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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渔业亟需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休闲渔业和传统渔业融合发展对渔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应用2005-201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需求侧达到门槛规模是中国传统渔业与需求侧的交互作用使供给侧发挥正向作用的前提.尽管门槛值受产业类型、融合情境等影响而变化,但始终存在,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应从需求侧开始.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应适度协同集聚,中国休闲渔业与淡水养殖的融合仍以提高二者的协同集聚度为主.最后建议,在推进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时,应以融合思维贯穿市场导向过程、以适度思维贯穿协同集聚过程.本文结论为产业融合研究提供了中国休闲渔业的经验支持,为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休闲渔业;传统渔业;产业融合;需求侧;供给侧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中国渔业资源衰退、水域生态环境退化仍未根本扭转;传统养殖空间受限,生产成本上涨,渔业比较效益优势不断下降。中国渔业亟需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休闲渔业行业关联广,经济贡献多、就业容量大,在中国发展休闲渔业是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农村部在关于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2021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中强调推进渔业提质增效,鼓励发展休闲渔业。
如何通过发展休闲渔业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凌申认为应将休闲渔业作为沿海地区产业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取得“共赢共荣”;郭颖和姜启军认为发展休闲渔业需要各生产部门与消费部门之间建立紧密的衔接关系,使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成为风险和利益的共同体;高超和王鹏提出了基于产业融合的休闲渔业高质量发展三维模式。可见休闲渔业与相关产业的协调、融合已受到关注。尽管以养殖、捕捞、苗种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渔业与休闲渔业的融合发展是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途径,但目前少有文献系统定量分析二者的融合机理。
目前,主要有两类观点阐释了如何实现产业融合。一类观点认为产业融合是供给侧现象,科学知识或技术的融合导致新产品、新服务的创造,最终导致产业层面的融合。这类观点强调供给侧融合在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先导性,体现了技术导向的特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
另一类观点认为,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加速不同技术和行业之间的融合进程,产业融合是市场融合导致新商业模式出现的结果;市场融合也可能在没有科技融合的情况下发生,并且由客户需求的变化引发。这类观点强调需求侧融合的先导性,体现了市场导向的特点。
上述观点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研究领域和产业发展情境不同。产业融合研究集中于技术密集行业,过去几十年中,以技术融合为代表的供给侧融合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而需求侧融合的研究较少,尤其是服务业等技术薄弱部门的融合仍然被忽视[8]。在中国渔业发展的情境下,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开始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
在产业融合过程中,相关企业面临跨行业的能力要求和跨市场的竞争压力,优势互补的企业通常会决定合作。竞争协同能够促成企业间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产业集群最能体现竞争协同的要求。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产业间的外部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集聚产业间的协同效应不断强化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和“外部经济”,提升产业集群内在的“知识含量”和竞争水平。然而,产业协同集聚的拥挤效应、挤占效应会影响城市生产率。在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中,二者协同集聚对休闲渔业的影响需要进行实证研究.
二、主要内容
两种路径的差异,体现了供给侧技术导向、需求侧市场导向的选择差异。虽然技术导向是创新绩效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显然也存在不足。尽管市场导向(MO)被认为是实现竞争优势的首要前提,但过度的MO会阻碍新知识的探索,导致无法快速应对环境动荡,损害新产品的成功。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从哪个方向开始,应综合考虑产业特点和竞争环境。中国传统渔业与需求侧的交互作用使供给侧发挥正向作用的前提是需求侧达到门槛规模,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应从需求侧开始。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的协同集聚有利于产业融合,同时边际贡献增速下降,因此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应适度协同集聚。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需求侧门槛和协同集聚的临界值。研究发现,尽管门槛值受产业类型、融合情境等影响而变化,但始终存在。一方面,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的融合应从市场融合开始,确保可利用的市场融合规模超过门槛值。另一方面,地方应因地制宜从市场融合门槛的角度考虑产业选择、融合规模等时间序列问题。另外,大部分地区处于休闲渔业与淡水养殖协同集聚边际贡献增长阶段,表明中国休闲渔业与淡水养殖的融合仍以增加二者的协同集聚为主。虽然大部分省份仍处于休闲渔业与水产苗种协同集聚边际贡献的增长阶段,但是相较于淡水养殖,该比例略低,表明中国休闲渔业与水产苗种的融合应重视适度规模。