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年来，全球战略与经济的重心转向东亚，大国竞争不断强化。美国印太战略的维度、强度和内涵不断发展充实，并明确将东南亚视为其战略的核心。在这样的态势之下，东亚过去四十年来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是否还可以持续？如何维护它的可持续性？本文认为东南亚地区优先要应对和解决的还是发展安全。然后，在文化上，协调分歧、寻求共识，创建更具包容性和参与度的包容性多边主义和多边秩序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源载于《世界政治研究》。

大国竞争、地区秩序与东亚可持续和平
作者 | 魏玲
来源 |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总第十六辑

近年来，全球战略与经济的重心转向东亚，大国竞争不断强化。美国印太战略的维度、强度和内涵不断发展充实，并明确将东南亚视为其战略的核心。在这样的态势之下，东亚过去四十年来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是否还可以持续？如何维护它的可持续性？国际学术和政策层面都讨论过东亚长和平，大概有三类观点。一是自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以来，其成员国之间没有发生过严重冲突，包括扩容的时候也是包容性的扩员。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出现了一批高增长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同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称为发展和平。三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崛起和东亚一体化并行发展，没有出现因为大国崛起地区国家制衡中国的现象。这几种现象可以叫做东亚的长和平。

当前的地区形势怎样呢？一方面，因为供应链问题、跨国流动问题、公共卫生治理问题、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危机等等，经济下行，地区合作需求在增大。但是另一方面，既有的地区稳定与合作又受到冲击，对抗性、冲突性的理念越来越占据国际安全话语的主导权，包括“注定一战”“新冷战”“脱钩”“断链”等等。关于中美关系、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有很多悲观看法。同时，大国竞争导致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增大，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小国家对冲、平衡、等距外交的研究和讨论。冷战是否可以避免？东亚和平与发展是否可以延续？过去的经验能否为我们应对当前问题、防范未来危机提供一些启示？在个体性思维外，能否找到一个相对具有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地区性解决方案？能否化被动为主动，跳出对抗、对冲、平衡等反应式思维，创新思路、尝试提出主动塑造和维护地区稳定的方案？

维护地区可持续和平与发展需要强化地区韧性。地区韧性这个概念是受到了东盟的启发。东盟经常讲韧性。最近东盟的专家学者从几个不同的维度都强调了东盟韧性。第一个维度是马凯硕提出的文化韧性。很多人认为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东盟要走向衰落，但是东盟在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进程中显示了其领导力，说明东盟静悄悄地管理了地缘政治风险，维护了东南亚和平，维护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增长。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东盟有相互调适的文化，有实用主义、协商一致的文化。这是从文化角度去阐释东盟的韧性，又叫静悄悄的韧性。

第二个维度的韧性是战略韧性。这是东盟针对疫后的灾害管理与救助提出来的，主要是从应对灾害、化解风险、应对危机、进行灾害管理等方面讨论如何提升地区整体战略韧性。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在受到冲击后能够迅速复苏，做好应对未来挑战的准备，强化能力建设；二是基于现实情况的决策能力、制度能力、组织领导力和社会适应力；三是地区安全治理的大架构，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跨部门协同能力。虽然这个战略韧性主要指的是防灾减灾体系的韧性，但是对于我们考虑整个地区的风险管控具有很大启发性。这个体系的战略韧性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像一个社会安全网络。这个网络是有弹性，有承压、承打击能力的，受到冲击可以迅速恢复，有韧性，不那么容易破裂，节点之间的链接（也就是动态的合作过程）不那么容易被中断。另外它的适应性很强，既有开放性又有生长性。这是第二个韧性，从体系层面谈的战略韧性。

第三个维度的韧性是具体政策和操作层面的。最近东盟和欧盟就战略自主与地区韧性交换过意见。欧盟长期以来一致强调战略自主，即自主采取行动的能力。东盟谈的是韧性。在更大的地区或跨地区语境下，东盟韧性强调的是它的中心性，避免选边站队，避免卷入大国竞争。在操作层面讨论地区韧性强调的则是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更加强调韧性要放到地区过程中。地区国家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与挑战，要避免卷入大国竞争，并且能够自主实现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治理和对风险的管控。一方面强调地区自主，强调地区层面的合作和地区治理标准的自主建设，地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强调跨地区的合作，强调伙伴关系的多元化，减少单方面过度依赖。东盟在与欧盟的讨论中，谈到三个领域需要强化这种韧性，一是海上安全，二是网络空间治理，三是经济与贸易。

以上三种韧性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在东亚地区层面，我们需要协同地区国家构建一个地区性的整体方案，自主应对当前大变局、主动塑造大变局。主动塑造是不是可能呢？这涉及对秩序本身的认识，对秩序的假定。要讨论秩序，首先要界定什么是秩序。其次，涉及秩序变革，要讨论谁在推动秩序的变革，是如何推动秩序变革的。需要理解这样一个过程，才可以进一步考虑如何主动塑造地区秩序，这是一个施动性和地区秩序变化的过程。

