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以来的大国贸易摩擦与技术竞争正引发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价值链市场导向性日益突出与消费中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二是产品内垂直分工链条的断裂与产业链内各环节分布的集聚化，三是附加值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的不平衡性日趋弱化。中越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深嵌于价值链的重构过程之中，中国对越投资面临新机遇与新风险。一方面，越南通过一系列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为本国创建了庞大的外部消费市场，相对发达的工业园区又为其产业链内各环节的集聚化分布提供了便利条件，中越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前后向关联也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当前日韩企业拓展其在越南的产业链分布对中企形成竞争压力，价值链在重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中国而言，现阶段合理布局和适当扩大对越投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与地缘战略价值。展望未来，启动中越自贸协定谈判，寻求与日韩等国在越南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扩大政府高层沟通渠道，加强两国金融合作，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对越投资向好发展。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全球价值链  国际分工体系  中越经贸关系

2017年以来持续蔓延的大国贸易摩擦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变局使越南一时之间成为各地跨国公司投资兴业的新“乐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最新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9》（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2018年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创历史新高，达155亿美元，在世界热门投资目的地中排名第18位，与前一年度相比上升了三位，超越马来西亚与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三大外来投资目的地（仅次于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 从越南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9年前5个月吸引FDI流量多达65亿美元，同比增长38%。 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与美国等对外投资大国的企业又先后明确表达了加大对越投资力度的意愿，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越南吸引外来投资还将继续保持这种繁荣的景象。近两年越南外来投资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激化，国际投资者陆续将其在中国境内的加工制造基地转移至越南，以此规避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壁垒。从更宏观角度看，当前世界各地对越投资热潮与国际分工体系（或全球生产网络）的渐进式变化是相伴相生的。

中国也是越南外资经济崛起的重要贡献者之一。2016年，越南首次超越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越双边贸易额又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标志着两国经贸关系进入新的里程。伴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也在加快对越南直接投资的步伐,2010年中国在越南的外资来源国中排位尚处于第十，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15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越投资额已达8.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越南第四大外资来源国。其中，中国在越南的新增投资项目数量已超过新加坡，注册或购买股份数量已超过日本。 2019年前5个月，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总额达20亿美元，其中新注册资本总额为15.6亿美元，同比增长率高达450%。 由此看来，中国扩大对越投资规模似乎也已成大势所趋。

然而，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大对越投资力度的问题，国内学者观点仍各异。一部分学者高度肯定加强中越投资合作的经济价值与政治意义，认为扩大中国对越投资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分崩离析的危机下，中国继续维持经济对外开放格局的题中之义，并分别从越南的营商环境、中越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等不同角度阐释了现阶段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机遇。 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对此持保守态度，认为当前越南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随着越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丧失，政治与人文环境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因此当前中国企业（尤其是低端产业中的企业）通过加大对越投资力度来追本逐利不是长久之计。 出现上述两类观点分歧原因在于关注问题视角不同。事实上，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关注中国对越投资相关议题，基本上均从越南内部政治经济与社会人文环境、中越双边政治关系与经济关联等视角出发， 因此观点与上述最新文献总体上大同小异。一方面，既有研究较少从国际层面的宏观视角系统地讨论中国对越投资的现状与特点、机遇与可能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新近文献也未能紧密地结合当前全球经济变局对具体国家的影响等现实问题探讨中国对越投资的议题，而对于中国政府或企业的决策者而言，通过这些角度深入理解中国对越投资的前景，是避免急功近利或短视型的投资决策与行为的有效方法。

总体来看，当前的全球经济变局的根本表现之一在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或者国际分工体系的转变。 基于此，本文集中关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如何影响中国对越投资的问题，具体探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对越投资的最新现状、机遇与风险等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思考未来中国对越投资的发展方向或前景。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具体表现与影响

2017年以来，大国贸易摩擦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国际贸易碎片化、技术竞争白热化、国家间产业转移加速以及国际分工格局的新变化等，这些现象在当前全球价值链的裂变重塑中可以得到集中体现。全球价值链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缩影与内核。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表现与成因

