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曾指出:“作为地缘战略棋手,印度不会,至少不会在与俄罗斯或中国同等程度上成为产生地缘政治问题的根源。”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扫冷战时期“扶巴抑印”的取向,使美印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美国不仅在核扩散问题上包容印度,还对印签署多项军事合作协议,两者形成“准同盟”关系。近年来,印度更是将矛头直指中国,对华频频发难的同时,积极主动加入各种由美国主导的合作机制。但与此同时,印度出于“偏好自主”的战略文化,依旧保持着一定自主性, 并未亦步亦趋跟随美国对华政策。
其次,印度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而非美方意愿——印度作为四国同盟重要成员不仅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贸易支柱,还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然而,面对越发严峻中美对抗,美方不得不寻求对印加紧合作,甚至容忍莫迪政府日益威权的取向。显然,美印关系的这种矛盾不仅使拜登政府奉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受到印方质疑,也挑战美国基于冷战经验的联盟战略。本文指明了一个趋势,即印度及其所在的南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在其官方文件中使用“印太”取代了以往的“亚太”表述,但南亚地区依旧位居边缘,并非印太战略的核心关注。此外,近年来美国同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不断深化的关系也很可能削弱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权,危及印度的核心利益,甚至引发美印矛盾。上述两点都可能和本文所提及的因素一道,共同制约美印深化遏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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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益扩张的对抗前线从联合国大厅延伸到南太平洋的岛国。然而,正如在任何宏大的地缘政治游戏中一样,以印度为首的一些国家对美国有着超乎寻常的作用。
作为亚洲的另一新兴大国,印度可以成为南亚地区内外抗衡中国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因此美频频向印示好。美国总统乔·拜登制定了宏伟计划,即通过一系列外交、经济和安全举措巩固美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包括南亚、东亚和西太平洋),而印度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印度是否可以算作美国的支持者,这一直以来充满争议。历史上看,美印关系深受缺乏信任与尖锐分歧的影响。
这一问题至今仍对两国关系有着深远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1947年印度独立标志印度对自己世界大国地位意识的觉醒。印领导人有时与美达成一致,有时又可能为与美国的敌人谈判而改变主意。
受意识形态和精明权衡的双重驱使,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一直保持印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态度。这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后的“摇摆国”,好比全球地缘政治地图上的宾夕法尼亚州或佐治亚州。印度倾向的方式、时间与原因都可能有助于决定是美国还是中国主导亚洲,以及谁在世界大国竞争中获胜。正如美国的紫色州(即摇摆州),印选择转变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美国的高度焦虑。
美印关系从一开始就在友好和敌对之间摇摆不定。1949年10月,美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派出私人飞机“独立号”接载正在伦敦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并在华盛顿亲自迎接。这种红毯礼遇表明,杜鲁门政府强烈希望拉拢这位首次访美的印领导人。作为坚定的民主人士和发展中国家的英雄人物,尼赫鲁是一位宝贵的客人,也正是美与苏联日益扩大的对抗中需要的盟友。
尼赫鲁似乎有所回应。在向国会发表讲话时,他指出,由于美印两国拥有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两国间的友谊与合作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分歧很快就成为阻碍。当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他的家中接待尼赫鲁时,他请尼赫鲁“畅所欲言,指出美国任何错误或无益的行为”于是尼赫鲁持续“教导”艾奇逊直到凌晨一点。尼赫鲁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对东方或欧洲经验的误用”。对1949年刚成立的新中国,两人也意见相左。后来,艾奇逊形容尼赫鲁是“我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中最难打交道的人之一”。
美印世界观的根本分歧使二者不和。随着冷战开始,美期望获得印度的支持。尼赫鲁认为,将世界划分为相互竞争的集团本质上是危险的。在一次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尼赫鲁将印度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描述为“追求和平,并非通过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而是通过独立的方式处理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尼赫鲁认为世界被分为两个阵营的过程本身就加剧了印“一直”试图避免的冲突。
印度国会议员、前外交国务部长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解释称,尼赫鲁的想法植根于英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经历,200年来,是另一个国家代替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发表观点,他不希望任何国家再影响印度行动和意见的独立性,这也是尼赫鲁在冷战期间完全不愿意加入任何联盟的原因之一。
冷战的推进也加深了美印分歧。美国“支持与反对二选一”的态度使印度显得并不可靠,这促使美决策者选择巴基斯坦作为反苏伙伴。
尼赫鲁也不愿成为美国的陪衬。他坚守的原则使他成为1961年不结盟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希望印度未来能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并成为新兴国家与殖民帝国中脱颖而出的新兴大国。就这一角度而言,美国既是合作伙伴也是潜在竞争对手。
宾夕法尼亚大学印度政治专家弗朗辛·弗兰克尔(Francine Frankel)在她最近出版的《当尼赫鲁看向东方》(When Nehru Looked East)一书中写道:“印度和美国之间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印美间的问题在于,尼赫鲁关于印度终将成为超级大国的信念在美国决策者的世界观中没有立足之地。”
70多年后,尼赫鲁的思想仍一直影响着美印关系。世界如今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再次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印度也再次面临选择。而印度人仍不愿做出选择,一如他们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让美国决策者抓狂。
不过这一次,印度的考量有些不同。尼赫鲁的立场因他对苏联的钦佩而变得复杂,尤其是他向国内引进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而莫迪将中国视为对印度国家安全的挑战,这与拜登政府的目标相吻合,即加强与印接触以抗衡中国。
塔鲁尔表示,美国正在加强伙伴关系以制衡中国,印度对正式参与这样的关系非常谨慎,但实际上印度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我们也需要真正关注中国的合作伙伴。
