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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银行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银行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均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且银企数字化对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具有协同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银企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源于银企数字化具有“信息协同效应”、“信贷配置协同效应”以及“内部治理协同效应”。基于企业内部特征的检验发现，银企数字化的协同效应针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更为有效。基于企业外部环境的检验发现，银企数字化的协同效应在环境规制更强、银行竞争更激烈的地区以及竞争性行业更为有效。进一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经济社会效应进行检验，发现企业绿色转型有效促进了碳减排，但没有证据表明绿色转型在实现企业碳减排的同时是以牺牲企业的发展为代价。本文研究为发挥好银行数字化与企业数字化的协同作用，以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绿色转型；银行数字化；企业数字化；协同效应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双碳”目标的提出彰显了我国坚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绿色转型也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要想巩固和扩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亟需克服绿色转型工作中的难题。企业是落实绿色转型最为关键的经济主体，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环保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的环境监管效能难以提升均严重阻碍了企业绿色转型。
随着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成为未来企业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释放了巨大能量，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环境改善，为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协同发展的契机。在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的绿色效应已经受到普遍重视，相关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具有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强大潜能。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改变企业能源消耗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这些影响效应均有助于实现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融合发展。
然而，关于数字化对于企业绿色转型的赋能作用，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自身的数字化，忽视了外部经济主体的数字化带来的赋能作用。随着金融手段成为绿色转型中越来越重要的抓手，金融机构无疑是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外部力量。2022年6月，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提出要加大金融服务双碳产业力度。在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之下，银行不仅可以通过直接的信贷资源配置引导企业绿色发展，对落实国家的减排战略和减排政策，银行还起到重要的监督和激励作用。然而，由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对企业的环境表现还无法做到穿透式监督，难以依据企业的环境绩效去配置信贷资源以及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202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指出要“高质量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同一时期，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利用大数据，增强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中，银行的数字化建设对优化其信贷配置以及强化其监督和激励作用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银行利用数字技术获取企业多维数据，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解析数据，提炼出与企业环境风险相关的有效信息，精准绘制“企业画像”，据此进行信贷决策并在贷后实时动态监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时对环境风险事项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银行数字化作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企业的数字化，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留下真实经营活动相关的“数字足迹”。银企之间有望形成“数字匹配”，在应用数字技术上占据优势的银行，能够服务有较多“数字足迹”的企业。那么，银行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在赋能企业绿色转型中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二、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2010-2021年）中的城市商业银行数据与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匹配数据展开研究。首先，实证检验了银行数字化与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并通过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引入外部工具变量、构造基于异方差的工具变量、加入多维固定效应、替换变量、改变数据样本等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其次，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银企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源于“信息协同效应”、“信贷配置协同效应”以及“内部治理协同效应”，进一步对以上机制进行了实证验证。再次，从企业特征以及外部环境两方面探讨了协同效应的异质性。最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行了讨论。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和银行数字化均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且银企数字化对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具有协同效应。（2）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银企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源于银企数字化具有“信息协同效应”、“信贷配置协同效应”以及“内部治理协同效应”。（3）基于企业内部特征的检验发现，银企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针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更为有效。基于企业外部环境的检验发现，银企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在环境规制更强、银行竞争更激烈的地区以及竞争性行业更为有效。（4）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经济社会效应检验发现绿色转型在实现企业碳减排的同时并没有牺牲企业的发展。
基于以上结论，主要的政策启示包括：（1）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可能以牺牲企业产能为代价实现降污减排，数字化的赋能作用更有助于平衡好绿色转型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发展，政府一方面需要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自身的数字化建设，通过数字化建设优化生产流程、降低企业能耗、积累“数字轨迹”促绿色转型，另一方面也需要以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增加数字化投入，以便与企业数字化形成协同效应，通过发挥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置以及信息揭示等功能激励和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同时，政府部门还应通过构建独立的数字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银行与企业更好地实现“数字匹配”，以便充分发挥银企数字化的协同效应。（2）以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有其局限性，特别是针对存在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以及存在资产规模优势的大型企业，其违约风险相对较小，出于对盈利目标的考量，银行难以根据这些企业的环境风险去配置信贷资源，数字化的协同效应因而相对有限。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细化银行绿色信贷的认定标准，加强对银行信贷中环境风险的监管，避免银行通过“漂绿”行为为国有企业以及大型企业不符合环境要求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增强银行信贷配置对环境风险的敏感性。同时，还需健全更具市场化的运营机制，例如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打破市场对国有企业存在隐性担保的预期，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扭转信贷配置中的规模偏好。（3）地区环境规制、银行业市场竞争、产品市场竞争等外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银企数字化更好地发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除了依靠健全法律制度以加强环境规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全社会参与的多维环境规制体系，使企业形成绿色转型是不可逆的时代发展趋势的长远预期。深化市场化改革，构建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格局和产品市场格局也有助于强化银企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首先，部分研究已经关注到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赋能作用，但这些研究通过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减排等单一指标反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则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绿色转型指数，能够更综合反映企业绿色转型状况。其次，尚没有相关研究涉及银行数字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还没有文献将银行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置于同一分析框架讨论其是否能产生协同作用，本文验证了银企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是对数字化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最后，更好地发挥银企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作用，其前提是理解协同效应产生的机制。本文从“信息协同效应”、“信贷配置协同效应”、“内部治理协同效应”三方面去探索协同效应产生的机制，为更好地理解和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提供启示。此外，本文基于企业内部特征及外部环境进行较全面的异质性检验，并进一步讨论了绿色转型的经济社会效应，对于构建良好的绿色转型环境、精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以及平衡绿色转型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本文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44卷,第1期论文《银企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效应研究》（点击题目链接全文）；
作者：丁杰1, 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绿色金融；黄金波2
1.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广州 510320;
2.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 深圳 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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