价值链（value chain）的概念较早由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用以指企业内部的产品从入厂运输、生产、出厂运输到营销与售后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的集合体，其中还包含采购、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辅助性环节。 每一个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存在多寡之分，共同汇总后成为最终产品的价值。随着全球生产碎片化或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上述各个环节开始由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分别执行，企业内部的价值链也逐渐扩展为全球层面的价值链，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概念由此产生。按照杜克大学全球价值链中心（Duke University Global Value Chains Center, Duke GVCC）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描述了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和劳动者在商品或服务从构思设计到终端使用及其后续服务的全过程中的所有活动，包括设计、生产、营销、分销和对最终消费者的支持等。 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全球产业链（global industrial chain）等概念密切相关，后两者可以视为在不同视角下全球价值链的具体表现形态，它们是理解全球价值链概念内涵的关键。具体而言，全球供应链更侧重于价值链的贸易属性，强调的是初级产品（或原材料）、中间产品（如半成品、零部件等）与技术知识的跨国“运输”； 全球产业链（有时也称全球生产网络、国际分工体系）则突出价值链的生产属性，体现了不同国家在某一产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参与分工的区别与联系。 在贸易往来与生产分工的基础上，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凸显了国家间更本质层面的经济联系，即某一产业或产品的附加值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与分配及由此形成的国家间关系链条。

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与其合作者总结了决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变量（即影响全球价值链形成及其特征的三种因素），它们分别是交易的复杂程度（the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标准化交易的水平（the 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与供应商的能力（the 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 尽管杰里菲的这一理论框架主要被运用于单一产业（或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分析，但其中的三个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理解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变化。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交易复杂程度、标准化交易水平与供应商能力总体上是由国际贸易制度、国家技术实力分布与跨国公司的相对实力等因素决定的。具体而言，国际贸易制度的自由开放程度越高，交易的复杂程度则越低；若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技术实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则该产业的标准化交易水平越高；而作为供应商的跨国公司的相对实力越强甚至处于垄断地位，则其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效果越突出。

过去20—30年的全球价值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版块：掌握了资金与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负责产品的研发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获得产品最大比重的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位置；新兴工业化国家承担主要零部件的制造工序；发展中国家则负责零部件的加工与组装，并形成最终产品返销至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 这种形式的全球价值链建立在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之上，使各种类型的中间产品在国家间的顺畅流通成为可能，同时以发达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在技术实力与跨国企业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为依托，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中的不平等地位。现阶段，大国贸易摩擦使全球自由贸易制度失效，伴随着贸易摩擦而展开的大国技术竞争说明某些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被削弱，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国别结构变化也反映了各国企业实力格局的变迁， 这意味着支撑原来全球价值链的三大基础正逐渐发生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就应运而生。综合来看，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贸易角度看，国家间贸易壁垒的增多使全球价值链上的终端环节（即产品的消费与使用）的地位日益突出，为了规避各种情形的贸易壁垒，全球价值链在地理布局上将更侧重于具有一定市场规模的国家或地区。过去全球价值链上的最终消费环节主要集中在以欧洲、北美国家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中，2005年这些国家的最终产品进口额占全世界最终产品进口额比重曾一度高达70%。但近十余年来，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最终产品进口额及其所占比重也日益增长，并以较快的速度拉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详细数据请见表1）。此外，从两类经济体的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口结构的差别来看，未来发展中世界的消费能力还可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进一步赶超。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的消费中心与重心正在逐渐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倾斜，以中国、东南亚与南亚国家为代表的拥有庞大消费市场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凸显。

除此之外，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也将在此次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在当前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全球层面的自由贸易网络已渐趋瓦解，各国的对外贸易开放格局只能依靠一系列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来维持。由此看来，一国构建的FTA网络覆盖范围越广，质量越高，也越有利于其在新一轮的价值链重构中脱颖而出。

注：本表中的“发达经济体”采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世界概况》列明的发达经济体名单，共计31个，主要分布在欧洲与北美地区；表中进口额的单位都为“亿美元”。
数据来源：OECD Statistics on Trade in Value Added。

第二，从生产角度看，贸易保护主义与技术竞争使世界各国在产业链分工中的角色界限日益模糊化，同一产业链中的上下游环节分布日趋集中化，并可能催生“全产业链”生产的新模式。此前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以产品内垂直分工的细化为前提，即各类国家作为某一产品的技术提供者、产品研发者、零部件提供者或加工组装者的角色分工是相对稳定而分明的。但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中间产品的跨国运输，技术竞争则人为隔断了产品研发与制造上下游环节之间的交流。2019年5月，微软等10多家跨国公司受美国政策影响，停止对中国华为公司的核心部件供应；7月，日本又对韩国实施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这三种半导体材料“禁运”，导致韩国半导体生产严重受挫等。这些案例的集中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原有价值链所依托的产品内垂直分工体系可能已难以为继。