印度主要的安全担忧是与中国长期存在的边境问题。在过去约五年的时间里,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有所升级。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高级国防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表示,只有边界对峙的解决方式有利于印度,印中关系才能恢复正常。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加剧印度的担忧。作为印度的敌对邻国,巴基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参与国之一。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样板工程,穿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引发大量争议。
因此,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甚至不亚于中美的恶劣关系。美国政府目前提出要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平台TikTok,而印度实际上在2020年就做到了。由于担心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影响力,印方也拒绝参与该计划。
中国越具威胁性,美印关系就越亲近。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印度加入了四方合作伙伴关系(QUAD),这是一个安全伙伴关系,其中还包括美国以及美国的坚定盟友澳大利亚和日本。最初,印度领导人对QUAD持怀疑态度,担心它可能被视为新兴的亚洲北约组织,但现在莫迪为其全力以赴。拜登将四方会谈提升至最高领导层级别,这意味着莫迪经常与构成美国联盟体系核心的国家在该地区交往。
拜登的亚洲外交政策高级助手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认为,QUAD “已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和成熟的合作模式。这将成为全球稳定的核心特征,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要素。
美印合作目前正更加深入。2022年,美印在印度北阿坎德邦距有争议的中印边界不远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印度也于5月加入了拜登政府的14国印太经济框架,随着美国官员和企业高管寻求减少美国在关键制成品供应方面对中国的依赖,这个人口众多的南亚国家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替代国。印度工厂的iPhone出货量显著增加,这可能表明美印正处于互惠互利关系的转变进程中。
美国保守派领导智库之一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Jeff M. Smith)表示,印度政治家们“显然更愿意接受与美结成更强有力的结盟,而非担心印度沦为美国走狗。”由于最近与美交往甚频,这些印度官员逐渐意识到,悲观派批评者的恐惧并不会成真,而与美国合作也许有助于促进印度的国家利益,况且美国也可能并不是那种会迫使他国放弃主权以合作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
史密斯补充道:“事实上,即使美印关系越来越密切,印度依旧能够保持其战略自主权。”
然而,这对美仍是一项挑战。印领导层一如既往思想独立,厌恶正式联盟。莫迪和尼赫鲁一样,不会轻易倒向一方。
从莫迪近期的出访路线不难看出,印度将继续与各国建立关系、加入论坛,并违背美决策者意愿行事。2022年5月,莫迪在东京举行的四国峰会上与拜登站在一起;四个月后,他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共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该组织由中亚国家组成,被广泛认为是反西方组织。
兰德公司的格罗斯曼认为,如果美国因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美印就应完美合作,这是绝无可能的,美国必须认清现实,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盟友,因为印度将不结盟和战略自主权作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原则。
这意味着美印将持续存在分歧。在印度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新经济圈构想“印太经济框架”几个月后,印度宣布退出该框架四大支柱之一的贸易领域的谈判。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印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背道而驰。尽管莫迪在2022年9月的撒马尔罕会议期间确实就战争问题批评了普京,但他无视美方压力,拒绝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印度和中国在联合国对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中都投了弃权票。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展示了它将如何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而非考虑是否符合美国的意愿。莫迪政府不愿疏远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仍然是印度重要的军事和经济伙伴,也是大量石油的超低价供应商。
即使在共同视为威胁的中国问题上,美印观点也不完全一致。比如,尽管双方都担心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愈发密切,但他们在应对方法上存在分歧。印领导层可能将与俄保持联系视为影响中俄关系并阻止两国可能对印度采取任何协调行动的一种方式。
在艾奇逊时代,这种“违规”行为可能会恶化整个美印关系,但拜登政府更加务实。尽管与莫迪政府存在分歧,拜登政府仍寻求与印度更密切的合作。传统基金会的史密斯表示,在拜登政府看来,为了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象征性胜利”而破坏其在印太地区建立的联盟,这是美国承担不起的代价。
印度并没有忽视美国的这种灵活性。塔鲁尔指出,美国似乎有耐心让印度寻找其自身的舒适圈,这肯定是在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
尽管如此,美国将印度行为分开看待这一决策也带来了不利影响。拜登政府通常选择忽视莫迪政府的国内不民主行为,以追求制衡中国的总体地缘政治目标。对于一位正在打一场被其描绘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斗争,且“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总统而言,这一让步令人不安。
因为印度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可能是21世纪全球外交主导方向的典型代表,印度凸显了美国在一体化世界中对抗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冷战时期“我们与他者对抗”的方式不适用于如今复杂的多极全球秩序。实际上,尼赫鲁不结盟的理念在国际外交事务中方兴未艾。
对于美国来说,可能需要其去适应这个越发复杂的世界,而美国的政策往往缺乏这种适应性。美国将不得不学习如何在没有由美国主导正式联盟的情况下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在过去,正式联盟是美国领导秩序的基石。在日后与中国的抗衡中,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美国都需要竭尽全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合作国。
作者简介:迈克尔·舒曼 (Michael Schuman)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拥有超过25年经验的作家和记者,《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
本文编译自The Atlantic网站2023年3月1日文章,原标题为What Limits Any U.S. Alliance With India Over China;原网址为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3/03/india-relations-us-china-modi/67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