亲自到菲律宾寻找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后者因毒品坠楼身亡的一段戏。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香港电影里,东南亚元素作为或隐或现的意象出现,将东南亚的异域的风景情调和社会现实渗入到电影中。由于与东南亚的地理邻近性和人文相近性,香港成为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电影交流的“排头兵”。

港片东南亚元素背后的身份认同

在香港银幕上,东南亚元素频繁出现在有关“离散”的故事中,而这些叙事往往暗含着身份危机和认同困境的隐喻。“离散”(diaspora)一词来自希腊字根diasperien,最早指的是犹太人被强迫逐出故土、颠沛流离的经历,后意指同属于一个民族、拥有共同文化的人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处境。古有王维叹“独在异乡为异客”,这种空间的移动和边界的跨越所带来的个人身份认同的撕裂与困惑,其实亦可以在一些经典港片的东南亚元素和叙事中得以窥见。

80年代,讲述越南华裔青年在越战后逃亡至香港经历的经典电影《胡越的故事》,就通过空间的跨界和流徙来展现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以及归属感的缺乏。电影主人公胡越是一名曾在越南服役的华裔军人,在越战中饱受身体和精神迫害,越战结束后随越南船民坐船到香港后,却只能以难民的身份暂住难民营。《胡越的故事》中“越南船民”这个意象暗示了一种身份撕裂和认同危机,导演许鞍华将其解释为“流浪感”。

实际上,这与1975年越战结束后香港一度成为“第一收容港”的社会现实是无法分割的,“难民”不过是对这种离散现实更富艺术张力的表达。“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胡越这个自我放逐、漂泊离散却始终渴望家园、寻求认同的形象,正是通过电影取景不断在越南、菲律宾、香港、美国之间的流转来表现;最终,电影里的越南华人在各地都未能得到国族认同。以历史叙说与个体叙事结合来表达身份政治主题,正是这部港片独特魅力所在。

如果说《花样年华》结尾处神秘的吴哥窟为这部电影增添了韵律和想象空间,《阿飞正传》对东南亚热带雨林的奇幻想象更是充满了身份认同的韵味和色彩。这部电影中,阿飞的生母是菲律宾华人,因此菲律宾一直是阿飞心中的归宿;但当他远赴菲律宾时,却没能和生母相见,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的宿命。港片中的“阿飞”被赋予了自我放逐、浪迹江湖的隐喻,塑造出了离散、漂泊、无根的形象。镜头下的菲律宾热带雨林越是自由狂野、野蛮生长,“无脚鸟”式的梦想破灭和认同迷失也就展现得越淋漓尽致。对身份认同的关注使得香港电影对东南亚元素的运用不再停留于美学意义上,更是在香港银幕上铺开了更深刻的社会性思考。

“菲佣”——港片中典型的“他者”

身处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心,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本身就面临着复杂的认同问题,加之还要考虑与东南亚少数族裔移民的文化交融,“自我”和“他者”身份的塑造就更重要和敏感。在西方哲学的源头,柏拉图在《对话录》中谈到了同者与他者(thesame and the other)的关系,书中认为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而他者的差异性同样也昭示了同者的存在。

确实如此,包括电影在内的香港本土文化中“自我”身份的树立过程,与其将东南亚少数族裔塑造为“他者”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许多香港电影中,东南亚少数族裔移民都被塑造为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他者”——这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文化符号和刻板印象。比如在经典港片《重庆森林》中,林青霞饰演的女逃犯进入重庆大厦寻找仇人时,东南亚人被设置为不守信的犯罪者角色,他们被塑造为从东南亚逃到香港淘金的机会主义者,奉利益至上原则为圭臬。这些叙事体现出了港人中心主义,从认同建构的角度可视为以边缘化“他者”来确立中心化“自我”的过程。