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变化可能表现为产业链的整体性转移。首先，特朗普推动的历史性减税方案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出现制造业回流的小高潮，一些跨国企业改变过去的生产外包策略，将生产线转回母国，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同时承担价值链上的高端（研发设计）、中端（零部件生产）与低端（加工制造）等不同环节，甚至可能回到历史上一条产业链在一国内部完整布局的情形。其次，原本凭借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制造业加工基地的发展中国家日益重视提高本国制造业的知识与技术密集程度，在提高组装环节智能化水平的同时，不再单纯满足于承接产品的组装工序，开始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吸引跨国企业将产品的研发与零部件的生产等高端环节布局本国。长此以往，这些国家也可能出现全产业链生产的模式。此外，对于遭遇了中间产品断供危机的中国与韩国等国家而言，主动加大研发投入，最终实现零部件的自主供应是根本应对之策。在日本对韩实施半导体材料输出管控之后，韩国政府随即决定“七年内投入7.8万亿韩元支持80种关键战略产品的研发，并力争五年内实现这些产品国产化”， 这些举措也将导致相关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分布的集群化。

第三，从附加值分配的角度看，全球价值链重构还表现为各国在价值链上所获利润的不平衡性将有所减弱。这是全球价值链消费中心的逐步迁移与产业链分工模糊化的直接结果。在代表了传统全球价值链利益分布规律的“微笑曲线”中，位于价值链前端的研发设计环节与位于链条终端的销售服务环节创造了最大比重的附加值，位于价值链中间位置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分享其中最小的利益。而在重构后的全球价值链中，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兴消费中心在价值链终端上的地位有所提高，同时获得更多的参与除加工制造外的其他环节的机会；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不再独占前端与终端这两个高利润的产业链环节，而且增加了对中间环节的参与。综合来看，两类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所获利润的差距将有所缩小。

（二）中国与越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与关联

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单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充分理解全球价值链重构还应分析具体研究对象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主要通过该国附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份额来衡量。 附加值贸易区分了出口贸易中的国内附加值和外国附加值， 其中包含两项指标，一是本国附加值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二是外国的附加值在本国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代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 总体而言，一国前向关联度越大，则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的附加值所占份额越高，承担产品的研发设计与零部件的生产输出等相对高端的环节也可能更多，在价值链上处于相对上游与有利的地位。相反，若一国后向关联度越大，则意味着该国接受他国零部件输入的份额越高，在生产分工中更多地扮演组装加工者的角色，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的地带。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的关键标志是前向关联度的增加，简言之，是中间产品出口份额的扩大。 以此为依据，可以较为客观地描述与比较中国与越南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及其变化，并判断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关联。

经验观察表明，中国与越南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扮演的角色都以“加工制造中心”为主，中国更是凭借低廉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这基本框定了过去20—30年中国与越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体数据的变动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两国地位的微妙变迁。如表2所示，在2005—2014年，中国的后向关联度都明显大于前向关联度，直至2015年才实现首次小幅度的反转，总体发展趋势表现为后向关联日益缩小，并逐步拉开与东盟国家的距离；而前向关联虽以缓慢的速度扩大，但与以发达经济体为主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由此看来，过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处于中低端的位置。此外，就行业差异而言，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这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整体陷入“低端锁定”的表现之一。而从国别/地区差异来看，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关联程度相对更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国在价值链上“低端锁定”的困境。越南的情况与中国相似，但由于前者加工制造业兴起时间较晚，目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与中国相比处于较低的位置，这从两国后向关联度的差距可见一斑。另外，与中国相反的是，越南的后向关联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而前向关联却日益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越南作为世界加工制造基地的角色正日益凸显。

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与越南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是同步进行的。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将迫使中国企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分工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其中地理距离近且经济增长动能较为强劲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是中国产业转移的首选目的地。 随着转移规模的扩大，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后向关联中的地位也将日益提高，其中越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如表3所示，近年来越南的出口贸易对中国附加值的依赖程度最高，甚至远超于其对美国、日本与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依赖。

另一方面，中国与越南日益凸显的消费市场优势可以确保两国在新一轮的价值链重构中不被边缘化。外部的贸易壁垒为中国发掘本土市场创造了动力，从长远来看，中国国内消费能力的提高将吸引更多的面向中国市场的产业链布局中国。当前的技术竞争与核心零部件出口障碍，还可迫使一些跨国公司增加产品研发与零部件生产环节在中国的分布。越南也同理，虽然随着越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智能化加工组装技术的日渐成熟， 越南的低劳动成本或不再占据主体优势，但该国近十余年来所创建与经营的国际自由贸易网络将逐渐形成越南的外部消费市场优势。

