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目前，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与东盟仍处于“安全困境”当中，这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有学者指出，中国实力日益增强，不仅促使美国外交政策重心从中东地区转向亚太地区，更使非超级大国的东盟国家陷入安全困境，并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与中国结盟，以免成为敌人；二是与美国结盟以获取帮助，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三是通过合纵连横来平衡中美之间的力量，增强东盟国家影响力（Siti Sarah，2022）。有学者则认为在缓解南海安全困境问题上，若东盟成员国在基于一系列规范准则上达成的集体协议越强大和越有凝聚力，中方就越可能接受东盟的集体共识，进而限制自身的相对物质实力（Chin-Hao Huang，2022）。

事实上，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到2003年双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对彼此的威胁认知日渐弱化，呈现互信逐步深化的趋势，双方在各领域的利益也不断深化融合。此外，美国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事务的肆意介入干扰，对中国与东盟共同追求的“和平安定的地区安全环境目标”构成直接威胁，这反而成为助推中国与东盟形成“安全依赖”的外部因素。换言之，当下中国－东盟高度互信的事实已然与“安全困境”中的“互信缺失”表述相悖，双方安全关系或由“安全困境”转向“安全依赖”。因此，有必要准确评估中国－东盟安全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趋势，相应优化中国对东盟的安全战略，以打造更为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格局。

一、安全困境与安全依赖：概念与转化

（一）安全困境与安全依赖的内涵

最早提出“安全困境”概念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其认为“安全困境”是指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民族国家（或地区）间互不信任，安全成为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竭力增加军费，获取军事优势，以改善自身安全状况。但是，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会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努力所打破，国家无法获得绝对的安全，导致各国陷入一种无从解脱的困境。1978年罗伯特·杰维斯将“安全困境”概念发展成理论，即一国谋求加强自身安全的措施，却不经意地威胁或损害他国安全。唐世平进一步界定此概念，指出“安全困境”包括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无政府状态；二是双方初始的防御行动均无恶性意图；三是权力的积聚。

“安全依赖”概念是“安全困境”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的衍生物，威胁认知是其关键变量。一方面，“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在意图不确定的前提下主观认知是决定“安全困境”形成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相互依赖”理论认为，认知方面的相互依赖可以加强或缩小物质方面的相互依赖。二者都突出强调了观念性因素的重要性。综上，“安全依赖”系指在无政府状态和共同追求和平的取向下，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意图日趋明确而在安全领域产生相互依存的良性互动情势。尽管“安全依赖”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但其不仅是“安全困境”消释的阶段性特征，也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流下的时代产物。

（二）安全困境向安全依赖的转化

从转化条件而言，安全困境向安全依赖的转化，一般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威胁认知趋于弱化。“安全困境”主要是由于彼此威胁认知趋强而产生的恶性竞争情形，一旦彼此通过各种形式使威胁认知趋于弱化，战略意图逐渐明朗化，形象塑造从敌对转向友好，化解互疑螺旋，那么良性互动的“安全依赖”或将形成。二是共同利益不断深化。共同利益的存在和深化是推动“安全困境”转化为“安全依赖”的主要催化剂。“安全困境”状态下彼此利益依存度处于低水平，而通过缓和安全利益和互补非安全利益，实现安全利益与非安全利益的高度统一，形成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可为“安全依赖”奠定利益前提和基础。

从转化路径来看，一是重视对话磋商机制建设，缓释战略互疑和管控安全危机。彼此战略互疑情况的出现更多是出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双方无法明确意图而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通过各类制度机制平台的建立健全，既可以拓宽彼此沟通交流的渠道，确保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利于政策和行动的有效协同，也可以明确彼此底线，防止误判而升级安全冲突和分歧。二是强化“利益捆绑”，推进功能性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所谓功能性合作，是指彼此通过各领域务实合作促成功能性合作伙伴关系。各领域利益并非单一独立的，而是相互交融和相互促进的，这是国家间往来的基本事实。因此，以共同利益为切入点，通过强化彼此“利益捆绑”，促进各领域利益互为依托、相互依存、互利互惠，逐步累积信任，形成包括安全利益在内的相互可依赖的主观建构。

二、地区权力格局加速失衡下南海问题催化中国-东盟“安全困境”