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供需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提出并验证了两个假设,包括:中国传统渔业与需求侧的交互作用使供给侧发挥正向作用的前提是需求侧达到门槛规模,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应从需求侧开始;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应适度协同集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以融合思维贯穿市场导向过程,深化能力、扩展需求。反应型MO可以降低产品开发的风险,提高新产品成功的可能性。先动型MO关注未来的客户需求,引导企业注意新市场和新技术、并提高其产品创新的能力。前者深化了现有能力;后者扩大了现有的能力。贯穿于反应型MO中的融合思维,要求管理者有跨市场融合的理念,延展可接触的潜在市场规模,同时能洞察融合型需求,创新、优化融合型产品。贯穿于先动型MO中的融合思维,要求管理者有跨行业技术融合、经验融合的理念,把握市场融合趋势,创新融合型产品激发新需求。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一方面要坚持反应型MO,分析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的融合型需求特征、市场规模、引导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转化,深化现有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先动型MO,结合渔业技术发展、跨行业技术应用、社会消费趋势等预测融合型市场的需求趋势、创新融合型产品供给、引导消费,进而拓展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的融合市场规模。
(2)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以适度思维贯穿协同集聚过程,因地制宜、稳中求进。产业融合影响下,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应协同集聚,目前中国大部分省份仍以增加协同集聚度为主。在协同集聚中的适度思维,要求管理者能识别市场、资源、劳动力、交通等的交互约束,因地制宜、稳中求进、适度融合。在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发展中,各地可在已有的协同集聚的场景下,引导渔民兼业,适度发展;通过改善交通条件、配套发展物流业,促进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的协同集聚。
休闲渔业协同集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在市场融合规模、劳动力供给、市场环境等约束下,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协同发展使投入要素的经济效益达到最大时,休闲渔业与协同集聚产业各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渔民参与休闲渔业产业融合,通过“干中学”实现包括产品创新、营销整合、劳动时间安排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提高劳动力效率,有利于休闲渔业发展;这种自发的“干中学”需要个体在实践中不断通过总结经验逐步成长,费时多、效率低[31],此时政府参与的社会公共服务变得必要。渔民们接受教育培训同时边干边学,可获得更丰厚的人力资本,降低劳动力刚性约束。
除了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建设,政府仍应努力创造一个支持生产力提高的市场环境,包括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竞争的微观经济基础。政府通过制定公平竞争的协作融合规则,引导渔民参与融合发展、技能培训,并自觉的“干中学”提高人力资本;通过降低税费、减少交易流程等,促进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的融合。
综上分析,为了实现休闲渔业协同集聚的适宜规模,建议考虑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的需求侧规模;二是传统渔业及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三是渔业从业者的经营管理能力、参与产业融合的背景、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四是地区社会化服务水平。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理论层面确定了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开始于需求侧,且在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中,二者应适度融合。另一方面,对策层面提出了融合思维贯穿市场导向过程,深化能力拓展需求;以适度思维贯穿协同集聚过程,因地制宜稳中求进。
本文仍有一些不足:实证研究基于29个省份15年共435个样本的回归分析得出,如能延伸样本纵深长度,会使本文结论更有说服力;发现了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发展的市场门槛和协同集聚度存在产业差异、地区异质性,篇幅限制并未展开,将另撰文论述。
五、写作、投稿过程的心得体会
团队成员在写作《渔民增收视角下休闲渔业产业融合空间分异研究》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研究的灵感,前一篇文章研究了休闲渔业产业融合的效应问题,本篇论文则是对休闲渔业产业融合的路径展开研究,本文结论为产业融合研究提供了中国休闲渔业的经验支持,为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自2023年4月15号向《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投稿至录用刊发,经历多轮修改,期间多位审稿专家和终审专家从理论基础、实证检验、结论建议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我们不断完善文章内容、提高文章质量。我们由衷感谢为本文提供指导和帮助的各位审稿专家和学者老师。同时,我们也诚挚感谢编辑部老师严谨细致的审校工作,帮助我们切实增强文章规范性和可读性。这个过程也使我们在科研逻辑严谨、论文写作规范等方面都有了更深的领悟和收获。
未来,作者团队将继续开展渔民转产转业、渔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工作,为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文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44卷,第9期论文《供需侧视角下中国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融合发展研究》(点击题目链接全文);
作者:张娟1,2, 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休闲渔业;郑建明(通信作者)1, 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海洋经济与政策;段友成3, 高楚涵1
1. 上海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
2. 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南京 210038;
3. 山东日照市委政研室, 日照 276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