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的跨地联通与区域协同发展

——来自中国329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时间:202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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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中国的银行业机构网点数据,研究了地区间银行业联通程度对于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发现银行业跨地联通度的上升显著缩小了两地经济增长的差距,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其中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挥了更强的作用。利用历年城市商业银行改组合并的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后,基准结论仍稳健。进而,本文还以地震和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风险冲击的案例,发现我国银行体系特别是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能够显著分担灾害对受灾地的负面经济影响。这与发达国家面临灾害冲击时银行体系所产生的加剧受灾地资金外逃、扩大受灾地与外地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深化了有关银行体系在中国宏观经济中风险分担功能的研究,从风险分担的视角阐释了银行体系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对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银行业联通度;区域经济;协同性;风险分担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如期完成,但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仍较突出,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不同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发展的协同性有待提高。为增强区域间经济的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举措。

区域间协同发展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的差距,即国际经济学中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或经济周期的协同性(synchronization)。金融因素是影响地区经济的增长、波动等表现的重要因素,而地区间金融领域的联通程度(financial integration)也是决定地区间经济增速差距的重要因素。学者们认为,金融联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协同性的影响是正还是负,取决于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波动的来源是实体部门还是金融部门。该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地区间银行业的联通,使得银行体系可以成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进行的渠道,进而会导致资金以及相关投资在不同地区之间规模差异的变化。两地区银行业联通程度越高,资金在两地间的转移就越容易。如果一地受到了源自实体经济部门的不利冲击,如自然灾害,会使得当地生产率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会使得当地资金更愿意流向其他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在此情况下受冲击地和外部的金融联通度越高,受冲击地的资金就越容易外流,受冲击地与外地信贷和投资规模的差距容易被拉大,进而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更容易被拉大,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就降低了;如果一地受到了源自金融经济部门的不利冲击,如银行破产、流动性危机,受冲击地金融机构会设法从外部抽调资金以缓解危机,在此情况下,受冲击地和外部地区的金融联通度越高,受冲击地的越容易从外部获得资金支持,缓解本地的资金短缺问题,但同时因为抽调了外地资金而使得本地的资金紧缺以及相应的投资减少,会不同程度地扩散到其他地区,使得本地的金融危机扩散到与其金融联通度更高的外地,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也相应扩散,因此,受危机冲击地和外部的金融联通度越高,这种扩散效应会更强,受危机冲击地和外部的经济发展的协同性会增加。因此,总体上地区间金融联通程度与经济发展协同性呈现何种关系,取决于导致各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的来源在于实体经济还是金融部门。这一理论能在何种程度上描述中国地区间经济关系的实情,正是本文所需要探究的,也是目前既有研究所未涉及的。

二、主要内容

我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银行体系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国有银行在保障经济稳定和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地区间资金等各类金融资源的跨区域融通和配置的重要机制。因而,我国地区间银行业市场的联通程度决定着区域间资金等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能力,对于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应有重要影响。

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地缘冲突此起彼伏,新冠肺炎疫情也仍在持续,区域间协同发展关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能否形成。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呈现点状复发的特征,各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对外联系程度的差异,面临着不同的疫情风险,疫情风险不同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可能拉大、区域协同发展受到干扰。如何有效规划与利用银行体系机制以有效分担受疫情影响地的特定经济风险、保障区域发展协同性,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话题。

据此,为从实证上探究我国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协同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为统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各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助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决策支持,本文在参考既有国际经济学有关跨国或跨区域金融关系相关研究基础上,使用了2003至2019年中国的银行业机构网点的工商注册微观数据,构建和测算了中国329个城市行政区之间,共计53956城市对之间的银行业联通程度,分析了其如何影响了以经济实际增长率差距为指标的区域间经济发展协同水平。本文所使用的银行业联通程度指标测算方法是,以在两地同时开设分支的所有银行类机构(各类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机构)的网点数之和,除以两地所有银行类机构网点数之和。

