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润: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与日本政治

来源:东北亚研究通讯时间:2024-09-20


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12日,日本自民党发布总裁选举公示,共有9名候选人参加9月27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数量为史上最多。截屏图

导  语:当前日本政治正处于歧路。其理由大致有三个:第一,由于日本政治体系——“55年体制”的连续性,过于重视政权维持和选举的颜面,改革一直停滞不前。再加上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经过所谓“失去的30年”的自负,而且随着美国推行“孤立主义”,作为外交基轴的日美安全体制也正在发生变化。

第二,战后最长政权安倍政权的所谓“世间政治”的惰性。此次总裁选举的候选人也是安倍政权的阁僚经验者,而且通过选举在政权内外与政界有关的人们。其中许多议员与“统一教”有一些牵连。再加上,自古以来围绕“政治与金钱”的争论不断,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信赖正在发生动摇。

第三,自民党内派系正在重组的情况下,虽然有因“政治与金钱”丑闻而解散派系,但也有仍维持的派系。另外,很多议员都是“世袭议员”,很难说自民党内内在的系统本身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民主党、维新会等在野党没有能力提出富有魅力的政策和增加议员人数,所以也很难取代现有的自民党政权。此外,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议员数也停滞不前,由于宗教和政治的关联,采取国民无法释怀的立场。也就是说,公明党作为执政党内的“在野党”的功能也被处于怀疑状态,难以得到国民的大力支持。
在上述背景下,围绕9名候选人参加的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探讨日本政治的现状和课题。本文并不是预测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果,而是梳理当前日本政治体系所面临的课题,指出日本议院内阁制为何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和方向,从而有助于观察新的自民党总裁体制下的日本政治走向。

一、“55年体制”与自民党政权的长期执政以及选举颜面

1955年由自民党和社会党合并而形成的“55年体制”,因自民党未能在众议院获得过半数席位、加上在野党的乱立、政治和金钱的丑闻、社会党惨败等,于1993年迎来了终结。尽管如此,1994年自民党和社会党联合成立“自社”联合政权,新进党曾经替代社会党成为众议院第二大党,但1993-1994年以后,战后长期持续的政治体制确实发生了变化。

另外,选举制度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选举区制度的缺陷被暴露的情况下,开始议论引进小选举区制。1989年政治丑闻“利库路特事件”(日本战后最大的贿赂案)发生后的1991年,计划引进小选举区300个席位、比例代表171个席位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但由于自民党内未能协调,推迟了引进。之后,根据1994年的“公职选举法”修改,在众议院选举中引进了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小选举区300、比例代表200),从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开始实施。

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指出,“在政治上花钱也是因为在中选举区同甘共苦。如果自民党同甘共苦的话,就不是政策争论,而是服务之战了。而且,日本人喜欢什么事情都是圆的,但要灵活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就需要很强的领导能力。为此,最好是一决胜负的小选举区”。通过制度改革,可以消除至今为止的金钱政治、没有政策议论的利益诱导选举、中选举区制度所引起的派系间矛盾等。

围绕以可以政权交替的两大政党制为目标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舛添要一指出,根据选举区的情况出现选择政党的议员,像“小泉孩子”和“小泽女孩”等民粹主义倾向也会横行。他还表示,“与多数派支配的‘威斯敏斯特’模式对抗的‘共识模式’那样,以多党制和议会协商为主的系统在发达国家很普遍,对国民生活来讲,也取得更好的成果”。

此外,曾隶属于自民、民主两大政党的田村耕太郎表示,“在日本,并没有阶级和民族等两大政党竞争的对立轴。即使候选人理念和政策有所不同,也会为当选议员而接受大政党的公认,提出接受万人的各种政策。由于选举区制度,很难发生日本政界的重组”。另外,参与制度引进的河野洋平强调,“自民党内讨论虽然变得成熟,但政治家的素质却恶化了”。

2009年7月21日,众议院被解散。8月30日举行了众议院选举。结果,民主党一举增加193个席位,获得308个议席,而自民党减少181人,只获得119个议席,公明党减少10人,获得21个议席。结果,自民党自1955年结成以来,首次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宝座。民主党谋求冲绳的美军基地迁移、官僚主导的政治等自民党政权推进的政策和政治体制的转变。而且,在与邻国的外交上也表现出了一些政策协调。

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民主党在其对应过程中由于政权运营不成熟、执政党与官僚的冲突、与美国的冲突等,就失去了国民的信赖。

