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北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官网
摘要: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是其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然而, 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是否被社会公众所利用从而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 为此,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研究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以反映公共数据资源作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方面的价值. 以2010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发现, 与没有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相比, 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在数据开放后其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表明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该回归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 替换变量衡量方法、 加入滞后项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 机制检验发现, 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 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者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由于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开放公共数据资源降低了企业的经营费用、 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本文丰富了公共数据资源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为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同时为数据资源价值提供了可靠的因果证据.
关键词:公共数据资源;全要素生产率;政府数据开放;数据要素;高质量发展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作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探索, 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已然成为国家战略. 2015年, 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 要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率先推动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教育、气象、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 以引导社会发展, 服务公众企业. 2016年,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中指出, 目前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 要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 2020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列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任务中的首要任务. 202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再次强调, 要加强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公共数据资源, 打破 “数据孤岛”.
然而, 尽管政府数据开放实践蓬勃发展, 学术上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是否被公众使用从而实现价值仍缺乏大样本实证证据. 已有研究要么表明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并不一定能够实现, 要么为小样本案例研究. 为了提供大样本实证证据, 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 研究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以反映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
二、主要内容
本文以2010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研究发现, 与没有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相比, 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在数据开放后其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表明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机制检验发现, 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者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由于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开放公共数据资源降低了企业的经营费用、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后, 与办公地没有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控制组)相比, 办公地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处理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这表明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衡量方法、加入滞后项等稳健性测试后, 主回归结果仍然显著, 表明该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机制检验中, 本文认为若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机制是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 那么对于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者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政府数据开放后其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程度更大, 管理层使用公共数据资源进行学习以及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使用公共数据资源进行监督的程度更高, 进而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推测, 本文使用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作为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的代理变量, 使用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管理层数据资源处理能力的代理变量, 使用企业分析师关注、信息披露质量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多寡的代理变量, 研究发现当企业经营不确定性更高、企业属于民营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企业分析师关注更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更低时, 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从而验证了本文的机制假说. 进一步研究中, 本文从企业经营和融资两个维度研究发现,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降低了企业经营费用、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该部分研究也可视为对于主回归作用渠道的检验, 即公共数据资源通过降低企业经营费用、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1)政策制定者应该坚定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政策, 扩大公共数据开放数量, 提高公共数据开放质量, 加大宣传和支持力度, 提高企业利用公共数据资源的意愿和能力.
(2)企业应该重视数据资源, 尤其是公共数据资源价值的挖掘.
(3)投资者、债权人、咨询机构、学者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应该重视利用公共数据资源, 缓解其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积极监督企业,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其与企业的价值共享共治.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 (1)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丰富了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已有文献关于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以及为政府数据开放案例的研究表明, 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并不总能实现.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实证检验了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并从对该经济后果进行了机制检验, 从而丰富了公共数据资源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的实证文献. (2)从数据要素视角拓宽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已有关于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往往聚焦于数字技术进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而忽略了数据资源的影响. 本文弥补了这些文献的不足. (3)为数据资源的价值基础提供实证证据, 为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蔡继明等(2022)指出, 关于数据能否创造价值, 在理论上仍有不少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本文则为数据资源具有价值提供实证证据. (4)实证分析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展开, 为数据资源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因果分析框架.
本文还具有如下拓展空间: 第一, 可结合实地访谈、质性研究等方法对哪类外部利益相关者发挥了主要监督作用进行检验, 以提高政府数据开放的针对性. 第二, 可对A股金融企业等企业进行研究, 以挖掘公共数据资源更广泛的价值, 同时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五、写作、投稿过程的心得体会
本文团队在长期关注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要素领域中注意到,目前我国80%以上数据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那么这些数量庞大的公共数据资源会否被社会利用,从而释放了数据要素价值?在探索该问题好奇心的驱动下,团队开始查阅公共数据资源的相关资料,并发现自2012年上海市、北京市上线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后,各省级政府纷纷加快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这为我们探究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提供良好的研究场景。于是,团队以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对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展开研究,以反映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
论文初稿完成后,团队内部进行了数轮讨论与修改,并通过相关会议进行报告。论文投稿后,《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委与审稿专家提出了许多细致的、富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使得本文得以极大完善。因此,本文凝结了很多匿名专家和编委老师的辛勤付出,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44卷,第6期论文《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点击题目链接全文);
作者:吴武清1, 博士,教授,智能财会,大数据风险管理,数字治理和公司治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李祁恒1, 博士研究生,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章柳漪1,硕士研究生,数据要素;赵越1,2,博士研究生,男,汉,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信息披露。
1.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872;
2. 新加坡管理大学 会计学院, 新加坡 178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