在香港电影中,“菲佣”更是一个典型的“他者”,对菲律宾移民的刻板印象尤其突出。“菲佣”是香港人对外来的菲律宾家庭妇女的蔑称,她们往往被塑造为笨拙粗俗的家庭妇女形象,与精明的上层香港雇主形象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这一被边缘化的“他者”形象是叙事的背景色,是被阉割了个性的主体,是缺乏深度的符号,在电影中服务于港人中心地位的打造和话语权优越性的确立。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港片中也出现了对“菲佣”形象进行解构、重塑和深挖的尝试。2019年上映的《沦落人》中,香港雇主不再处于优越地位,而是一名瘫痪的失意的香港底层中年男子,而照顾他的“菲佣”也不再是粗俗的家庭主妇形象,而是一名逃离菲律宾失败婚姻并怀揣摄影梦想的大学生;从故事情节来看,“菲佣”的生命体验和个人情感成为了一条重要叙事线而不只是背景,从而建构起了更为立体的“菲佣”形象。虽然这部港片终究没有跳出将东南亚国家视作“想要逃离的故乡”的窠臼,但东南亚元素的边缘化程度有所弱化,香港电影的东南亚叙事试图抛开刻板印象去塑造东南亚社会和民众的新“他者”形象。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电影交流

由于文化亲缘性和地理接近性,香港电影中总是不乏东南亚元素,无论是南洋的人文风物还是当地的社会实景,都是很多港片叙事中的重要组成乃至是灵魂所在。这些香港银幕上的东南亚元素,往往含有深刻的人文关照和现实隐喻,经典的叙事符号不仅折射出香港本土文化中的身份构建和认同困境,而且反映了香港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联系与政经互动。

“一带一路”背景下,香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其能够也应当承担起中国与东南亚进行深入文化交流的使命,而香港电影的中介和桥梁意义也就更为凸显。据亚马逊公司旗下的系统性计算电影票房网站BoxOffice Mojo统计,近十年来中国电影在东南亚国家多次打入年度票房榜前十名,甚至击败好莱坞巨作夺取票房冠军;其中香港电影成绩斐然,《叶问》系列5部、《窃听风云》系列3部、《澳门风云》系列3部等港片在东南亚国家均有引进且票房领先。

但是,也正如“菲佣”这一经典符号所反映的那样,香港电影的叙事往往是从港人中心主义出发的,将东南亚作为边缘化的“他者”来呈现,以这种二元对立去树立香港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平等对话的欠缺并不利于香港电影在东南亚的进一步传播。故此“一带一路”背景下,香港电影想更好地“走出去”,甚至是“走进去”——真正获得东南亚民众的认可,宜以更平等的视角探讨和反映现实互动,寻求人文层面的共同点与共通点,寻求内容上的文化平衡与形式上的中外调和,进而以电影为载体推动广泛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电影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五通”建设尤其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十九大报告中则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除了香港电影以外,近年来还有更多中国电影在沿线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得到了较好的传播,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不断加强。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电影在对方社会中的能见度和认可度都有所提升,而且地区和双边层面的电影交流合作都日益丰富和频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合作的制度化。在2014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东南亚影片占据了相当的放映比例;在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宣布展开中马在电影方面的长期战略合作;在2016年中国-东盟电影合作论坛上,中国与新加坡、越南、印尼签署了影视合作意向书;在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国与菲律宾、印尼等多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备忘录。广西省还成立了东盟语电影译制中心,并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签署协议,在柬开办固定栏目《中国剧场》展播中国优秀影片。“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电影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存在方式,不仅对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意义重大,也是中国与东盟之间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会外溢到双方关系中的更多领域产生影响。

虽然疫情按下了电影业的暂停键,但这次驻足给了我们机会重温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细品香港电影中东南亚元素及其深意。我们未来还应更深入了解和分析东南亚的区情国情,以更平等和谦卑的心态和姿态,灵活地将宏观历史叙事和个人生命体验叙说结合,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并在逆全球化有所升温之时仍保持开放心态,用心聆听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故事。



(陈旖琦,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中文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中国-东盟关系,区域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