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2日，前麻省理工学院（MIT）副校长、电子工程学教授范内瓦·布什应邀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在那里等候他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是一次后来被认为改变了美国科技发展轨迹的历史性会面——正是从这一天起，美国行政当局决定在科研领域放弃过去坚守了一百多年的放任自由的价值理念，以强有力的方式投资科研活动，通过全面启动美国的“大脑”，来回应正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

在这次会面中，罗斯福接受了范内瓦·布什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提议。根据布什的设计，这个完全由政府提供巨额资金的委员会将召集全美具有超强大脑的人，以赢得战争为目标而专注于新型武器的研发。布什领导的这个团队在巅峰时期曾一度高达3万人，其中包含6000名科学家，美国2/3的物理学家都受聘于这个项目，在那个时期，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在同一个指挥棒下高度聚集，可谓史无前例，这是战争压力下的“美国式”举国科研体制的开端。该委员会所推动的最著名的科研项目就是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曼哈顿计划”。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是罗斯福新政“大政府”计划的重要内容，美国军队在二战中最终仰仗联邦政府巨大的科研投入而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在此之前，在原教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政府从来不直接介入科研，因为这被认为是私人部门的事情。

1945年，战争还没有结束，范内瓦·布什利用他在战争期间和罗斯福总统所建立的深厚信任，适时向后者提交了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在这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报告中，布什建议联邦政府不要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撤销对研发的资助；相反，美国应该建立起一套公共部门支持科学研究的稳定和常态体制。不过，罗斯福没有来得及完成这套体制的设计和建设就溘然长逝，但这份报告的主要思想却被历任执政者所接受，从而成为美国大力度重塑科技研发体制、全面启动国家“大脑”的起点。

此后，美国在研发领域进行了一系列了重大的制度建设，国家在科研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得以全面确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重要公共机构先后成立。正是这些机构的推动下，美国展开了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新星大战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重要的公共科研项目，政府对科研的投入显著增加。1940-196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增长了20倍，到1960年代的鼎盛时期，美国公共部门投入的研发资金占到了当年GDP的2%；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获得了慷慨的政府资金支持，理工科高校的招生规模和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美国的大学全面取代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大学，成为世界研究型教育的执牛耳者。这些公共研究项目带来了人类不断突破科学前沿的边界同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为中产阶级创造了广泛的机会，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在这本名为《美国创新简史》（直译书名应为《启动美国》），作者非常生动地讲述了美国政府是如何在二战之后重塑美国科研体制，进而通过“有形之手”来推动科技发展的。在1940年之前，美国政府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方面很少发挥作用，美国的大学在科研能力方面也与欧洲大学相距甚远。尽管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一系列伟大的工业发明，但美国在科技尤其是基础科学方面高度依赖欧洲。对此，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写道：“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起搏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无论技艺多么娴熟，如果其基础科学新知识依靠它国，该国的工业进步就不可能快，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就不可能强。”而过去美国高度依赖私营部门进行技术创新，难以解决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短板，因为私营部门没有动力和能力去展开持续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正是这场战争以及随后激烈的冷战竞争考验了美国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角色，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政府与私营部门和谐关系的讨论。总而言之，美国在二战后的世界领导地位必须要有一个与之匹配的超级“大脑”，这个“大脑”需要靠政府巨额的研发投入来滋养。

最近，在与上海交大师生的一次对话中，中国最杰出的企业思想家任正非说了如下一段令人五味杂陈的话：幸亏我们过去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基础理论上做了准备，投了几千亿培养了一批研究基础理论的科学家，他们一直在攀爬科学的“喜马拉雅山”，当我们受到打压时，就请这些科学家到“山脚”来“放羊”、“种地”……，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的战斗。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产值国，华为的遭遇提醒我们，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压力，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私营企业承担起基础研究的全部责任，我们需要重启我们的国家“大脑”，为私营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加丰腴的土壤和环境。

排版编辑：邹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