简言之，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将逐渐提升，越南在产业链分工中的加工制造基地角色可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中越两国基于价值链的经贸联系也将日益深化。

注：本表引用的是OECD TiVA数据库中的DEXFVAPSH（Foreign value added share of gross exports, by value added origin country）指标，数据代表在越南的出口额中，各经济体所创造的附加值占据的比重，比重越大，说明该经济体对越南出口的中间产品越多，在越南的后向关联中的地位越高。表中选取的经济体是当前越南的主要贸易伙伴。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附加值贸易数据库（OECD Statistics on Trade in Value Added），https://data.oecd.org/。

（三）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跨国投资的兴起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塑造、互为因果。从国际经济体系的宏观层次看，跨国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但在国家与跨国企业的中微观层次上，通常是全球价值链的总体特征引导着国家或企业的对外投资规划。现阶段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跨国投资的总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跨国公司在加工制造环节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在短期内将有所扩大，这也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直接结果与制造业回流的集中表现。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方案，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15%。 在此政策背景下，以英特尔、IBM、惠普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开始撤回美国生产，此外，其他大型的跨国公司，如韩国的三星、LG，中国的富士康、海尔等也先后决定在美投资建厂。

其次，拥有广阔消费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将日益成为国际投资的新焦点，主要包含两类经济体：一是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家，二是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消费市场优势将日益取代其低劳动成本优势，使其得以继续维持国际投资主要目的地的地位。

最后，随着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分布的集中化与全产业链生产模式的推广，跨国企业及其投资在东道国的集群效应与要求将日益突出，为此，具备产业集群优势的工业园区将成为吸引跨国投资的有利因素， 未来工业园区的投资与建设还可能掀起一番热潮。UNCTAD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就强调，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已成为转型经济体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未来可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事实上，投资建设工业园区并吸引外来投资的方式与长期以来日本的对外投资模式相类似：日本海外工厂投资通常围绕某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他相关零部件企业配套跟进，并集聚在某个区域空间，形成投资和生产的规模效应。 投建工业园一方面能以相对有限的成本弥补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各个园区基于地理位置、规模及税收优惠政策等客观因素，一般能够吸引同行业或生产环节相近的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从而有效节约入园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成本。

综而述之，作为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关键性国家或受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之一，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正深嵌于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过程中。上述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特征及中越两国在其中的表现，以及价值链重构对于跨国投资的总体性影响可以成为理解中国对越投资前景的有效视角。

二、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现状

自1986年越南政府实施“革新开放”政策以来，外国对越南的投资才真正兴起，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越南外来直接投资（FDI）主要来源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其次是美国、荷兰等欧美国家。 与越南其他的投资来源地相比，中国对越南的投资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对越南的FDI流量较小，且年度增长并不突出；但2011年以后中国对越投资流量的变化幅度明显增大，投资额在个别年份里超过10亿美元（如图1所示）。

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正式全面启动，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税水平，为那些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为主要目标市场的中企布局越南创造了较大的利润空间与投资动机，也标志着中国对越投资进入了新里程。其次，中越两国的政策鼓励。2010年以来中国对越投资经历了两次增长高峰，其中2013年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2014年越南的“5·13反华暴乱”导致许多中资企业被迫撤离，但在2014年底中越关系回暖后，尤其是2015年7月越南政府正式实施《投资法》修正案、减少外企在投资领域与行业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后，中企投资又恢复原有的增长势头，并在2018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2018年的投资热潮则直接源于中国企业对越南所辐射的广阔外部市场的青睐与追逐。

图1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流量（2003—2018年）

数据来源：2003—2009年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https://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2010-2018年的来源于东盟（ASEAN）数据库，https://data.aseanstats.org/。

就产业分布而言，中国对越南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2017年在该产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为61.4%；其次是电力、天然气、水、空气调节系统（18.2%）和房地产（5.6%）。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对外承包工程近年来也成为中国企业对越投资的主要形式。2016年中国企业在越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325份，新签合同额37.8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24美元，越南在中国对外承包东道国（或地区）中处于第13位。

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越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条件较为成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省市，如河内、胡志明、岘港和海防四大直辖市，以及广宁、同奈等越南的主要经济大省。而开展对越投资的中国企业则主要来自于广西、广东、云南、海南等与越南地理距离较为接近的省份。

