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5-12

 

新冠疫情下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

 

摘要:东亚区域机制化合作成效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得到了检验,凝聚合作、携手抗疫成为了东盟各国与中日韩的普遍共识。以公共卫生合作为领域,以防控政策沟通为重点的互动实践为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赋予了新的动能。

关键词:新冠疫情;东亚;合作机制

当前,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防疫重点已转向外防输入,但全球和东亚的疫情依然十分严峻。截止4月30日9时,日本的疫情在近期呈现反复不定的震荡状态,累计确诊人数为13852人,死亡率为2.8%。日本仍处于“紧急事件”状态,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直接影响到明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韩国由于在前期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筛查检测,其疫情防控工作已见成效,各项数据已从2月底至3月初的峰值回落,日前累计确诊为10761人,死亡率为2.28%。东盟方面,截至4月30日20时,东盟十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占海外确诊总数的1.38%,死亡率为3.46%,低于海外平均值(7.1%);治愈率(25%)却低于海外平均值(29.7%)。

其中,新加坡依旧处在高风险期,其疫情严重指数位列第三;在确诊人数占国家面积指数方面,新加坡位列第二,每平方里就有55人确诊;在确诊人数占人口比例指数方面,新加坡位列第八,每百万人口确诊人数为2774人。若将医疗保障、边界管控、劳工流动等因素加以考量,疫情在东南亚地区扩散的风险依旧处在高位。在经贸方面,受全球疫情的影响,作为外向型经济的东盟各国在出口方面遭到重创。而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疫情对整个东亚区域的产业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或将导致数百万人失业。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是由一系列多层次合作机制所共同组成的,其中就包括了东盟“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机制、三个东盟“10+1”领导人会晤机制、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机制、次区域合作机制等。这一机制的特点之一便是在议事方式上采取“协议一致”的原则,更强调循序渐进,首先通过磋商达成共识,然后再一致作出决定,在具体问上的处理上不急不躁,保持耐心,先易后难,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1]。因此,普遍的观点认为,东亚合作倾向于过程推进而疏于制度建设。而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呈现的是一种以实践推动制度建设的过程导向型路径。实践成为了国际制度得以建立的重要动力来源,也可视为是一类制度性实践。作为经验层面的制度性实践,坚持发展导向、循序渐进、多层互动和平等包容[3],对未来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面对如何尽快控制疫情,恢复经济发展等现实难题,凝聚合作、携手抗疫成为了东亚各国的普遍共识。当新冠疫情在中国肆虐之际,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多国向中方提供了宝贵的医疗物资。而当中国疫情渐趋稳定,生产能力逐步恢复之后,也及时向东亚他国伸出援手,不仅提供大量急需的医疗物资,还向多国派驻了具备丰富抗疫经验的医疗专家和团队。通过一系列的互动实践,为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赋予了新的动能。4月14日,东盟与中日韩(10+3)举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与会各方在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提高公共卫生治理水平、推动东亚尽快恢复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此次会议也被认为是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此次新冠疫情突显出东亚区域各国携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紧迫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劳动力、资本等的跨边界流动,诸如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溢出了国界的限制,单一国家很难独自解决非传统安全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挑战。新冠疫情作为一次重大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也给各国敲响了警钟,暴露了当前机制化建设的不足和漏洞。比如,从此次抗击疫情的情况来看,东盟官网虽然设置了“东盟卫生部门抗击新冠肺炎努力”的栏目页面,但实质的内容却十分有限,且消息的发布也较为滞后。

此外,也没有看到东盟在协调各成员国的抗议举措、调配抗疫物资、派遣医疗专家团等方面的作为[4]。可见,东盟共同体自身的机制化建设还有待提高。未来,东亚各国或可通过多层治理模式实践经验,探索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地域性特征。多层治理是指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如东盟)和次国家行为体(如城市、智库、跨国企业等)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机构网络。不同层面的影响力,其影响力因问题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层面的行为体和决策方式也不相同。但是,各个层面之间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职权上相互交叉重叠、在行动上相互依赖、在目标上协调一致的,由此构建新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体系。

(郭剑峰,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研究院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亚太研究、两岸关系。)

【参考文献】

[1] 徐斌:《东盟与东盟地区论坛进程》,《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3期;
[2] 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3] 王明国:《制度实践与中国的东亚区域治理》,《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
[4] 李晨阳:《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东盟》,《世界知识》,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