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根据东盟自主性的既有研究可知，中美大国竞争的加剧会压缩东盟能够两面下注的空间，使得东盟的自主性及其中心地位被不断侵蚀，从而导致东盟会渐渐放弃区域主导权与对冲政策。但在当前大国竞争加剧的现实情况下，东盟反而在不断修复着自己的自主权，并以此取得了在其内部和外部提升自身自主权的成果。因此，不同于对冲理论推算的是，东盟在当前大国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反而构成了自身自主性的修复力超过环境所带来的侵蚀力的情势。这样一种当下东盟自主性的提升，归根于当前大国竞争环境所带来的对于东盟自主性的侵蚀力，在现阶段还仅仅表现为一种趋势状态。同时当这样一种侵蚀力的作用低于东盟所判定的对于自身自主性的危机认知时，东盟的自主性便会在超前的修复力的作用下获得阶段性的提升。本文原载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仅代表原文作者观点。

注重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和矛盾、旨在促进区域合作的“东盟方式”，被看作是东盟推进自身一体化进程的准则和模式。当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加剧之时，“东盟方式”的可持续性便开始遭受质疑。一方面，随着东南亚区域内大国竞争的加剧，成员国之间在域内所显现出的不同的利益点，使得东盟在内部遭受“分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区域内战略竞争的提升，放大了东盟缺乏集体行动能力和低效率解决问题的困境，使得东盟的“中心地位”在外部受到挑战。进而按照这样的推算，东盟将会不断失去实行两面下注的对外政策空间。

因为对冲的前提条件在于大国间的竞争属于包容性竞争，使得中小国家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战略选项，也就促使中小国家拥有对地区事务和区域议题的塑造能力。但是当大国之间的竞争走向对抗时，中小国家会面临选边站的压力，迫使它们转变自身政策，最终达到实行对一方追随且对另一方制衡的对外策略。也就是随着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东盟理应会面临越来越强的站边压力，促使着东盟不断割舍自身在东南亚区域的自主权，来面对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变化，从而减少因大国竞争的加剧而受到冲击的可能。

然而从东盟的对外政策来看，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东盟却不断地诉求着塑造自身的自主性。随着2018年1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表“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声明自己的印太主张后，2019年６月23日，第34次东盟峰会便顺利通过了《东盟印度洋—太平洋展望》（简称《东盟展望》），强调东盟在印太地区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且在2020年12月10日所开展的十四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和第七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东盟方面通过了《东盟防长会议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以进一步强调落实东盟共同防务合作的效率，保障东盟能够积极面对突发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因此，不同于国际关系学对冲理论推算的是，当前东盟的对外政策反而体现出东盟在加强自身的自主性。因为从《东盟展望》的内容来看，东盟当前的对外政策仍然秉持着对冲倾向，即在明确表示自身不站边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既保持包容理念与中国合作，又不完全拒斥美国的“印太战略”。

同时，在2022年２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宣布了拜登政府将在同年３月28日于华盛顿举办“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的消息后，东盟方面对此反应寥寥，最终此次峰会被宣布暂时延期举行。从大国政策方面来看，美国在2022年年初高调邀请东盟举行共同峰会，目的在于确保东盟方面在大国竞争阶段下的决策目标与相关对外政策走向能够同美国利益一致。因为美国自冷战时期就不断在寻求构建远东环形防御圈以争取将东南亚国家纳入西方阵营，此时美国也期待在新的大国竞争环境下加大对东南亚事务的战略投入。

但事实上东盟方面并未在大国竞争压力之下选择削弱自身的自主权，反而在调整自身的对冲政策以保障东盟独立自主的性质。东盟方面对美国峰会邀请的冷反应，也体现出了东盟对于东盟本身的信心，以及对于自身自主性利益表达的决心。这便产生一个矛盾，既然东盟对外政策发挥效应的前提是需要大国之间处于包容性竞争，东盟为何能够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势下不断实现自身的自主性提升？

一、东盟所面临的侵蚀力仍是一种趋势

如果按照结果来反推东盟自主性在大国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实现增强的原因，存在三种可能性：

第一，侵蚀力作用的下降导致东盟自主性所受到的负反馈减弱。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基础，因为大国竞争的加剧的确增强了内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东盟自主性的侵蚀。

第二，东盟的修复力可以抵消竞争大国的区域政策所带来的侵蚀力，使得从结果表现上看东盟的自主性出现了宏观的增长。这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东盟自身的体量难以抗衡大国竞争的加剧所带来的对区域已有体系的修正和改变，因此期盼东盟实现一种与竞争大国相抗衡的力量，明显与现实相悖的。