此外，与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特征相似，近年来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方式也以跨国并购（即中越合资）为主，独资经营次之。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可以有效减少其在行政审批、民间舆论等方面可能遇到的障碍，所以早期中国对越投资的主要方式是跨国并购。但随着越南放宽对外资企业在当地注册公司的持股比例限制，独资经营的投资方式也开始盛行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就纵向对比而言，中国对越投资发展迅速，但相较于中国对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越南的投资，中国对越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从横向比较来看，2018年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是其对新加坡投资流量的29%，是印尼的50%（详见图2），同时也曾一度少于中国对马来西亚、泰国甚至柬埔寨与老挝的投资。此外，2018年中国虽然迅速上升为越南的第五大投资来源地（仅次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但其对越投资额占越南外来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7%，与前四位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详见图3），中国在越南的外资来源地中的地位仍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

一方面，中国对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高投资反映了中国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与诉求；另一方面，日、韩、新等国对越南的持续高度关注则证明越南独具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与潜能。无论是从投资国还是东道国的角度看，中国都尚未充分发掘出其对越投资的潜力，中国的投资能力和诉求未能有效“对接”越南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与潜能。

图2  2018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分布

数据来源：东盟（ASEAN）数据库，https://data.aseanstats.org/。

图3  2018年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结构

数据来源：东盟（ASEAN）数据库，https://data.aseanstats.org/。

三、价值链重构中的中国对越投资机遇

在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现状基础上，以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为背景，加强中越双方的投资合作符合现阶段双方的利益诉求。近年来中越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越南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若从更深层次的全球价值链关系看，双方经贸合作还存在较强的脆弱性：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越贸易额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韩资在华企业和在越企业之间的中间产品进出口的增多， 而非由中国与越南本土企业创造。因此，现阶段加强中越经贸关系的当务之急不在于增加双边贸易量，而是通过扩大中国对越投资强化双方的价值链纽带，减少中越经贸关系发展对第三国资本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对越投资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与机遇，也成为重塑中越经贸关系的有利时机。

第一，越南通过一系列双多边自贸协定辐射庞大的外部市场，与全球价值链重组中日益突出的市场导向性相契合，这是当前越南吸引外资最为突出的优势。

为了大幅减免关税和取消贸易壁垒，同时为越南企业深入参与全球生产链创造相对宽松的条件， 越南自21世纪初以来就一直热衷于自贸协定谈判与签署。截至目前，越南正式参与的自贸协定达12个，另有4个自贸协定正处于谈判阶段。如今越南已成为当前东南亚地区签订自贸协定数量最多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其自贸协定签署对象涵盖中国、欧盟、日本、东盟、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与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详见表4）。在WTO等全球性自由贸易体制发展遇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越南建成覆盖面如此之广的自由贸易网络，使其有潜力成为沟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的“桥梁”或“中转站”。

2018年下半年以来相继取得新进展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和越南－欧盟自贸区协定（EVFTA）在越南构建自由贸易网络的历程中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欧盟是越南的第四大货物贸易伙伴，其与越南的贸易额占越南对外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12%，越南与CPTTP其余10个成员国贸易额比重也高达16%，二者构成了越南超过1/4的外部市场，其中又包含了世界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这两个协议的最终落成将成为越南深度对接发达国家市场的关键渠道。此外，EVFTA生效后，双方将在10年内逐步取消99%的关税， 这是截至目前越南签署的开放程度最高的FTA之一；而CPTPP虽然搁置了其前身TPP在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部分条款，但目前依然是超越了亚太现有FTA水平的高标准协定版本。 

以庞大且质量较高的自贸网络为依托，越南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17年贸易总额已突破4200亿美元，占同年GDP比重高达200%，其中出口额为2137.7亿美元，同比增长21.1%，创多年来新高。 目前越南对外出口的商品以机电电子、纺织与服装品、鞋类、塑料与橡胶等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前两类所占比重最为突出，分别为38%与15%， 这些商品所属行业基本都是越南政府鼓励外资进入的行业，也是越南作为加工制造基地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突出地位的行业。

日益扩大的外部自贸网络对越南纺织服装业吸引外资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最为明显。为充分抓住CPTPP生效的时机，世界各地的纺织企业在2017—2018年迅速扩大对越投资的规模，仅2018年上半年，越南就吸引了28亿美元的外资。在此背景下，2018年越南已成为仅次于中国与印度的世界第三大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出口额高达361亿美元，同比增长16.36%，其中约60%的出口额来自于对越投资的外资企业。 换言之，在纺织服装业的产业链分工与跨国企业的投资布局下，外资企业实际上成为越南在该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越两国在纺织服装业的产业链分工表现为越南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化学纤维短丝等中间产品，进行进一步的服装加工后将成衣出口至欧美与日韩市场，因此越南的纺织服装出口中包含着一定比重的中国附加值。 中企在该行业扩大对越投资不仅相当于同时开辟了日韩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市场，还有助于扩大中国对越出口中间产品的规模，并推动中国在相关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上进一步向中上游升级。