什么是秩序？秩序也许可以有实然和应然之分。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偏重考虑物质层面的权力关系或者结构性的、主导性的权力、制度和规范安排。另一方面，秩序还有应然性，也就是规范性的安排，即秩序应该是怎样的。秩序的创建和维护并不仅仅取决于大国偏好。在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规范结构的讨论中，人们往往会过于强调大国的作用，实际上秩序本身有一个合法性问题。因为秩序的合法性存在于其得以创立的规范基础中。由于这样一个合法性的视角，或者说秩序本身所蕴含的合法性要求或承认要求，秩序的代表性和参与度就成为了合法秩序的必要条件，即这个秩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国际体系内的成员，是不是得到了所有成员的认可，既包括既有大国，也包括其他国家，除了大国之外，还有后来者、新兴国家等等。是不是能够得到大部分成员的支持，是不是能够有足够充分的参与度，即大部分成员能够参与其中。由于不同的参与者对于秩序的合法性，对于合法有效的世界秩序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在他们的不同理解中就产生了推动秩序变化的动力。从对秩序的学理分析当中，我们可以思考，能否主动塑造和构建地区秩序？应该如何去做？

进而，如果要构建一个具有韧性的地区秩序，它应该是怎样的？从合法性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它要得到地区行为体的认可和充分参与。如果要获得支持，它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许多学者都讨论过国际社会、地区国际社会、世界秩序、地区秩序、本土性和本土化的问题。基辛格在谈世界秩序的时候，谈到不同的地区秩序；认为地区秩序是多样的，也是具有冲突性的。迄今为止的各种讨论，无论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还是国际社会的扩展，抑或是世界秩序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包容性依然不够充分。很多人坚持冲突观，是因为他们设想的世界秩序还不能充分地包容多样性。所以秩序建设必须是开放的过程，必须提出更具包容性的理念，允许更具包容性的互动，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安排。

这样一个地区秩序的塑造，实践中是否可能？我们如果再回头去看东盟，自“二战”以来，至少在三个阶段上东盟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塑造了地区秩序。首先就理念而言，东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就提出了韧性。最开始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当时它们谈的是国家韧性，这些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建设问题，所以谈的是国家层面的韧性，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此后慢慢关注到地区层面的韧性，即地区合作、东盟团结。在这样的韧性理念指导和韧性理念发展下，“二战”后的地区秩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从东南亚条约组织到东盟。很多国际关系文献讨论，为什么亚洲没有北约？为什么东南亚条约组织最后会失败？为什么最后是东盟？大家都是从不同角度去讨论。实际上这也体现了东南亚国家或者说亚洲国家主动塑造的过程，例如对于主权的理解，在两次亚洲会议和万隆会议期间讨论的殖民主义、民族自决、军事干涉和不干涉等问题，最终导致了大国军事条约尤其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非法化，为地区国际关系制定了新的行为准则，塑造了亚洲地区主义的形态。所以东盟早在这一阶段就塑造了基于不干涉规范的地区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也明确提出反对地区国家或者地区组织为任何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这一阶段也奠定了一些软性制度基础，包括文化和社会规范，比如协商一致，寻求共识，以及过程驱动的地区主义。

第二阶段是冷战后的地区秩序，这里突出的标志就是从共同安全到合作安全，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如果说前一个阶段主动塑造的是主权原则，这个阶段主动塑造的是安全规范。什么是安全？如何实现安全？地区安全观是什么？从地区角度出发，东盟重新定义了安全威胁和维护安全的手段。在安全观方面强调非传统安全，比如经济安全、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等。在安全手段方面强调非军事手段，强调包容性，倡议对话、倡导合作，不以结盟的方式实现安全，而是通过合作方式实现安全。

第三个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地区秩序，就是美国推动的亚洲再平衡到“东盟中心”。正是在美国强推亚洲再平衡的时候，“东盟中心”规范和“东盟＋”的地区合作架构进一步得到确立和强化。具有代表性的，一是东亚峰会的扩大；二是各大国都接受了东盟的地区规范，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三是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把大国都加进去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化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开放性规范、制度和程序的设计，使得“东盟中心”在这个期间确立起来。与此同时，东盟同大国的互动机制得以建立，比如与中日韩的互动，也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原本是背靠背和“10+3”开的会，变成了一个独立机制，也就是说地区合作得到扩展和深化。

上述情况表明，从过去发展的经验来说，地区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或者说地区国家的现实情况，自主塑造地区秩序是完全可能的。当前，面对大国竞争强化的态势，我们该怎么办？在过去东亚合作当中，关于权力竞争和转移也有过不少争论。比如2005年前后关于中日之间在地区的权力转移也讨论得非常激烈。有一个日本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日之间静悄悄地实现了权力转移。具体怎么实现的呢？他说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因为中国大力推动和支持地区倡议，通过对地区倡议的投入，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地区的支持，静悄悄地实现了权力的转移。

这给我们很多启发，在经贸、科技等诸多领域，各方利益都交织在一起。东亚地区进程就是网络化的过程。过去我们说地区有日本公司网络、华人家族网络，后来谈地区则是各种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形成的面条碗，再后来“东盟+”的地区架构也是网络状的。网络体系的平等性要强于霸权体系或者两极体系。它的开放性也是很强的，它是成员开放、过程开放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加入这个过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网络化的动力。网络进程要锚定在安全治理。推动网络不断拓展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解决地区成员迫切感觉到的共同安全问题，就是要管控风险，把它变成一个安全网络。当然不能泛安全化，东亚地区优先要应对和解决的还是发展安全。最后，在文化上，协调分歧、寻求共识，创建更具包容性和参与度的包容性多边主义和多边秩序是非常必要的。

来源：文章原载于《世界政治研究》，作者魏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