之后,从2012年12月开始,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就诞生了。从上述内容来看,“55年体制”虽然发生过政权交替,但连续的部分也不少。再加上选举制度的变化没有达到如期目标,就产生了被歪曲的结果。

虽然实现政权交替的民主党的经验不足,但领导人的交替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从引进小选举区的1994年开始,日本领导人的任职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虽然以两大政党制和以政权交替的政治改革为目标,但是候选人的选择强烈反映了党首的意见,很受欢迎,看起来能赢的人就受到了重视。在政策上,比起特定政党的理念,像“闪光色”一样提出广泛受到国民普遍欢迎的口号的调整型变得显眼。

二、安倍政治的惰性与世代交替

安倍内阁在2020年9月16日上午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全部辞职。自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内阁上台以来,安倍晋三连任第2822天就落下帷幕。包括第一次执政在内首相在任天数总计为3188天,均为日本宪政史上最长。安倍致力于由金融缓和、积极财政、增长战略三支箭所组成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在任期间实现了两次消费税增税。2015年制定了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在外交上实现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也与特朗普总统建立信任关系,加强了日美同盟。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就内阁总辞职决定了首相谈话,强调了安倍晋三的执政成果,“用三支箭应对近20年持续的通货紧缩,就创造了超过400万人的雇佣”。

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安倍晋三以老毛病为理由辞去了首相职务。虽然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期待日本的重振,但在途中辞掉了公职。虽然新冠疫情和东日本大地震一样,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日本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国民意识所造成的“无谬误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对于预想之外的事情,没有表现出所谓“正在努力做”的焦躁感,与“无谬误性”相结合,至今为止被隐藏的课题在发达国家日本变得更加显著。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政治学者御厨贵就日本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安倍·菅政权的8年9个月执政就表示,“关于自然灾害的应对,从政治如何为复兴而行动的经验中明白了。但是新冠疫情的情况完全不同。关于新冠疫情,人与人不能相遇这一点首先不同。作为政治课题这是非常困难的。安倍首相也在2020年可能遇到了相当困难的问题。安倍政权也给全国家庭分配了口罩,但被问到为何做出这种措施,就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取而代之的是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这是因为安倍政权的7年8个月构筑任何事情必须通过菅义伟才能解决的结构。但是,菅义伟并不擅长解决未知的问题,所以可能真的不想做”。

日本评论家常见阳平对安倍政权指出,“安倍晋三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断肠之思’这一词。对于“北方领土”、“日本人绑架问题”、“修改宪法”,仅此而已吗”。他还对在2020年8月24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一直对安倍政权进行分析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御厨贵的“正在做的感觉”这句话表示,令人难以理解。其实,不应是“做了的感觉”,而是“做了的感觉”才对。实际上,不得不说“招牌政策”只是“徒有虚名”。所有的道路都是“半途”。原本“安倍经济学”是怎样的呢?并不应在表明辞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烈地展示出自己的业绩。再加上,“安倍政权也是左投右打”。在安全保障等方面,虽然遏制国内各种批判,坚决推进了法律修改等,但在雇佣、劳动等相关政策中,就排列出类似于旧民主党所考虑的政策、工会提出的建议。

从2013年参议院选举开始,就围绕雇佣、劳动等相关政策,朝野两党至少在字面上都趋于相似,论点也被封住了。另一方面,安倍、自民党的特征就是这些政策被列入与“经济”相关项目中。“劳动改革”变成“工作方式改革”,“女性活跃”也在其背景下隐藏着消除人手不足的目的。

安倍晋三在第二次安倍政权中到底是什么?2012年冬天,也就是政权交替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被称为“高意识的人”。另外,“这不正是这7年8个月的安倍政权吗?”“○○改革”“○○革命”“○○活跃”等关键词仍被连呼。至于成果,不一定要总结,但是仍继续演出“正在做的感觉”。

想说“那些是什么”的政策,其中也有很多只是表明决心的政策。炫耀人脉也是如此。如,“赏樱会”就是这样。与许多演艺人的交流、宣传也是如此。SNS也由本人和支持者使用。寄宿家庭的情景等批判蜂拥而至。就像是创业企业、风险投资企业老板等常见的类型吧。说起风险投资企业,安倍政权就像是以“工作方式改革”、“独特的人事制度”等,似乎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有意识的企业及其经营者、人事部长。由于强烈的人事权,安倍政权得以延续。这难道不是“高意识的人”吗?。这样,一方面对安倍政权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从首相的任职期间,即政权的稳定来看,评价也会变化。