资料来源：由笔者整理自相关政府官网与新闻报道，时间截至2019年9月。

第二，越南工业园区与经济特区建设的政策环境良好，园区发展条件较为成熟，符合产业链重构中的上下游环节集中化分布的发展趋势与需求，这成为当前越南吸引外来投资的又一优势条件。

自1997年开始，越南陆续颁布了多项政策法规鼓励该国境内的工业园区与经济特区建设，并依据不同产业与地理区位的特征为工业园区建设提供地租与税收优惠等各方面的支持。 以此为背景，越南工业园区建设发展迅猛。截至2018年底，该国境内已设立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共326个，入园项目累计15500个，其中内资项目7500个，外资项目8000个，投资协议总额分别为970万亿越盾（约422亿美元）和1450亿美元。 工业园区已逐渐发展成为越南外资经济的载体，流入工业园区的FDI流量在越南吸引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高达60%—70%。

工业园区可以人为地集聚资金、技术、人才与专业技术等多种要素，更有利于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沟通与集中化分布。韩国LG集团对越南的投资历程就是较好的例证之一。2015年，LG电器在海防市长瑞工业园区建成了生产和组装各类电器产品的加工基地；随着加工基地运作渐趋成熟，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作为电器产品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LG显示器公司又于2016年斥资15亿美元在该园区建设LCD和OLED电子显示屏制造厂。可以说，LG对越投资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越南工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功能。

随着越南工业园区建设经验的日益成熟与优势的逐步凸显，外资企业在越投资建设工业园区也开始兴盛起来。截至目前，由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或负责开发建设）的工业园主要有五个，分别为铃中出口加工区、龙江工业园、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仁会工业区B区与云中工业园（参见表5）。这些工业园区更能契合中资企业的产业布局与投资规划，并同时得到来自中越双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可以成为当前中国企业对越投资的有利背景。

龙江工业园是目前中国在越南投资建设的工业园区中最为成功的典型之一，该园区主要布局的是纺织轻工、机械电子、建材化工三个领域的企业，这也是当前中越投资合作的三个重点行业。就政策支持而言，入驻该园区的企业自有收入之年起可以享受15年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优惠税率为10%）及某些特定产业或商品的进出口税收减免等。除税收优惠外，工业园区的土地使用成本总体较为低廉，据估算，龙江工业园区内每平方米土地50年租金平均仅为1美元。此外，中国商务部也陆续出台政策对这类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支持，包括对每个境外工业园区给予2亿—3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持和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贷款等。

资料来源：相关企业官网与新闻报道

第三，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裂变重塑，中国与越南在价值链上的前后向关联（或上下游关系）日益紧密，这是越南承接中国部分优质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也成为中国对越投资的内在动力。

从统计数据（表3）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正逐步向中高端迈进，与此同时，越南的加工制造功能正值崛起的高峰期，中国作为越南加工制造业中间产品供应者的角色日益突出。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中越制造业发展水平存在的差距与发展趋势。表6的各项指标是对一国产业争力（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CIP）水平的客观描述。其中CIP得分与排名衡量的是一国制造业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其在世界各国中所处的地位。制造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一国整体工业化水平，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占制造业产值比重则用来衡量产业等级，比重越高则代表该国科技发展越先进，产业水准越高。 对比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总体水平远超越南，中高技术制造业与越南相比也保持着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两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总体都呈上升状态，尤其从CIP排名这一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看，近十年来中国与越南的工业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都实现了可观的提升，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协同演进的。

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数据库，https://www.unido.org/researchers/statistical-databases。

在此前提下，中国对越南进行部分优质产业转移正值良好时机。一方面，现阶段的中国具有通过“腾笼换鸟”实现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适当将一些产业链上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从而为国内生产链进一步向产品研发制造与零部件生产环节提升创造空间。 另一方面，越南与中国产业竞争力水平的适当差距与同步提升，使越南具备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条件与能力。总之，当前中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关系及其背后所包含的产业竞争力现状，使双方在产业转移与承接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但长远来看，这种互补性还可能随着越南经济实力的增强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提升而逐渐减弱。换言之，只有在现阶段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独特背景下，中国对越产业转移才具有相对有利的条件。而产业转移是以对外直接投资为载体，这就为扩大中国对越投资创造一种内在动力。