第三，便是东盟的修复力抵消了处于趋势状态的侵蚀力。这种可能性更符合东盟所面临的侵蚀力的现实情况。也就是说虽然大国间的竞争加剧会导致东盟在东南亚区域内面临自身自主性被侵蚀的风险，然而这种侵蚀力作用在现阶段仅仅表现为一种趋势，同时这一种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力又并没有超过东盟可以承受的体量，因而东盟就在对于前景认知的超前修复力的作用下，实现了处于侵蚀力环境之下的自身自主性的修复与提升。

美国方面激化与中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已经长达数年，无论从中美竞争所涉及的领域的广度还是影响范围的宽度而言，都说明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程度的确在加剧。因此，作为东南亚区域内的中小国家联盟体系的东盟，理应会在这样一种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势下，承受越来越大的侵蚀压力。然而根据东盟自主性在当前环境下反而实现了增强的事实，说明当前中美竞争对于东南亚的侵蚀压力仍然处于一种趋势状态。

首先，东盟在印太区域内的较低优先级是使得大国竞争对于东盟自主性的侵蚀力仍处于趋势状态的原因之一。虽然美国方面所主张的“印太战略”强调广泛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但从美国对其“印太战略”的实际操作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印太地区的战略表现还在于构建网络化的联盟体系。也就是对于美国而言，其对于印太区域内的战略目标在于期盼能够建立一个在印太地区内稳固的联盟体系，并以此来面对崛起国的冲击。所以，从美国所构建的“四方机制”与“奥库斯”联盟来看，美国现阶段对于印太地区的目标在于实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底线，从而确保崛起国的势力影响至少不会突破这样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联盟所构建出的底线范围。

因此，既然是作为一种底线的构建，美国方面也就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彰显自身主导地位的合作对象，而东盟方面则并不符合这样一种性质。所以，当前中美大国竞争的加剧对东盟自主性的侵蚀作用仍然是一种趋势的原因，便在于东盟现阶段还并没有成为大国竞争中的“主战场”。对于美国而言，一方面，东盟的外交成本是高于“四方机制”的；另一方面，美国要实现自身的印太战略构想，东盟是一种额外的增添，而并非必要的构件。继而，美国在其对外政策中选择重点构建“四方机制”，这证实在大国竞争的环境下，东盟并不成为美国在印太政策中的优先着力点。

其次，中美竞争的加剧程度仍未达到系统性的相互竞争，印太区域依然存在着国际合作的可能，这也就使得东盟所面临的自主性的侵蚀作用仍然处于趋势状态。虽然美国单方面宣称中国是美国的“系统性对手”，然而无论是从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的对华访问，还是近期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会晤的展开，都体现出了美国方面在期盼与中国方面达成某种双边合作。因此，现阶段加剧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并没有达到对冲战略理论中所指出的系统性对抗。

继而对于美国而言，既没有必要加大对于东盟的外交成本和相应投资，又可以通过东盟的平台来推动印太地区的区域合作。美国方面的这样一种对外政策选择，便使得东盟成为在大国竞争环境下实现合作的“世外桃源”。而东盟区域合作地位的被认可，也就使得在大国竞争加剧的环境下，东盟成为受到竞争压力作用的“滞后区域”，从而产生这样一种大国竞争对于东盟的自主性的侵蚀力作用仍然处于一种趋势的状态。

再次，竞争大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联系体现出种类差异较大、互补性强、竞争性较弱的非零和性质，使得东盟所面临的自主性的侵蚀作用仍然处于趋势状态。数据显示，在贸易层面，2019年东盟从中国进口的面料类产品比重高达53％ 、钢铁类产品达到40.6％，向中国出口水果类产品占比达45.5％ ；对美国出口家具类高达52.3％ 、珠宝类达46.4％ 、皮革类占到40.6％ ，从美国进口航空类产品占比41.4％ 、原油类产品占比46.1％ ，这体现出东盟对中美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种类大不相同。

在投资方面，2013-2019年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行业；美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流向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证明在总体上，中美两国对东盟投资行业的布局重点是不同的 。正是由于竞争大国之间在东盟内表现出的这样一种竞争性较弱的贸易联系，因而中美两国在东盟领域中可以保持包容性竞争。这也使得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竞争大国之间的竞争压力难以实际作用到它们与东盟的相互合作中，继而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并不会压缩它们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从而表现出这样一种大国竞争对于东盟的自主性的侵蚀力作用仍处于一种趋势的状态。

二、大国竞争下东盟自主性发展的现状

通过对于东盟自主性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东盟自主性之所以能够得以阶段性的提升，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第一，在于东盟自身的应激性能够有效地实施自身的修复力；第二，在于大国竞争所带来的侵蚀力还没有在东盟方面实现力的作用。这体现出东盟自主性的发展蕴含着两个特点：自身认知性与环境效应性。一方面，中美竞争加剧的事实使得东盟对于自身的自主性发展产生了危机认知；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危机却因为竞争大国在战略目标上的选择性，反而产生了一种滞后的表现。所以东盟在现阶段大国竞争的环境下，其自主性之所以会增强的原因，首要来源于东盟对于大国竞争环境的前景认知，而当东南亚区域内大国的竞争所带来的侵蚀力作用低于东盟所判定的这样一种认知时，东盟的自主性也就会在超前的修复力作用下获得阶段性的提升。

