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与印度的“全球南方”叙事1.1 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与独立前的印度次大陆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认识论,历史是连续的。“全球南方”不是概念出现才有的,应被视作一个历史化过程。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亚洲殖民前体系包括三大关联紧密的经济世界——伊斯兰世界、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帝国。伊斯兰以红海和波斯湾为基地,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的一系列沙漠地区,横亘亚洲大陆的腹地;印度的势力遍及科摩林角以东和以西的全部印度洋;中国既是内陆国家(其影响直达亚洲的心脏),也是海洋国家。印度处于亚洲东西两大经济世界的交汇处,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以印度为中心的跷跷板向两端摆动的结果:时而东方得势,时而西方抬头,在摇摆的过程中印度的地位始终保持不变。十八世纪英国殖民体系在全球的建立,同样是以印度为主要战略中心的。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无与伦比的文明优越感和得天独厚的地缘中心地位,为现代印度崇尚“有声有色”外交和“摇摆国家”战略偏好提供了强大的历史基础。印度与“全球南方”的另一个历史联结是海外侨民。在英印帝国殖民时期,殖民主义不仅对印度原有的经济体系进行了破坏和重建,还加速了印度与外部世界物理连接网络的改善,以及印度移民在东南亚、中国等地更大规模的迁徙。印度侨民之所以会在今天的印度对外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是源于殖民时期包括商人、士兵、警察、劳工,以及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白领在内的移民大规模迁徙,使印度的海外利益遍布全球各地。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已有大量的印度移民居住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岛屿。他们之间的联系被民族主义情感、文化交流愿望和现代化发展议程等观念上的原因激活,成为印度独立以后创建亚洲团结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1.2 印度独立以来“全球南方”叙事的演变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并取得民族独立,其作为“全球南方”中心国家的身份认同更加明确,“全球南方”的身份叙事建构了印度的对外战略。独立后印度“全球南方”叙事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即莫迪执政之前,印度基本延续的是“全球南方”叙事下的不结盟外交。而莫迪总理上台后,印度外交逐渐偏离了“全球南方”的身份叙事,并对不结盟外交进行了超越。(1)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时代:民族主义叙事下的亚洲团结和非殖民化民族主义是印度独立之初“全球南方”叙事的鲜明底色。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现在’和‘未来’都无可避免地是由‘过去’发展出来的,并带着它的烙印,忘记了这一点就等于建筑而无地基,就是切断民族发展的根源……民族主义在本质上乃是对过去成就、传统和经验的综合回忆,而且今天的民族主义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强大。”尼赫鲁进而将其对民族主义的信念与亚洲团结的愿景联系起来,认为在西方和苏联的强权政治之下,亚非人民应以民族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同时要有世界意识,要以充满活力和更加强大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因此就有了1947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关系会议,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以及1961年的首次不结盟运动会议。民族主义和文明优越性强烈影响了这一时期印度对“全球南方”的承诺。尼赫鲁在1949年印度制宪会议上曾有一段著名的讲话:“当我们谈论亚洲时,请记住,印度,不是因为她的任何野心,而是因为环境,因为地理,因为历史和许多其他事情,不可避免地必须在亚洲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成为各种趋势和力量的交汇点,也是东西方的交汇点……如果你必须考虑任何影响中东的问题,印度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如果你必须考虑任何关于东南亚的问题,没有印度,你就无法这样做。远东也是如此……即使你从亚洲区域组织的角度考虑,你也必须与其他地区保持联系。无论你想到什么地区,印度的重要性都不能被忽视。”但也有分析人士质疑印度的承诺并非尼赫鲁描述的那样“高尚”,认为印度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方面混合了现实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情感,这种团结感会随着世界政治的曲折和内部政治动态不断演变。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尼赫鲁先后求助于美国和苏联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导致尼赫鲁时代有关亚洲团结的“全球南方”叙事日渐式微。(2)英迪拉·甘地时代:现实主义叙事下的反西方主义与重组国际新秩序抛弃理想主义、拥抱现实主义是英迪拉·甘地两次就任印度总理(1966-1977年和1980-1984年)时期的基本外交取向。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因中印关系恶化,尼赫鲁时代的亚洲团结理念彻底让位于一种更加实际的平衡中国的方法。此外,中美关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历史性转变,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对巴基斯坦的倾斜,更促使英迪拉政府倒向现实政治平衡,加深与苏联的“准联盟”关系,进一步推高了印度国内的反西方主义思潮。英迪拉厌恶富裕国家任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标签,她还在不结盟运动1970年卢萨卡峰会和1973年阿尔及尔峰会上积极宣传重组不平等全球秩序的必要性,这一努力最终促成了划时代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的通过。在“全球南方”叙事上,英迪拉政府鲜少采用政治浪漫主义表述,而是将其现实主义风格贯穿始终,对南亚邻国加强了全方位渗透和控制,反美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一时期的印度外交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3)后冷战时代:反西方主义退潮与大国关系平衡冷战结束为反西方主义退潮下的新外交政策打开了可能性。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到来,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以及面向南亚邻国的“古杰拉尔主义”和面向东南亚的“东向政策”的相继提出,将印度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经济外交的时代。