四、价值链重构中的中国对越投资风险

虽然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对越投资可以享受难得一遇的有利时机，但第三国同类型企业的对越投资对中企形成的竞争压力以及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也为现阶段中国对越投资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

第一，目前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对越南的投资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加工制造环节，而开始向产业链上的产品研发与零部件生产等中高端环节延伸，这对于现阶段对越投资尚停留在中低端产业链环节的中国企业而言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外来竞争压力。

东亚主要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都是越南的主要投资来源地。与中国相比，这些经济体更早进入工业化阶段，在跨国投资上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其企业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已陆续“进军”越南引进外资的几大重点领域，先行一步占据当地的物质、人力资源与市场，并在越南优先形成品牌效应，为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后续投资者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由于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独具优势，近年来日韩等国对越南的投资热情更持续高涨。2014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报告称，越南已经超越印尼、泰国和菲律宾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首选。 与此同时，韩国也在加大对越南的投资力度，尤其是2015年韩国—越南自贸协定的正式签署更增加了韩国企业扩大在越南布局的动力。

从投资策略来看，日韩等国与中国相比投资经验更为丰富，因此策略的选择也相对先进。从投资现状特征来看，目前中国对越投资主要处于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少数资本密集型产业）阶段，而日韩等国已开始在越南布局产业链中的研发环节或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提高越南在由这些国家主导的产业/产品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具体而言，日本企业在越投资领域已趋于多样化，从各大型企业集中投资于生产领域扩大到了中小型企业开始投资服务、信息技术、人力、农业及辅助工业等领域。 日本双日（Sojitz）公司还计划在越南开展四个工业园区项目的投资建设，以顺应日本高科技中小企业投资逐渐转至越南的趋势。韩国也逐渐扩大在服务行业的对越投资：2015年乐天（LOTTE）集团在胡志明市投资智慧城市（Eco Smart City）建设项目，希杰（CJ）集团也计划出资5亿—6亿美元对越南的娱乐、食品、生物学技术、运输四个领域进行集中投资等。

总体而言，当前日韩等国对越南的投资实践从长远上看更符合越南政府对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在舆论上也更易于取得越南民众的好感与支持，这对于中企而言也是一种无形压力。随着越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外资的日渐饱和，集中在低端产业或产业链低端环节开展对越投资的中国企业所能享受的政策优惠与利润空间将由于日韩企业的挤压而日益减少和日趋狭小。

第二，全球价值链重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间也包含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原产地规则为代表的国际贸易规则尚未完全定型，以及越南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政策变动等。

对全球产业链变迁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最为突出的国际规则之一是贸易制度中的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是在国际贸易中判断商品的实质性生产国的规则，是对不同生产国产品适用不同贸易政策进行区分的基础性制度。 该规则是国际分工细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表现，即在确保某些国家之间中间产品以优惠的关税自由流通的同时，又将间接地对另一些国家中间产品的流入设置障碍。目前国际社会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不同国家或不同的自贸协定都有各自的规定，这增加了国家间中间产品贸易和产业链分工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随着越南所构建与经营的FTA网络的扩大，原产地规则多元化与碎片化问题的负面影响也将日益暴露出来。2018年底正式生效并引起广泛关注的CPTPP就存在上述隐患。该协定相关条款规定，成员国之间相互出口产品享受零关税优惠的前提是，其生产费用总和在该产品价格中占比达到一定比率。随着CPTPP规定的逐步落实，未来非CPTPP成员国出口中间产品并在越南进行简单的加工组装后再出口CPTPP成员国的产业链分工模式将会失效，中国企业基于这种模式对越南展开直接投资也可能不再享受有利条件。其他自贸协定也同理。

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原产地规则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工具， 各国在制定和改变原产地规则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机性，这也为基于全球产业链的跨国投资平添了一些风险。当前美国已对于当前跨国企业将工厂由中国迁至越南的热潮表达了关切，还公开声明将采取措施减少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2019年7月，美国商务部还宣布将对来自越南且原产于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的钢铁制品征收最高456%的惩罚性关税， 这对于相关国家或地区对于越南的出口贸易与投资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来自各种高水平自贸协定与美国的压力迫使越南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2019年8月，越南政府出台新规：必须100%是海外进口原料，并在越南新增30%的附加值才能以“越南制造”的标签出口， 以此避免外资企业“借道”越南出口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机行为。这一连串的规则与政策变动对于中企对越投资提出了更多的限制条件与更高的要求，是现阶段中企对越投资所不容忽视的风险。