因而对于东盟而言，其现在正处于巩固发展自身自主性的一个黄金时期。首先，东盟自身较高的外交成本，使得美国暂时难以舍弃自己的“四边机制”而选择与东盟方面建立新的连续性政策。其次，G20峰会的成功召开以及中美领导人会晤的展开，都表明了美国在短期内至少不期望过度激化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关系。继而对于东盟而言，大国竞争所带来的对东盟自主性的侵蚀力作用仍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趋势状态。进而在东盟自主性得以发展的这一段时期内，东盟会倾向于强化自身的中心地位以及构建以自身为主导权的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东盟发起的RCEP协定能够得以正式签署并达到生效条件，也同样体现出了东盟在这方面的外交努力。

然而从预期的角度来看，东盟所面临的自主性被侵蚀的风险的确存在。首先，从体量上看，东盟难以调和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进而也就存在因大国竞争环境的加剧使得东盟所期望的“合作安全”的“东盟方式”有失效的可能。也就是说，当前东盟所获得的巩固和发展自身自主性的契机，还是取决于竞争大国是否给予东盟这样一个维持自身自主性的机会。因此，东盟能够在大国竞争的环境下能持续这样一种自主性修复力的优势到何时，完全取决于竞争大国的对外战略政策将会如何发展与改变。

例如，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东盟峰会在2022年３月底被暂时推迟之后，于2022年４月16日美国拜登政府便宣布将计划在2022年５月12日继续开展相关对话，并将“东盟峰会”转变为“东南亚峰会”，这也体现出了美国方面会持续分化东盟成员国的外交战略。所以，从对冲战略理论的角度来消极看待东盟自主性的未来发展，的确有着现实和逻辑上的道理，因为竞争大国确实拥有着能够影响东盟自主性的力量，进而实现对东盟内外部的自主性认可的侵蚀。

同时东盟也难以成为一个在大国竞争环境下的中美两国的沟通平台，这使得东盟所构建的自身自主性的修复并不存在事实上的保障。东盟现阶段对于自身自主性的修复，都基于两点目标基础：第一，巩固自身的主导性和中心地位；第二，保障在大国竞争的环境下国际合作的运作。但是从效果上看，东盟并没有建立起能够同时容纳中美竞争双方的多边机制。因此，东盟对于区域多边合作的努力，仅仅是一种修复工作而并没有实现突破和更新。所以，当大国竞争的侵蚀力真正对东盟产生影响时，东盟方面并没有能力来强调和深化自身所倡导的多边区域合作。

客观看待东盟自主性的现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度的问题。虽然从演算与推理的层面看，东盟自身的自主性在大国竞争的压力下的确具有脆弱性。但是看待东盟自主性的发展，不能单方面从极值的角度来进行运算。一方面，中美大竞争程度的加剧具有时间性和效应性，因而东盟自主性的变化也应当具有阶段性。另一方面，极值的推算虽然能够表述某种发展趋势，然而极值本身能够产生效应的时期，本来就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当前东盟在大国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实现的自身自主性的修复，也就说明了看待东盟自主性的问题，要了解其面临的风险，然后注重其发展的机遇，并且意识到极值并非是现状的必然表现。透彻理解东盟自主性的现状，对于竞争大国而言，既能深入了解东盟在大国争环境下的政策走向，又能从侧面认识到东盟在大国竞争中处于竞争的次级地位。

2021年11月22日，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第30周年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峰会上指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成就，得益于双方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离不开彼此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做出的正确历史选择 。“伙伴外交”是中国自冷战后就秉持的外交方式而作为在地缘上更接近东盟的中国，更是有着与东盟长期交好的外交历史。随着世界慢慢进入后疫情时代，东盟必然会加强自身对于域外大国的依赖，以推进因疫情而停滞的国家间合作机制的再度运作，并促使东盟能继续凸显其平台性以保障自身区域地位的中心性。

因此，东盟自主性的发展会逐渐转向为一种依赖性自主，即通过对于域外大国的政策代理，实现在竞争大国之间维持一种政策平衡，以确保东盟在竞争大国之间的中心地位的被认可，从而进一步保障自身的自主性。对于中国而言，更应把握这个契机，进一步实现与东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既是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区域全面合作的可用之器，又能够在大国竞争环境下向世界表明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诚意。

来源：文章节选自《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作者夏雷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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