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摘要：在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并不断完善城市化战略的双重背景下，研究城市规模与老年人健康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使用CFPS数据与城市层面数据，采用清代城墙面积工具变量、基于分布函数的参数估计方法识别了城市规模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具有正向因果关系。城市规模通过收入效应、社会参与效应与医疗保障效应三种路径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其中，医疗保障效应和社会参与效应的贡献度更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城市基本满足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受教育程度老年人对于维护身心健康的需求，并未加剧由收入和教育引起的老龄人口健康不平等程度。然而，户籍制度却限制了外来流动老年人口从城市规模扩张中获取健康福利。此外，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和交通成本上升所体现出的拥挤效应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拥挤效应更为明显，应加以关注。
关键词：城市规模；老年人健康；工具变量；选择效应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为促进人口健康、改善居民生活提供了重要机遇。在我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显著改善和维护老年群体的健康，而量化城市规模影响老年群体健康的因果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对于我国更好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及实现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过程相互叠加，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人口预期寿命也逐年提升。自2000年至2015年期间，我国市辖区总人口2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个数从20个上升到53个，市辖区总人口50万以下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个数从69个下降到56个，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71.40岁上升到76.34岁。总体来看，不同城市的人口规模呈现两极分化，较大人口规模城市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伴随着这一城市化趋势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逐步提高。相较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在医疗卫生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规模优势，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多城市规模效应带来的健康福利。而未来，我国人口会向大城市尤其是东部大城市进一步集聚，青年劳动力向大城市汇聚的同时也带动了部分老龄人口的迁移。因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化战略，增加居民的健康福利，习近平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我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走？关键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对于我国成功应对老龄化问题，最大程度延长老年人的健康余寿具有重要价值。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老龄健康”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对劳动力市场、个人经济行为、自身及家庭福利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健康老龄化的理念下，良好的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不仅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减轻子女的养老和医疗负担，而且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对于促进积极老龄化和实现健康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城市特征作为影响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状况的重要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在已有研究中较少被提到。长期以来，多数学者对我国城市规模相关主题的研究焦点集中于城市规模的生产优势、工资溢价、人口流动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很少有文献从健康视角直接探讨城市规模对老年群体健康福利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实证检验城市规模对老龄健康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经验支持。

二、主要内容

本文基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数据库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讨了城市规模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内在关联。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首先检验了城市规模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为处理遗漏重要解释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清代城市面积作为当代城市人口规模的工具变量，并进行了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使用基于分布函数的参数估计方法来比较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老年人健康变量的分布函数差异，对城市规模影响老龄健康的选择效应进行排除检验。在稳健性估计中，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因变量、使用城市聚类标准误、更换数据来源等方式进行反复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城市规模对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户籍身份老年群体健康影响的异质性特征。其次，本文结合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构建了城市规模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内在理论机制框架，并基于KHB方法对城市规模的收入效应、社会参与效应和医疗保障效应进行机制检验。最后，城市规模扩张带来人口密度的增加可能会引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负外部性问题，产生影响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拥挤成本。为进一步考察拥挤效应导致城市负外部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交通成本衡量拥挤效应，讨论了拥挤效应对老年人健康福利的影响，从而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结论。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表明，城市规模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具有正向因果关系，城市人口规模扩大10%，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将平均提高36.64%和28.55%，收入效应、社会参与效应与医疗保障效应是城市规模发挥改善老龄健康作用的重要渠道，其中社会参与效应和医疗保障效应的贡献度相对更大。进一步对城市规模健康效应的异质性探究发现，大城市基本满足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受教育程度老年人对于维护身心健康的需求，并未加剧由收入和教育引起的老龄人口健康不平等程度。然而，户籍制度却限制了外来流动老年人口从城市规模扩张中获取健康福利。此外，本文对城市规模的综合影响进行了探讨，城市规模扩张可能产生拥挤效应，人口密度增加和交通成本上升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拥挤效应更为明显。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未来应合理有序扩大城市规模，从城市人口质量、经济与环境等多方面提升城市发展潜力，更好地发挥城市规模效应对老年群体健康福利的增进作用。第二，应进一步关注城市外来流动老年人口的健康福利，将流动老年群体纳入城市医疗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安全网，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市内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在城市规模有序扩张的同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增强城市环境及人口承载能力，重点考虑加大对生态环境防治和交通规范运营的投入，减少拥挤效应对老年人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过程相互叠加的背景下，量化了城市规模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效应。通过借鉴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构建了城市规模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内在理论机制框架。在内容延伸方面，分别从年龄阶段、收入、教育和户籍身份维度考察城市规模对不同老年群体影响的异质性。同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老龄健康的综合影响，使用人口密度和交通成本刻画了城市拥挤效应，分析了拥挤效应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中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其二，在技术方法上，选择历史数据“清代城墙面积”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分布函数的参数估计方法对城市规模影响老龄健康的选择效应进行排除检验，并使用KHB中介效应检验法计算每种机制渠道的贡献度，相对完整地对城市规模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这一逻辑链条进行研究设计和计量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更加聚焦研究主题，本文重点探讨和检验了城市人口规模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但对于体现城市规模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的经济规模、产业政策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的讨论较少，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城市规模效应的综合影响，更为全面地了解大城市是否更适合养老。此外，尽管本文初步探讨了城市规模的拥挤效应，但并未进一步深入分析大城市改善老年人健康背后所隐含的成本问题，如公共医疗资源偏向大城市所存在的空间错配问题等，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以探究如何提升全体居民整体福利为出发点，引入空间均衡发展等研究思路，采用更为丰富细致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42卷第12期论文《城市规模与老龄健康:来自CFPS和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点击题目链接全文）；
作者：陈飞^1,2，教授,博士；陈琳¹，博士研究生
        1.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大连 116025;
        2.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大连 11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