五、结论与启示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加强对越投资其实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并争取在其中获得更大优势与自主权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标， 加强中越投资合作就是在双边层面为这一目标作出努力。中国对越投资规模的扩大与质量的提升，在强化中国与越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下游关系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地位。此外，这对于中国而言还具有更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即通过深化与越南的双边关系，夯实中国立足东南亚进而向全球辐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根基。因此，适当扩大并合理布局对越投资符合当前中国的利益诉求。而在现阶段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对越投资的一系列新机遇与新风险，也对未来进一步推动中国对越投资提供若干启示。

第一，开启中越自贸协定的研究与谈判进程，将有助于为未来中越双方中间产品与制成品进出口提供确切有效的制度保障。尽管中越两国已共同参与了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但前者普适于所有东南亚国家，无法体现中国与越南的贸易特征并达成能够最大程度地扩大中越贸易的针对性条款。此外，由于越南本身拥有庞大的自贸圈，与越南签订自贸协定意味着中国可以更加便利地通过越南对接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将大幅度地间接扩大中国的海外市场。基于此，中国应该着手开展与越南的双边自贸协定的研究与谈判，并尽快将其落到实处。在具体的操作上，前文提及的EVFTA和CPTPP的相关规则代表了越南对自由贸易的规则偏好与当前世界范围内自贸规则的最高水平，可以成为中越两国制定自贸协定的重要参考。同时，在2018年11月完成升级谈判的中新（加坡）自贸协定也是中越自贸协定的借鉴对象。

第二，寻求与日韩新等国家在越南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些国家拓展在越南的产业链布局对中企形成的竞争压力。中国与以日本为代表的经济强国在越南的博弈可能随着越南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与各国对越投资的扩大而日益激烈化，而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能成为缓解大国零和博弈或恶性竞争状态的有效举措。目前中国与日韩新等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中国资金力量雄厚、管理与运营效率相对较高，而日韩新等国在技术方面更占优势。基于此，对资金与技术要求都比较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成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试点领域，由此逐渐扩展至高新技术等其他领域。对此，相关国家要首先在政策层面进行妥善对接，并以政府的名义签订相关合作协定作为企业投资的政策性保障。在此基础上，相关企业再通过相互持股或共同投资等方式开展具体的项目合作，在捆绑各方利益的同时，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明确的分工。

第三，中越投资合作关系隶属于双边经济关系，与两国政治关系也休戚相关，因此增进双方政治以及加强双方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也有助于为中企对越投资创造更加良好稳定的环境。具体而言，首先是扩大政府高层沟通渠道，寻求创建更多的中越高层对话机制，包括由双方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等共同参加的中越财金对话会，中国发改委和越南计划与投资委员会共同组建的产能合作对话机制，以及商务部主导的中越投资促进委员会等，增进双方的了解与互信。由于中国企业对越投资的部分项目签约方为越南政府，中越两国通过这些对话平台达成的政府间书面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越南政府的违约行为，为中企“保驾护航”。其次是加强两国金融合作以弥补越南金融市场短板。具体措施包括：加速中越货币互换协议、货币清算机制的谈判与签署（或建立）进程，推进本币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从而降低越南盾兑美元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鼓励与帮助更多的中资银行企业走进越南，为中企开展对越投资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加强中越两国财政部与央行的交流合作，定期组织会议，就各自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抵御内外金融风险的经验交换意见等。

最后，从更广泛的视角看，中国对越投资的现状与前景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当前地区（中国与东南亚）乃至全球层面跨国投资与价值链变化趋势的一种“映射”，中国对越投资的案例与经验对于中国通过跨国投资主动参与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价值链重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地区层面，目前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与越南的经济发展处境较为相似，即工业化进程主要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初级阶段，并逐步向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扩展，且工业化发展主要依靠外资驱动。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具有对外产业转移的需求，这就为中国与东南亚开展产能合作与实现区域经济整合创造良好契机。合理扩大与布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在该地区构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价值链，是中国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层面，中越经贸（尤其是投资合作）关系的演进代表了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或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处境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由边缘走向中心；二是在全球范围内新的加工制造基地正在崛起，其中越南就是最为鲜明的例子之一。在这两大并行趋势之下，发达经济体放缓对中国的投资，同时加大对越南等潜在的新兴“世界加工厂”的投资力度，对于中国而言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如何在这一过渡时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支柱产业，打造更多大规模、强实力的跨国企业，是中国寻求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有利甚至主导地位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作者罗仪馥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