中国与东盟的综合实力差距在21世纪初持续拉大，原有地区权力生态加速失衡，彼此威胁认知趋强，而在南海问题的加持下，导致中国－东盟之间凸显所谓的“安全困境”。南海兼具海上要道、油气和渔业资源富集等特性，地缘位置显要，自南海地缘经济价值被挖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频繁就此进行交涉。从严格意义而言，南海利益攸关方只涉及部分东盟国家。然而，东盟不断升格的一体化，令东盟南海声索国可借助东盟这一地区组织的力量进行相对对等的实力谈判，而且包括声索国在内的东盟十国也都对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浓厚的兴趣。

比如，2009年东盟秘书处发布的《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即指出，成员国之间在南海问题要继续进行紧密磋商，以确保《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全面实施，并探索成员国之间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前提下紧密磋商的其他合作措施，同时成立了“东盟海事论坛”，积极推动“东盟海事论坛”的扩大化。但随后中菲发生“黄岩岛对峙事件”和“仁爱礁事件”以及中越“981钻井平台事件”，东盟部分成员国的无理单边行动迫使中国被动进行强硬回应。此外，美菲于2014年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东盟南海声索国引入域外势力的做法也不断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2013年东盟发布的《2013年东盟安全展望》明确指出“南海争议已成为地区安全重大威胁”，要重点推动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一方面，东盟部分南海声索国为了一己私利，频繁挑战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底线，强化同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的军事关系，以提升其在南海事务中的话语权。东盟国家为了维护本区域利己的动态权力平衡格局而实行“大国平衡”战略的行动逻辑，虽有其合理性，但给中国周边安全增添了不稳定因素，自然引发中方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稳健政策的指导下持续回升，而东盟难以摆脱后金融危机的逆全球化羁绊，导致东盟经济复苏疲软乏力，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随着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中国逐步加大国防建设投入力度，进一步拉开与东盟各国军费的差距。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国防支出约422亿美元，东盟军费约为203亿美元；2010年中国军费为1326亿美元，东盟则仅有324亿美元。双方不对称的军费增速和东盟对中国固有的地缘威胁认知，使东盟滋生了对中国的疑惧。这投射在南海问题上，主要表现为中国为了维护和利用其在南海区域的正当合理利益，抵御美国在南海区域过分的挑衅行径，积极在南海礁盘进行填海造陆、部署远程雷达和反舰导弹等陆地基建活动和防御性军事行动。由此，在双方没有及时沟通信息的情况下，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强烈反应和所谓的“南海军事化行为”，给东盟国家造成一种“强化南海霸权”的认知错觉。

在东盟及其成员国眼中，中国主张的“坚持以和平方式且通过平等政治协商妥善处理南海争端”与实际采取的强硬外交回应显得有些“言行相悖”。对于中国而言，东盟奉行“大国平衡”思维与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策略，明显有违双方达致的“南海问题不应国际化”的共识，也令中国对东盟南海政策的感性认知趋于模糊化。从南海问题上可看出，中国的“强势外交”与东盟的“安全焦虑”推动双方陷入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究其原因，中国在自身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未能给予东盟足够的心理调适空间，而东盟的地区安全观也正从过去强调各国普遍参与的“合作安全”，转向加强“内部合作”和引入外部力量平衡中国的“单边安全”方向发展。

三、中美竞争下殊途同归战略需求促成中国-东盟“安全依赖”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与东盟审时度势，调整各自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促成双方安全相互依赖的格局。在大国崛起的时空语境下，中国逐渐适应其在地区的角色定位并承担相应职责，而东南亚作为开放包容和地缘毗邻中国的场域，是中国实践其战略的最佳选择。随着美国强势推出“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鼓动盟友和伙伴国与中国“脱钩断链”，加紧在中国周边布局谋篇，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中国周边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东盟成为中美在塑造亚太安全新格局中争相拉拢的关键变量之一，中国对于东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安全依赖”。美国加大对华竞争态势削弱了原有地区秩序的存在基础，“印太战略”更是将打造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秩序作为主要目标。然而，这无疑与东盟一直以来积极打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的诉求南辕北辙，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了东盟维护“中心地位”中不可或缺的可争取性力量。为应对“印太战略”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和东盟国家寻求彼此“安全再保证”的意愿更加强烈。

