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以下文章是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系列论文“战略竞争世界中的东南亚”的一部分。系列文章的主编是 Alice Ba，该系列旨在探索东南亚国家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行动能力和政策选择。这些论文将检视东盟国家在经济或安全等领域是否因战略竞争而受到更多或更少的压力。贯穿这些论文的一个关键主题是战略竞争带来的风险与机遇，以及东南亚国家如何管理这种竞争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换句话说，东南亚的行动能力在战略竞争中是如何体现的，这对追求战略自主性的东南亚国家有何影响？

小国重量级？新加坡如何应对中美竞争
A Small State Heavyweight? How Singapore Handles U.S.-China Rivalry
作者 | Terence Lee, Ph.D.
来源 |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4/04/small-state-heavyweight-how-singapore-handles-us-china-rivalry

一、问题的提出：新加坡外交政策中的自主性

Alice Ba 在本系列的导言文章中指出，东南亚已成为当前中美竞争的关键战场；该地区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做出选择。对于新加坡来说，这种竞争引发了新加坡关于其外交政策自主性的讨论。针对这一问题，现存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加坡的自主性很小，这反映了小国在古希腊梅洛斯对话中被描绘的结构性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受其摧残。”这一观点最典型的代表是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他认为由于新加坡的体量小，它必须像小国那样“谨慎行事”并且在涉及大国的事务上“非常克制”。这是马凯硕2017年对其他海湾国家与卡塔尔断交时发表的回应。

第二种观点则表达了新加坡外交政策中的最大自主性。由比拉哈里·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及其他已退休的新加坡外交官提出，他们坚称新加坡并没有被“其小国身份或地理位置所吓倒”，也没有变得“顺从或怯懦”。相反，新加坡一直为“其理想和原则”而努力奋斗。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这种不断演变的大国竞争中，新加坡在其外交政策上究竟拥有多少自主权？

二、新加坡的治理与中美竞争

如果我们将自主性视为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其政治和外交的政策偏好，以及独立应对其他国家施加行动或限制的能力，那么新加坡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拥有更高的自主性。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一直由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领导。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中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施加广泛的控制，包括选举结构和过程。通过一套在党内和国家层面制度化的激励和约束措施，人民行动党避免了明显的派系之争。包括外交政策的决策主要由技术官僚和政治精英主导，不受公众压力的影响。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优势使得新加坡能够无阻碍地推行外交政策。

首先，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主权，新加坡显著增强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新加坡视美国为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并支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自从美国基地撤出菲律宾后，新加坡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前线的锚点，这一地位多年来不断得到加强。两国在2015年签署了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协议，并发展了美新战略伙伴关系，“以加强双边、地区和全球挑战下的合作”。

新加坡依赖美国提供先进的军事硬件和培训，如美国通过外国军事销售和直接商业销售计划向新加坡销售先进武器；新加坡军事人员参与在诸如 Luke AFB 和 Mountain Home AFB Idaho 等地的培训、演习和专业军事交流；五角大楼的研究机构，包括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海军研究全球办公室（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Global）、海军医学研究中心-亚洲（the Navy Medical Research Center-Asia） 和美国陆军国际技术中心-太平洋分部（the Army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enter-Pacific）等均在新加坡设有办事处，并与新加坡同行就共同的军事相关问题进行合作等。

其次，人民行动党实施了旨在提升新加坡作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的政策。通过低企业税率和其他亲商激励措施，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新加坡接收的美国直接投资超2440亿美元，远超其他单一国家投资者，占新加坡所有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20%以上。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对新加坡的 FDI 几乎比亚洲投资多出50%。在金融和保险服务领域，美国投资比欧盟（该领域第二大投资者）多出60%。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也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第三，新加坡与中等强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间也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并支持开放的多边主义以增强其繁荣和集体安全。新加坡同许多中等强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新加坡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关键支持者。

第四，新加坡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作为在全球动荡时期的“救生筏”。在2023年5月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李显龙总理呼吁加强经济一体化，并希望东盟保持统一、凝聚力、有效性和中心性。

这些安全、经济和多边安排显著加强了人民行动党的“国内主权”并增加了其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于“工具性默许”，即对政府的支持基于其提供安全、政治稳定和可接受的生活物质标准的能力，以换取某些公民自由的限制。

尽管这个小国清楚其改变两大强国行为的能力有限，它试图作为“诚实的中介”，并表达了对北京和华盛顿日益紧张关系的担忧。

总体而言，随着美国和中国对该地区主导地位的争夺，新加坡有机会追求其政治和外交政策偏好。学者称这种策略为“对冲”（Hedging）——在不选择华盛顿和北京的同时，通过与两个大国合作并避免对抗来最大化利益。

来源：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4/04/small-state-heavyweight-how-singapore-handles-us-china-rivalry. 作者 Terence Lee, Ph.D.，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S. Rajaratnam）国际关系学院的访问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译者张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