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成为冷战结束头十年印度外交的优先目标。“全球南方”叙事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但远没有被放弃。美国积极加入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解决,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要求印度撤回其核武器计划,促使印度反美情绪持续高涨。由于担心美国的“单极时刻”可能损害印度国家安全利益,印度还和俄罗斯、中国共同组建了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以限制美国单极时刻的威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印美出于对中国的“共同威胁”感知而相互走近。以2008年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签署为标志,印度外交开始更加积极地改善与美西方的关系,同时保持大国关系平衡,特别是维持对美、对华、不同大国集团之间的政策平衡。印度战略界在2012年发表的那份著名的“不结盟2.0”报告,就集中阐述了印度外交的谨慎平衡思想。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尽管“全球南方”在印度外交中的整体性地位有所下滑,但“全球南方”叙事下的不结盟取向并没有改变。这一时期,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领域密切合作,还共同创建了金砖国家等机制。(4)纳伦德拉·莫迪时代:从“超越不结盟”到“重新找回全球南方”莫迪2014年就任总理后,对印度不结盟外交进行了两方面修正:一是对“全球南方”身份认同的疏离。莫迪上任后缺席了不结盟运动会议,外交重点放在“邻国优先”政策和对巴基斯坦的强硬政策上,对内对外树立印度“强人形象”。在对华政策上更加趋于冒险和强势,与中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合作动力均有所弱化。中印共同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愿景濒临瓦解。二是将“亲西方”外交置于优先地位。“不结盟2.0”框架是建立在“全球南方”身份认同上的大国关系平衡,基石是“全球南方”。但莫迪政府从与中国合作来平衡西方转向加强与美西方的安全关系来平衡中国,从而导致了“全球南方”身份的虚化。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对“全球南方”的热情重新被点燃。莫迪政府不仅重新与不结盟运动加强了联系,而且积极寻求与“更广泛的‘全球南方’”扩大接触。在“全球南方之声”峰会邀请的国家中,非洲国家48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29个,亚洲国家23个,印度洋国家7个,中东欧国家6个,太平洋国家11个。这些国家基本涵盖了印度对“更广泛的‘全球南方’”的界定范围。但正如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所分析的,这种接触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赋予其新价值,服务印度新的角色和利益。
2 莫迪时代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全球南方”新定位2.1 印度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期“全球南方”重回印度外交视野,源于莫迪政府对世界变局和国力变化的基本判断。印度在2022年上升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2023年4月印度人口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让莫迪政府意识到印度正迎来独立以来最为有利的发展机遇期。利用好世界大变局的三个显要变化,将有助于增进印度的全球利益。一是技术驱动和竞争。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其书中写道,“技术驱动是当今世界的关键特征,为了占领技术强国高地,印度必须善用价值观和国家能力这两种资源。与中国等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相比,印度具有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多元社会和市场经济体的价值观优势。依托该优势,印度可以开拓利益版图,增强科技实力,赢得‘全球南方’未来市场。”二是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莫迪政府认为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要吸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鼓吹亚洲团结但忽视硬实力的教训,在“多向度”、基于议题的结盟中壮大自己,削弱对手。三是多极化增强和多边主义减弱。疫情的冲击和俄乌冲突的爆发,让印度看到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和二战后国际多边体系的运转失灵。莫迪政府坚信这是印度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绝佳机会,改革联合国安理会,跻身“大国俱乐部”,“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不可或缺。2.2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为了抓住历史性发展机遇,助力印度大国崛起,莫迪政府对印度国际角色进行了改造,即从“全球南方”的身份叙事转向“世界大国”的身份叙事。在国内动员和国际叙事塑造的推动下,“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日渐成为印度国际角色的新标签。2015年2月,莫迪总理在会见印度驻外使团时首次提出,印度外交应“帮助印度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a leading role),而不仅仅是一个平衡力量(a balancing force)”。这里的“平衡力量”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印度的判断,即认为印度很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摇摆国家”(swing state)。莫迪以“领导作用”取而代之,是要超越国际社会对它的固有认识。五个月后,时任外交秘书的苏杰生进一步提出,印度要成为“领导型大国”(a leading power)而不仅仅是“平衡大国”(a balancing power)。2016年4月,苏杰生在卡内基印度中心落成典礼上,首次将“经济崛起”界定为“领导型大国”的主要标志。他说:“就印度的前景而言,努力成为领导型大国首先取决于我们在壮大经济上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外交将为吸引外国资本、技术和最佳实践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2022年8月15日举行的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莫迪总理明确提出到2047年将印度建成Viksit Bharat(即“发达国家”)的目标。对于莫迪政府提出的“领导型大国”这一新的身份诉求,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看似含蓄的措辞,其实是要使印度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国”。