中国与东盟依托多渠道对话磋商机制，进一步缓释彼此战略互疑，有利于相向调整彼此安全战略。双方通过东亚领导人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中国－东盟“10+1”防长非正式磋商等机制进行战略沟通对话，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安全互信缺失。中国与东盟通过基本掌握彼此的安全取向和动向，确保了安全战略的弹性。中国视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面对大国博弈对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冲击，为了稳定周边地区安全格局以护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框架，中国始终强调“坚持东盟中心地位”。

这不仅增强了东盟在地区事务的主导力和合法性，而且也有利于消释东盟及其成员国对华疑惧心理。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提出用“双轨思路”加以处理，意味着中国从拒绝通过任何多边渠道解决南海问题，转向承认可以在有限多边场合寻求部分涉及多边利益问题的解决之道。东盟尽管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引入外部力量以平衡中国影响力，但是推动南海局势趋于平稳和谐、实现合作共赢是东盟的最终价值取向，维护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格局有利于实现中国与东盟的利益最大化。东盟努力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致力于南海地区真正形成“刚性约束力规范”。2023年，中方明确表示愿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同东盟一道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便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坚持“追求和平取向”的最好例证。

中国与东盟开展的功能性合作不断深化升级，相互依赖的关系奠定了双方安全依赖的基础。2022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高达9753.4亿美元，较2002年自贸区开始建设时的548亿美元贸易额增长了近18倍，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5.46%，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东盟生产贸易链。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愈加融合，也直接带动了金融领域合作的蓬勃发展，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根据《2022年人民币东盟国家使用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48147.9亿元，占中国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额的13.2%。其中，货物贸易项下合计8268.5亿元，同比增长10.7%；直接投资项下合计6094.2亿元，同比增长43.5%。同时，双方在跨境犯罪、反恐缉毒、网络安全治理、公共卫生治理、粮食安全治理、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举办多项相关议题的研讨会，推动互访调研，持续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凝聚区域共识。此外，双方还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中国－东盟戏剧周等平台，以“文化走亲”的形式促进彼此民心相通，增信释疑，更好理解彼此行为动因。总之，中国与东盟通过对话机制的信息沟通和各领域利益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彼此威胁认知趋弱的目的，而且双方都有维护区域安全的战略需求，由此构成双方安全依赖的内在逻辑。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中国－东盟安全关系：安全困境或转向安全依赖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社会思潮等因素迎来结构性变化，促成了“百年大变局”，在此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安全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凭借自身人口和政策优势实现了经济腾飞，在军费投入上与东盟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双方均以强硬姿态对待南海问题，加剧彼此对地缘安全威胁的认知，致使双方“安全困境”凸显。随着中国对周边安全和东盟对地区安全的战略需求，以及双方在多领域开展的功能性合作和建立的多渠道对话机制，彼此威胁认知趋于弱化，多领域合作产生的相互依赖推动“安全依赖”的形成，中国－东盟安全关系呈现“安全困境”向“安全依赖”转圜的趋势。然而，双方仍需警惕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安全战略疑虑和域外行为体的介入干扰，以免再现“安全困境”的逆流。

（二）启示：推动中国－东盟安全关系发展的路径

中国应进一步搭建和拓宽双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对话沟通渠道和机制，帮助东盟国家了解中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和新安全观，展现中国始终践行“不称霸”承诺的政治决心，同时把握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安全战略取向，灵活应对突发变动事件。对于部分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势力破坏中国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单边行为，中国除了严正表明态度和立场之外，更应同东盟联合向其施压，迫使其回归正轨，同时建立健全危机管控机制，防止冲突升级，以免让域外势力有可乘之机。在南海问题等安全议题上充分理解东盟对安全和地缘利益的合理诉求，适度采取强硬外交策略，稳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紧密彼此安全关系，共同构筑和谐的区域安全格局。

此外，中国理应强化同东盟在多领域的利益融合，充分发挥功能性合作效用。在保证自身正当利益的前提下，兼顾东盟国家合理关切，避免东盟国家因失利严重而导致其对华认知产生偏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平台，加快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大力支持双方在科研合作、人才联培等领域设立基金会，提升东盟国家自主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推动南海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与南海沿岸国的临海产业、互联互通、人道救助和渔业养殖等领域合作，继续夯实并拓展经济作为“压舱石”的作用，推动构建“南海命运共同体”。经由多领域的“利益捆绑”，进一步夯实中国-东盟双方“安全依赖”的基石。

学人简介：罗圣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博士后导师；方豪，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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