安倍晋三于2022年7月8日上午11点半左右在奈良市街头演讲时被枪击。被送往奈良县橿原市的医院宣布,下午5点过后确认死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晚上表示,“在民主主义最根本的选举活动当中,发生了夺走前首相安倍生命的卑劣暴行”,“绝对不能允许,用最强烈的言辞进行谴责”。

关于安倍前首相的政治风格,日本电视台解说委员长粕谷贤之指出,“作为一种政治手法的特征,一直在考虑选举的事情。这是在脑海中经常考虑的问题。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能赢得选举,自己能否得到支持?这是不是说很好地融入其中。按照计算安倍赢得了6次国政选举,即众议院3次和参议院3次。一旦在选举中获胜,就获得了自己的资源。”也就是说,将以国民的支持作为政权的推进力。利用这一点,无论是支持率下降,还是不受欢迎的政策,都会将其转向必须做的政策”。再加上,“经济这一问题,安倍经济学受到了批判。但是,我认为摆脱最坏的经济状况,诱导日元贬值,或者提高股市,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继第一支箭的金融政策、第二支箭的财政政策之后,在第三支箭增长战略的意义上,并没有朝着好方向前进。而且,继安倍政权之后的菅政权、岸田政权也是如此。如何正确地完成这条增长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安倍经济学的修正恐怕会成为重要主题。这在安倍生前实际上是最讨厌安倍经济学遭到批判。但是,不管是好还是坏,这种形式的局面到此结束。在那个阶段,如何修正安倍经济学路线,岸田政权如何将自己的新资本主义加进去具体议论当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要点。

随着安倍前总理的去世,所谓的“统一教会的捐款问题”浮出水面。另外,很多自民党议员以得到选举协助的方式,与“统一教”发生了关系。因此,一直加入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与支持母体——创价学会的关系和执政党内在野党的功能也受到国民的怀疑,在选举中很难增加议席。

另一方面,安倍派等在派系的政治资金派对(Party)上,涉嫌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没有记载派对券收入的一部分。契机是2022年11月的《新闻红旗》杂志的报道。那就是2018年~2020年期间安倍派等5个派系的政治团体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没有记载政治资金宴会的收入共计约2500万日元的报道。对此,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重新调查了2018~2021年的4年,以自民党5个派系的政治团体中共计约4000万日元的不记载为由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告发。进入2023年11月,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任意听取了派系负责人的情况(东京新闻,2024)。

此外据悉,安倍派和二阶派关于派系的政治资金派对,根据当选次数和阁僚经验给所属议员设置了销售定额。自民党相关人士作证表示,“如果卖出定额以上的派对券,议员个人的收入就会增加”。安倍派将超过定额的派对券收入回扣给所属议员,但不在政治团体的收支报告上记载,议员将其变成秘密资金。还有,一些议员并不向派系缴纳超过派对券销售定额的部分,而是留给自己身边的情况。

围绕着这些派系的派对券收入的政治资金问题就会影响派系的存在方式。而且,自从自民党秘密资金疑惑浮出水面后,岸田首相经常强调“恢复对国民的信赖”,但他自己担任会长的岸田派也受到了影响。2024年1月18日有报道称,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决定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嫌疑,对岸田首相担任会长的岸田派的原会计负责人进行立案。同一天,岸田派公布2020~22年的3年间共计3000万日元不记载的订正收支报告。岸田首相对未记载解释为“事务性错误的积累”,但到了晚上突然表明了岸田派的“解散”。1月19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刑事处分后,被立案的二阶派、安倍派也开始进入到解散派系的流程。但即使解除派系,到底会有多大的实效性还是未知数。对于各派系如雪崩般的解散动向,也有人指出“只是单纯的批判而已”。

在日本国民对政党派系的严厉关注下,麻生派至今仍维持着自己的派系。再加上,通过学习会等改变形式,很难说是彻底的修改。

目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一些议员也受到上述安倍政权的阁僚经验者、整治资金相关的问题、与“统一教”的牵连等安倍政治的惰性和余波的影响。因此,自民党通过总裁选举,能否克服安倍政治的惰性,真正推进政治改革,遭到世间的质疑。


9月12日,在日本东京,9名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依次在自民党总部发表政见演讲。新华社记者 岳晨星 摄