随着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能见度越来越高,分析人士愈发热衷于探讨印度将向西方还是非西方倾斜。对此,苏杰生毫不讳言地表示:在国际事务中印度可以扮演一个“西南大国”(south western power)的角色,它将成为一个南方大国,还将是一个与发达国家有着非常牢固联系的大国。随着印度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上升,它将享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信心。苏杰生此番回应意在表明印度扎根于“全球南方”,同时与西方发展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既不是要带领“全球南方”抗衡西方,也不寻求与西方正式结盟,而是试图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发挥印度独特作用。印度在2022年实现了经济的较快恢复和发展,但“全球南方”在俄乌冲突的冲击下陷入危机。正值印度接棒G20和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为“全球南方”代言便成了印度预热这些重要国际论坛的主打口号。2023年1月,莫迪总理在其主办的“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开幕式上提出,“世界正处于危机之中……随着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全球治理模式慢慢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努力塑造新兴秩序……我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就印度而言,你们的声音就是印度的声音,你们的优先事项就是印度的优先事项。”在2023年5月举行的第三届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峰会(FIPIC)上,莫迪总理积极彰显其“全球南方”共情力的意愿呼之欲出:“那些我们认为是知己的人,并没有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站在我们身边……我很高兴印度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与太平洋岛国朋友并肩作战。”6月,苏杰生外长召开特殊新闻发布会,全面回顾和总结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将印度定位为“全球南方领导者”。2.3 “全球南方”在印度大国战略中的重新定位印度的大国叙事反映的是莫迪政府对国际期待的主动塑造。反过来,大国竞争回归、疫病大流行和俄乌冲突下的世界动荡等外部因素,也在反向塑造着印度的利益和选择。在这一双向塑造的过程中,莫迪政府对“全球南方”之于印度大国战略的利益相关性和战略重要性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一,“全球南方”是支持印度实现大国目标的力量来源。不同的国家对于利益诉求的优先排序是不同的,而印度对于提升大国地位的诉求尤为强烈。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承认更是被莫迪政府视为与印度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象征。近两年莫迪政府加强了对“全球南方”的游说和拉拢,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因此频繁出现在印度的“全球南方”议程之中。莫迪总理在出席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峰会时表示,“全球南方”的声音应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优先关注,“国际制度的改革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由此可见,莫迪政府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不结盟的反西方立场,而是为了服务其重大现实需要,特别是对传统大国地位的强烈诉求。第二,“全球南方”议程与“亲西方”外交形成合力,对冲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在印度看来,发展与西方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妨碍推进“全球南方”议程,相反,在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两者的战略趋同性正在加强。西方国家对印度的经济崛起和地缘政治博弈均起到关键性作用,而且西方也支持一个强大的印度,以抗衡中国继续扩大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正如拉贾·莫汉的分析,印度一面缓慢且坚定地靠向西方,一面重新与“全球南方”国家展开接触,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在合二为一,表明新德里在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以应对中国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因此莫迪政府不是要替代西方在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而是要利用西方反华需要,全面提升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第三,“全球南方”为印度跳出“南亚澡盆”提供了新的地缘政治视野和动力。为平衡中国,印度选择融入美国“印太战略”,因此获得不少的地缘政治收益,但也引发了亚洲国家的疑虑和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与印太政策的协调困境。为了实现从南亚大国到世界大国的跨越,印度必须找到一个更具全球视野的地缘政治概念,帮助其扩大在南亚以外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随着国际体系对抗分化,发达工业经济体的反全球化,以及东西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冲突加剧,“全球南方”的处境困难,关切日渐突出。这恰好为印度提供了新抓手,有助于深化印度与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国等地区的关系。第四,“全球南方”的多边化也是印度对冲大国关系调整、维护战略自主的重要手段。莫迪政府重视“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俄乌冲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行动后,莫迪总理面临着重新调整印度大国关系的压力。美西方不仅极力说服印度加入对俄制裁,而且对印度大幅增加俄罗斯石油购买量提出尖锐批评,这导致印度在平衡俄罗斯和美西方的关系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美国在制衡中国上有求于印度,为印度赢得了对俄问题上的回旋余地,但随着俄乌战线的拉长,这一回旋余地将继续缩小。能否维持与俄罗斯特殊关系,同时还能继续深化与美西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保持战略自主而不受西方战略胁迫,对莫迪政府来说都是难解之题。在这种情况下,印度通过推动发展议题的多边讨论,拉住在俄乌冲突中坚持中立立场的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将有助于减轻当前面临的压力,对冲日益复杂的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