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7日，韩国三星电子的最大工会在首尔举行该公司55年历史上的首次罢工，劳资双方因薪酬问题僵持不下，已停止所有谈判。

近年来，在韩国有一个所谓的“勺子理论”，它最早出现在韩国网络社区，2015年前后开始逐渐风靡。这套理论将韩国年轻人的经济地位大体分为几个阶层：处于社会最顶端、“衔着金勺子出生”的富二代们家庭总资产普遍超过200万美元、家庭年收入平均在20万美元以上；“银勺阶层”次之，总资产在100万至200万美元之间；在“银勺”之后，还有“铜勺”“木勺”和“塑料勺”等几个阶层。

有观点认为，现代韩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始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韩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下全面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改革，韩国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措施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韩国社会的分化和两极对立，使韩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从“橄榄型”转向“哑铃型”。

始自金融危机的社会结构分化

“橄榄型”社会是指中间阶层人口占据主体、收入分配比较均衡、阶层流动性较强的社会结构模式，韩国的这一结构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据统计，当时韩国的中间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9%，而高收入阶层只占4%，社会结构呈现出较高的均质性特征。这种结构也成为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社会基础。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种格局。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下，韩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迅速加剧，原本稳定的中间阶层加速分化瓦解，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现象。一方面，少数专业精英和管理人才凭借较高学历和职业技能，抓住新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另一方面，大量传统中产阶级如小企业主、国企职工，在竞争和改革中丧失原有优势，经济地位急剧下降，沦为新的贫困群体。1996年韩国的绝对贫困率为4.3%，1997年达到7.5%，1998年攀升到14.9%。

“三星共和国”所反映的畸形产业结构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多年里，顶层精英群体的财富急剧膨胀，财阀资本借助新自由主义改革迅速做大做强；而广大中小企业则面临成本上升、市场萎缩的困境，并大量破产或被并购。2019年，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数量虽然仅占全部公司总数的不到1%，却创造了超过50%的公司利润。财阀资本在产业领域表现出很强的垄断倾向和排他性，三星、现代等超大型企业集团不仅在电子、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还大举进军金融、服务等领域，资本在各行业间的流动十分频繁。借助规模优势和政治资源，这些跨国公司牢牢掌控了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主导了产业政策和经济决策，形成了强大的垄断力量。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则被严重挤压，它们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人才引进等方面均不具备与大企业竞争的实力，而且在财阀主导的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中，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极其有限，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一旦经济形势恶化或外部冲击加剧，中小企业往往成为最先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韩国“三星共和国”的称号由此而来，它反映了韩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不平衡的经济格局。

此外，不平衡的产业结构还加剧了地区差距。大型财阀多集中在首尔及周边地区，因而带动了首都圈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而地方上的中小企业，在资金、人才、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方面根本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特别是那些传统制造业集中的地区，由于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产业空心化问题更加突出。

收入分配不平等，就业形势严峻

随着财阀和大企业不断积累财富，底层平民的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失业、非正规就业、低工资等问题普遍存在，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统计，2019年韩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345，较之1990年的0.266上升了近三成。而如果把财产性收入（不动产、金融资产等）计入考量，基尼系数的实际值更高。据推算，韩国社会财富分配的真实基尼系数可能高达0.6～0.7，这反映出社会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的严峻态势。2017年，韩国最富有的10%家庭的储蓄是最贫困的10%家庭的22.39倍。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改革反而使失业问题更加突出，就业质量不断下降。传统制造业萎缩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非正规就业大量增加，劳动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非正规工人不仅工资水平低、缺乏社会保障，还被排斥在工会组织之外。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大量青年陷入“无业贫困”的境地。“五六贼”（反映的是三四十岁人的心理。56岁左右的人多在公司身居要职，40岁左右的人希望这些人能早点退休，以便取而代之。因此把年过56岁还不愿退休的，称作贼）、“四五停”（一些公司将退休年龄提前到45岁）等新词的流行，反映了职场中年龄歧视问题的严重性。即便在正规就业领域，工会的维权能力也明显变弱，企业经常以全球竞争压力为由，对抗工人的集体诉求。而且一些企业还将工会视为眼中钉，想方设法打压工人力量。

教育不平等加剧阶层隔离与固化

当前在韩国，消费主义文化疯狂蔓延。消费习惯与阶层认同捆绑在一起，进一步固化了既有的社会等级。在韩国社会，公开谈论个人财富和收入以凸显经济地位很常见。富裕阶层热衷于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彰显自身的优越地位，名牌包、豪车、高尔夫俱乐部会员等成为身份的象征。而面对商业广告制造的消费幻象，许多中下阶层为了追随上层生活方式，不惜通过信用卡透支和借贷来维持超前消费，结果是负债累累，生活陷入恶性循环。

阶层的固化，使得家庭出身对子女的前景有着决定性影响。高昂的学费和补习费用，使优质教育成为中上阶层的专属资源。家庭背景带来的学历差异，最终转化为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教育不平等强化了代际传递机制，又进一步加剧了阶层的隔离与固化。

作者：徐海娜，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9月1日，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