三、世袭议员与在野党的变化以及政权交替

在日本,作为选举的“三件神器”,有“地盘”(世袭)、脸盘(知名度)、钱盘(选举资金能力)受到重视。其中地盘,即世袭是地方的熟悉度、权威人士的认可、利益引导的观点出发,一旦首次当选后,再选并不困难。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次男小泉进次郎在总裁竞选记者招待会上就世袭的弊病反驳,“即使被认为是世袭,也会尽最大努力让其成为值得认可的政治家”。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鹰之在竞选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自己的“工薪阶层家庭长大的背景”和“庶民派”,但并没有提及世袭。他还强调,“总裁选举在公平的环境中选择能力高政治家候选人,这与世袭无关”。那是因为,以前首相福田康夫为父亲的福田达夫为首至少有9名所谓世袭议员已经表示了支持。自民党相关人员也表示,“总裁选举无法否定世袭”。

总裁选举的脸盘也是党的缩影。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的所有候选人中所谓实习候选人达到104人,其中,亲属有国会议员继承地盘,即使没有继承地盘,但父母和祖父母也属于国会议员。这世袭候选人的比重占30%左右,而且自民党内的比重最多。对于这种情况,拼搏过来的政治老手也透露,“即使世袭也有优秀的人才,虽不能一概否定,但确实有不公平感”。由于后援会的强大力量,世袭议员的当选概率与非世袭议员相比确实很高。据说,“永田町”(是日本国会的象征)的常识是,在前辈的威望和人脉上“出人头地也很快”。

自民党曾经在2009年和2018年两次讨论了众议院世袭候选人的限制,但被搁置起来了。在原则上开招募的候选人选举中,现任议员也在选举前宣布引退,亲属继位的例子并不少见。对此,自民党中坚议员也指出,“公平选举已经是形骸化了”。

在以这样的地盘为基础的情况下,与当地议员联盟的关系会影响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岸田时代”的政治家们开始启动了。2024年9月2日,现任数码相河野太郎访问神奈川县政府,向县议会请求支援后表示,“因为神奈川县议员联盟会长小泉进次郎也将参加总裁竞选,所以在总裁选举期间一方面充分讨论政策,另一方面选举结束后希望继续一起努力”。同一天,自民党神奈川县议员联盟会长小泉进次郎访问神奈川县厅时表示,“向一直关照和支持我的自民党神奈川县议员联盟的诸位朋友致敬”,并呼吁神奈川县议员们的支援。河野太郎和小泉进次郎都是神奈川县出身,他们为了获得党员票,积极开展党员活动。特别是在神奈川县内出现了多位总裁候选人的情况下,与属于同一县议员联盟的前首相菅义伟的关系以及政策调整等也都被重视。

另一方面,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也将举行党代表选举。立宪民主党的代表选举于2024年9月7日公布,按照申报顺序,前首相野田佳彦、前代表枝野幸男、现任代表泉健太、众议员吉田晴美等4人提交了候选人申请。围绕在野党间的合作方式和政治改革的今后方向性等,2024年9月23日举行投票选举,已经进入了代表选举战。

从立宪民主党代表选举的候选人与执政党的对决的意义来讲,为形成在下一届众议院选举中形成朝野一对一的格局,在野党之间的合作很重要,这一方向已经是一致的。特别是4名候选人希望加强与国民民主党的合作的想法是共通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对日本维新会的立场。野田佳彦表示,“争取获得稳健的保守层,才能有机会获得政权。”所以他考虑与维新会的合作。另一方面,枝野幸男和泉健太认为,由于与维新会政策方面存在隔阂,所以在选举前就很难一起做下去。因此,根据谁当选立宪民主党新代表,众议院选举的战略也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当前局势来看,议员的支持已经发生分裂。野田佳彦有自己的团队和小泽一郎的团队等。枝野幸男有自由派议员组成的团队支援,泉健太也有自己率领的团队成为核心。另一方面,吉田晴美有支持他的议员和江田宪司团队合作,从人数上来看,分别是20人到30人左右。同时,占全体的半数的“地方票”也被分散,成为上位2人进行决选投票的可能性很高。4人阵营都认为,今后不仅巩固国会议员的支持,“地方票”也将成为关键,将展开激烈的选举战。

在野党之间的合作中,值得关注的是围绕维新会和共产党的讨论。特别是,维新会在配合安倍政权的同时,通过与地区密切相关的政策增加了国会议席,但围绕大阪世博会的举办,却陷入了迷茫。也就是说,安倍政权的国际活动和政策合作中断,作为扎根于地方的政党的局限性也在逐渐显现。

