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全球南方通常指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主要位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南部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历史上大多经历了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且在当代全球经济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67年成立以来，在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与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相比，东盟展现出一套独特的合作模式，其强调成员国主权与共识决策，避免了传统政府间组织中的强制性条款。作为曾经被殖民统治的国家群体，东盟成员国通过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成功构建了一个适应本区域特点的合作框架。在全球南北差距日益加大的背景下，东盟不仅在区域内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还通过深化南南合作，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纽带。尤其是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框架下，东盟成为了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的典范。本文将从东盟的发展历程、区域合作的成就以及其在全球南方中的领导地位等角度，分析东盟对“全球南方”的态度，并探讨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验与启示。

一、东盟的“全球南方”发展之路

东盟由十个成员国组成，名义上是一个类似于欧盟的政府间组织。但与欧盟不同的是，东盟在运作上缺乏传统政府间组织的特征，如集中管理机构和对成员国具有极强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根据《东盟宪章》的规定，成员国并不需要强制遵守集中管理机构发布的法规。相反，东盟鼓励成员国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努力实现东盟设定的目标，并解决各种挑战，以达到宪章中所设立的理想。

在《东盟宪章》中对于自由贸易有着如下目标：创造一个稳定、繁荣、极具竞争力和经济一体化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有效促进贸易和投资，实现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流动；促进商人、专业人士、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

东盟成员国拥有高度的多样性，且大多数国家都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文莱、马来西亚、缅甸和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曾受法国统治，印度尼西亚为荷兰殖民地，而菲律宾则经历了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除泰国以外，这些国家都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基于此，东盟在其宪章中主动通过将不干涉成员国内政作为核心价值之一，有效应对了主权削弱的问题。与欧盟相比，东盟成员国为加入东盟而放弃的国家主权非常少。成员国同意受制于东盟宪章的约束，但该宪章包含的规则甚少，更多的是理想和目标。宪章中“规则”一词出现的频率明显低于“建议”等类似词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常通过推行自身的意识形态和霸权思维来影响全球事务，如美国的印太战略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然而，以东盟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并未全盘接受这一套规则。这些国家强调多边主义以及南南合作的价值观，更加注重通过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区域合作来维护自身的主权与利益，拒绝在大国博弈中站队。东盟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通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成功推进了和平对话与合作，展现了东盟通过多边主义和合作模式解决争端的能力。双方定期举行高官会，最近一次于2024年9月在中国西安举行，双方再次重申了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并致力于进一步加强落实宣言的实际举措。东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强调通过对话与合作来解决争端，远离西方国家以对抗和霸权为核心的战略。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

东盟宪章的灵活性使得成员国能够在遵循共同目标的同时保持政策的自主性。在这一基础上，东盟不断探索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实现宪章中设定的理想，尤其是在推动自由贸易方面，逐步发展出更为具体的实施路径。东盟通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才最终形成了今天高度成功的区域贸易协定。东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以《曼谷宣言》为起点，从关税削减，工业项目合作，和金融激励三个方面开启了初步的贸易自由化。然而，这些初期的举措在集体层面上收效甚微，无法对贸易产生明显实质性影响。东盟的第二个阶段始于1975年，五个成员国在巴厘岛峰会上达成协议，推动产品的专业化分工，促进资源共享，放弃效率低下产业，从资源共享的角度推动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它使得成员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为市场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产品，这也是自由贸易开始的标志。东盟发展的第三阶段则是始于1992年签署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东盟成员国在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电信服务、旅游业和专业商业服务五个领域加强合作，实行全面商品关税减免等政策，同时明确表态要增加各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目前的第四阶段中，东盟成员国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同时，还积极应对亚洲快速变化的全球和区域贸易环境，南南合作成为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东盟成员国通过深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阶段的南南合作不仅体现在东盟内部的紧密协作，还体现在与中国等南方国家的合作上。作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CFTA）的建立进一步深化了东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使得双方在贸易自由化、市场准入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ACFTA的成功不仅增强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还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尽管中国与东盟十国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上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国际合作中，各国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强调结盟，也不将自身立场强加于他国。这一平等合作的理念使得无论国家的领土大小、贫富程度，所有参与国都能在金砖合作机制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框架中感受到尊重与重视。这种在全球北方主导的合作体系中较为罕见的平等性，增强了全球南方的吸引力，并在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了各国在追求共同目标时的平等对话与合作。

1955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被公认为南南合作作为全球政治运动的里程碑，至今已有将近70年历史。南南合作是一项旨在挑战北方主导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运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多次波动与发展。在1955年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与会的全球南方国家，包括许多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强调了经济与文化合作、维护人权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中国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主张各国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搁置分歧，推动彼此间的合作。这一方针不仅促成了会议的顺利召开，也成为后来南南合作的指导原则之一，为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新兴的第三世界团结运动试图打破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阻碍了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与联系。随后，“万隆精神”逐渐扩展，涵盖了不干涉内政和不结盟的原则，而不结盟运动（NAM）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团结，以挑战日益加剧的全球不平等，并努力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对全球北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