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一系列地区间经济关系变量(GDP总量乘积、人均GDP差值、人口乘积以及其他区域金融发展变量的差值等)和固定效应后,银行业的跨地联通程度的上升,能够显著地缩小两地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有助于两地经济发展协同性提升。这一结论在使用其他替代性的解释变量(银行业联通程度指标改为以两地人口总和为分母)、被解释变量(名义GDP增长率、以夜间灯光亮度为经济规模代理变量的增长率)时,仍保持稳健。而且,本文分别测算了由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其他类型银行所实现的区域银行业联通度作为解释变量,即把分子替换为同时在两地开设分支的不同类型银行类机构的总数,发现主要国有银行对经济协同性起到了明显更关键和有力的促进作用,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促进作用则相对较弱,而农村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则未能发挥促进作用。

同时,本文的实证分析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影响两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协同程度的因素很多,地区间经济、人口及社会文化方面都有各类形式的交流机制,但难以全面观测和有效控制,这些因素可能既影响两地经济发展协同性,又影响两地银行业的联通度。比如银行业联通度可能带动技术的区域交流和溢出,从而使两地的经济周期趋同。所以遗漏变量可能难以避免。再有,两个发展协同程度高的城市,可能会由于其相似的各类情况,如营商环境、社会条件等而相互吸引对方的投资、贸易或发生人口迁徙,进而使得同一家银行更倾向于在经济关系密切的两地同时开设网点,会提升两地银行业联通度,导致反向因果关系。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样本期内多个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合并的外生事件,作为显著提升城市间银行业联通程度的工具变量,得出了和基准回归一致的结果。

之后,本文针对当前各地区异质性经济风险问题,以地震和新冠肺炎疫情为案例,相应拓展了样本时间范围,重点地分析了当特定地区发生实体经济部门不利冲击时,银行业联通度对区域经济协同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较之于其他情况,某城市如果受灾(发生破坏性地震或疫情),其与未受灾城市之间经济增长协同性的正相关关系,会随两地银行业联通度上升而增强,表明了银行业联通度增强能够有效缓解实体经济层面的灾害冲击,分担受灾地经济风险,抑制受灾地与外地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这与发达国家国内金融市场联通度对其区域间经济发展协同性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不同。有国外学者基于美国地区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与外州银行业联通程度更高的州如果遭受自然灾害,其与外州的经济发展差距反而更容易被拉大,因为在私人银行体系下,与外州更高水平的银行业联通,会加剧受灾地资金由于生产率降低、盈利不足而导致的外流,从而拉大受灾地和外地在投资规模进而经济增长上的差距。而且,不同类型银行比较来看,主要国有大银行的风险分担能力显著更强。最后,本文还尝试探究了银行业联通度对发展协同性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发现各城市的非国有部门、非周期行业之间,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更大的城市之间,其发展协同性受银行业联通度的影响更加显著。

三、边际贡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首次探讨了银行体系在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已有研究在评价银行体系功能优劣时,重点在于信贷供给的效率、能否最终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以此作为银行体系在经济发展转型中的主要功能。本研究则开辟了新的认知视角,从联通区域间金融市场的角度,论证了我国银行体系在维护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上也发挥着重要功能。第二,本文通过对特定地区灾害事件的案例分析,证明了增强地区间银行业联通度,能缓解区域异质性经济风险冲击,是维护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这对于幅员广阔、各地经济会面临各种地区特定风险,又正在面临外部输入新冠疫情反弹的我国,本研究具有突出的实践价值。第三,本文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间金融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受制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分地区业务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地区间银行业等金融市场联通程度指标的测算不便进行。本研究则利用了以往多用于区域内部相关金融指标测算的银行业机构网点数据,参照已有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测算中国区域间银行也联通度的指标,为以后研究地区间金融关系和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首要任务。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可以看出,在当前我国未来经济面临明显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决策层应该在维护银行业市场秩序的前提下,保持对国有大型银行的政策支持,着重巩固并发挥国有大型银行在规模优势、跨区域进行资金资源配置的优势功能,促进区域特点风险的对外分担,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同时加强对稳健性较弱的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控制,特别重视其跨区域业务的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
 

本文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43卷第1期论文《银行业的跨地联通与区域协同发展》(点击题目链接全文)
作者:薛畅,副研究员, 博士;何青,教授, 博士;张策,助理研究员, 博士
        1.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2.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北京10087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