对于至今为止所说的自民党所面临的课题,有观点认为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力量是广义上的日本政治改革中的课题。

政权交替和政策以及政权业绩等观点来看,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木村幹从将韩国作为比较案例,提出了日本政治的特征。如果投票中过去的“业绩”是唯一的标准,那么选民评价在野党的标准也是他们执政时期的“业绩”。当然,这对于立宪民主党来讲,自2009年到2012年之间的民主党,今天的日本舆论未必对其“业绩”评价很高。而且,如果自己过去的“业绩”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无论怎样抨击现执政党的“业绩”,在野党都很难得到国民的很大支持。

原本过去的执政党失去选民的支持而沦为在野党,应该是对他们当时拥有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失望的。对自己的失望放任不管,只是扩大对别人的失望,希望对自己的支持就会扩大,这种期待有些过于安逸。正因为如此,对于曾经有执政经历的在野党对当前执政党的政治和经济以及社会的存在方式进行批判时,向以改变现政权存在方式作为目标的国民,不仅包括现政权的“业绩评价”,更加对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如何不同,非常有必要进行诚恳的说明。而且,这并不是单纯地提出现有政策的“代替方案”,更重要的是充分展示出自己拥有的政治目标以及如何改变社会的路径。

对韩国人来讲,总统选举比过去更能说明未来。而且,这既可能导致国家不稳定的同时,也会成为国家活力的源泉之一。如果对未来有所思考,有所想改变,人有时会犯下大错。但同时,如果没有不改变对未来的想法,就不可能让现在的社会变得更好。而且,希望明确并易懂地表示自己关于未来的愿景,对于作为对现政权进行反攻的在野党政治家来说应该是必须的。日本民主党下野已经快12年了。在此期间,韩国总统从李明博经过朴槿惠、文在寅,已变成现任总统尹锡悦。如果说改变的一方有改变的理由的话,不变的一方也一定有改变不了的理由。也就是说,立宪民主党要实现政权交替,反省自己的前提下,有必要找出比自民党提出的政权公约更有魅力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可行性政策。另外,自民党总裁为目标的9名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也需要重新审视至今为止的自民党政策和解决以往的政治体系以及人才招聘中的课题等政党改革方案。

四、结语

本文围绕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与日本政治的关系,梳理日本政治体制所面临的课题,并阐明日本议院内阁制为何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改革。

虽说“55体制”已经崩溃,但由于自民党政权的连续性、选举制度变化,日本政治虽然是议员内阁制,但自民党总裁的权限得到了强化。而且,在政权维持中,所谓民粹主义倾向的总裁更重视选举的脸盘。极端地说,有人认为“谁能维持政权,就连笨蛋也可以”。换而言之,有日本政府任职经验的人,如果通过党内交涉和折中,树立起选举的脸盘,充实国民特别是老年人受欢迎的政策,可以维持政权。

如上所述,引进小选举区制度以后,总裁的任职时间并不很长,并重视政局的选举。内阁府的一位官员指出,由于内阁官房的强化,推进省厅间的调整、政策间的协调过程中,由于频繁举行选举,难以保证政策的实效性和持续性。也就是说,只要表现出所谓“正在做的感觉”,就很难看出政府所期待的姿态。

目前,围绕“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等政经勾结,还有政治资金问题、特定宗教团体与选举合作等,自民党政权担负着说明责任。最重要的是,2020年以新冠疫情为契机所出现的数字化进展的延迟,至今仍是争论之一。硬件和软件两者都停滞不前,仅仅通过培育半导体产业,难以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是说,有必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IT),将日本擅长的2次产业和3次产业融合,提出示4次产业的发展愿景。

自民党的派系解散、世袭限制、在野党的政权交替等今后是否会成为日本政治的改革时机,目前仍不明朗。因为,即使进行政党改革,以现在的低投票率,哪个政党都会有“执政紧张感”,难以挑战于选举和议会政治。也就是说,与其成为政治家改变日本社会,不如成为政治人满足于作为职业的议员。

在日本,每位首相都会是美国喜欢的人物,也最好避免与邻国发生冲突。但是,日本的近邻诸国也存在对美关系、周边外交、经验认识上的分歧。因此,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不仅是向日本国内外表现出日本变化的分水岭,也将成为确认日本国民意志的试金石。(参考文献略)

 

作者:裴润,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政策学博士
来源:东北亚研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