（1955年万隆会议 图源凤凰网）

二、东盟的“全球南方”合作

全球南方国家历史文化多样，地域分布广泛，其内部的差异相比全球北方国家之间更加显著。然而，全球南方国家并不追求抹杀这些差异，而是在尊重彼此多样性的基础上，努力寻找共同的目标。这一理念与1955年万隆会议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高度契合，强调各国在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下，搁置分歧，推动合作。同时，这也与东盟宪章中强调成员国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精神一脉相承。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与和平的双重任务下，东盟通过构建区域合作框架，为全球南方的团结与协调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展现了多样性中的团结。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于2010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的建立，该区覆盖了约20亿人口，超越了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区域贸易集团。从经济规模来看，ACFTA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根据协定，2010年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平均关税从9.8%大幅降低至0.1%。与此同时，中国对东盟六个主要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出口商品平均关税从12.8%降至0.6%。对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国，到2015年为止，90%以上的中国商品关税也被降至零关税。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从2004年的8763.8亿元增至2023年的6.41万亿元，年均增长11%，较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快3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由2004年的9.2%提升至2023年的15.4%。

中老铁路项目作为东盟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中国的合作典范，也是东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标志性工程，总投资额达374亿元，其充分体现了东盟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实际成效。该铁路连接老挝万象与中国昆明，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往来和物流效率的提升，并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截止到2024年9月18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品类已扩展至2900多种，日均开行列数从初期的2列增加到如今的17列，国际货物运输量突破一千万吨，货值达407.7亿元。除此之外，雅万高铁作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的首个高速铁路项目，不仅显著缩短了两地的交通时间，还大大提升了该地区的经济活力与互联互通能力。同样，中泰铁路项目也在推动泰国与中国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东盟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的另一个成功典范。这些项目反映出东盟与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不仅能迅速见效，还为东盟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东盟各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为东盟整体经济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减少了对传统全球北方经济体的依赖。因此，东盟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合作，可以持续推动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模式的成功实施表明东盟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具有长远价值与广阔前景。

（雅万高铁 图源中国铁路网）

区域联盟为各国提供了克服自身经济短板、实现更高贸易收益的可持续路径。许多学术研究通过分析ACFTA实施前后东盟国家对华出口的实际表现表明，大多数东盟成员国的对华出口效率有所提升。仅有少数较小国家，如文莱的出口效率未达到最优水平。在产业层面，东盟成员国约三分之二的行业部门在对华出口上也取得了效率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东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长期贸易关系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增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集体谈判能力。

尽管全球南方国家中的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以及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东盟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表现出色，但我们仍需高度关注那些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全球南方国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数据，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低收入国家，约有 7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即极端贫困线，贫困率依旧居高不下，数以亿计的人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三、东盟的“全球南方”发展经验

东盟作为全球南方的一份子，东盟及其成员国所取得的成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典范。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复制东盟的做法，并根据地理和文化敏感性进行修改，以在国际贸易领域取得比目前更大的成功和影响力。考察东盟最初创始成员国所取得的进展，可以发现成员国在政策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些政策最终使自由贸易原则得以成功实施。这些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可供志同道合的国家，即那些致力于改善其经济和在全球贸易舞台上的谈判地位的全球南方国家遵循的范本。

东盟在全球贸易领域取得的成功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非偶然。作为一个国家联盟，东盟在其长期的贸易政策中系统地推动了自由贸易原则的实施。这使得各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四十年中稳步增长，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东盟地区的贫困水平大幅下降，识字率不断提高。这一成果不仅归因于经济增长，也得益于东盟在决策过程中对国家主权和区域利益的平衡把握。东盟通过淡化区域贸易协定的集中决策权威，在集体决策与国家主权保护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通过共识导向的方法，东盟得以实现成员国的集体目标，形成了一个高效且灵活的政府间组织。目前，东盟不仅与全球南方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保持密切的经济合作，还与全球北方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和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往来。这些国家正共同努力吸引东盟进入其贸易市场，进一步强化东盟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东盟在区域贸易协定上采取的分阶段发展策略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作为稳定经济并提升其在全球贸易地位的有效策略。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借鉴东盟的经验，通过实施长期的全球化战略，逐步改善其基础设施，以支持国内有潜力的产业发展。在制定区域贸易协定时，全球南方国家应运用东盟吸引外国投资的经验，将这些投资用于资助国内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同时，通过打击腐败和减少官僚主义低效，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和参与度。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在与其他成员国制定区域贸易协定时，应考虑达成一项总框架协议。该协议应不仅包含自由贸易原则，还应体现整个区域内具有共同文化目标的重要性。随后的自由贸易协定则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详细规定各行业如何实施自由贸易的具体措施，从而实现更加精细化的合作和经济整合。

细看中国与东盟现有的合作，我们可以从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背景来推导未来更深一步的合作潜力。中国与东盟国家作为曾经的被殖民者，拥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和发展诉求。它们在追求和平与发展方面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且在现有的经济合作框架下双方的经济利益高度契合。未来，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变迁，南南合作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自我赋权的重要机制。

从理论上来看，南南合作的价值在于强调主权平等、非干涉政策以及合作共赢的模式，这些正是东盟与中国近年来合作的核心理念。东盟的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其通过灵活的合作框架达成了经济与政治上的共同进步。未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深化，并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合作的动力来源。依托依存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东盟与中国可以通过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合作来增强其全球竞争力。随着区域内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东盟与中国的合作也为其他南方国家提供了示范效应，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共同开发项目和资本流动，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南方的经济互联。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东盟通过其独特的合作模式，成功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树立了榜样。从最初的自由贸易探索到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中的深度参与，东盟不断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其成功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展上，也体现出其在平衡国家主权与区域集体利益方面的智慧。通过ACFTA等协定，东盟在全球南方和南北合作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提升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东盟的发展成就显著，但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贫困、基础设施落后和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东盟的经验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例，即通过长期的经济一体化政策，逐步改善自身经济结构与国际地位。展望未来，东盟在深化南南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1.张继睿，美国匹兹堡大学文理学院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和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双专业本科。
2.罗圣荣，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西南联合研究生院，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