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MONUSCO, Flickr
导读
自1960年脱离比利时殖民统治以来,刚果(金)先后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刚果危机”、蒙博托30多年的独裁统治、世纪之交的两次刚果战争和卡比拉时期的“第三任期”危机,政治发展之路非常坎坷。
西方大国及地区国家觊觎刚果(金)极具战略性的地缘位置和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通过扶持代理人、发动战争等手段干预刚果(金)政治进程。在实行多党民主化后,刚果(金)放开党禁,却导致政治权力碎片化,对总统执政形成掣肘。天主教会凭借对广大教众的影响力,成为刚果(金)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角色。
2019年初齐塞克迪就任总统以来,成功组建占议会多数的“神圣同盟”,结束了与前总统约瑟夫·卡比拉的“共治”局面,但依然面临各种挑战。随着2023年大选临近,各派政治博弈再度升温,刚果(金)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将面临新的考验。
刚果(金)地处非洲心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1884年沦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私人领地,1908年由比利时政府接管,独立前的刚果(金)遭受殖民政府全面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1960年,在非洲民族独立浪潮的影响下,刚果(金)国内各政治党派联合起来,通过与比利时殖民政府谈判,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然而这个新生国家的建设之路困难重重,独立后似乎陷入无尽的危机。本文首先简要梳理1960年刚果(金)独立至今的政治发展历史,从中总结出三个主要特点:政治权力碎片化,基督教在国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和地区国家对刚果(金)政治事务进行干预。最后分析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Félix Tshisekedi)执政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挑战。
一、刚果(金)政治发展进程的主要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地处非洲心脏地带的刚果成为西方殖民者竞相争夺的焦点。1884年柏林会议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将刚果变为其私人领地,号称“刚果自由邦”。此后20多年间,利奥波德二世利用军队和特许公司疯狂掠夺刚果的自然资源,并对刚果民众施加酷刑,强迫他们劳动和上缴赋税。利奥波德二世的暴行经媒体曝光后引发国际舆论强烈谴责,为避免其他列强趁机介入刚果事务,比利时政府于1908年接管了刚果自由邦,史称“比属刚果”。
比利时政府对刚果施行愚民统治,白人垄断了政府、军队的高级职位,经济剥削较利奥波德二世时期有过之无不及。20世纪30年代,比属刚果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运动兴起。二战后,在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比属刚果也涌现出一批争取民族独立的政党,如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Mouvement National Congolais,MNC)。1959年1月,比属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Leopoldville)发生群众暴动,遭到军警镇压。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1960年初比利时政府与联合起来的刚果各政党进行谈判和协商,并确定了独立日期。经过4个月的筹备,1960年6月30日,比属刚果宣告独立,国名为刚果共和国,阿巴科党主席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任总统,卢蒙巴任总理。
独立后的刚果(金)国名几经变更。1960年8月15日,邻国法属殖民地独立后也定名为刚果共和国。为了避免混淆,以两国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和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将二者进行区分,前者为刚果(利),后者为刚果(布)。1964年8月,刚果(利)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1965年11月,国民军总司令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发动政变推翻卡萨武布政权,自己出任总统。1966年5月,蒙博托把首都改名为金沙萨(Kinshasa),国名相应简称刚果(金)。1971年,蒙博托推行“真实性”运动时期,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或称“老卡比拉”)宣布将国名恢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简称刚果(金),一直延续至今。
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进程中,刚果(金)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对国家发展方向存在明显分歧。以卢蒙巴为代表的激进派要求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和统一,支持泛非主义,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而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而卡萨武布等温和派更加保守,愿意在比利时等西方国家的“监管”下实现独立,因此得到西方国家和企业界的支持。两派的路线分歧为刚果(金)独立后政治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纵观1960年后的刚果(金)政治发展历程,可大概分为四个阶段。
1. 1960年6月至1965年11月:危机重重的独立初期
1960年6月刚果(利)宣告独立,但由于筹备期较短,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仍然受到比利时殖民势力的影响和把控。政府机构中1000多个高级职位均由比利时人占据,约2.5万人的军队也要听从1000名比利时军官的指挥。比利时人还保留了在东部矿业大省加丹加省(Katanga)、下刚果省(Bas-Congo)和刚果河口巴纳纳港口(Banana port)的驻军。矿业等经济命脉也被以比利时人为首的白人资本集团垄断。比利时殖民者之所以痛快地允许刚果(利)独立,部分原因是其自恃可以从幕后继续操控这个新独立国家,“确信它(卢蒙巴政府)会倒台”。然而,刚果(利)独立数周后爆发的一连串危机使其成为冷战时期非洲的“热点”,美法等国借机介入,将刚果(利)争取到西方阵营,对该国此后30多年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60年7月5日,一名比利时军官在利奥波德维尔治安部队的营地黑板上写下“独立前=独立后”的挑衅文字,点燃了刚果(利)士兵内心的不满,兵变爆发并迅速扩张到地方军营,起义者要求军队立即进行“刚果化”改造。卢蒙巴政府趁机宣布军事改革措施,以本国军官取代比利时人。但军改在部分地区遭遇阻力,刚果(利)士兵与比利时军队发生冲突,并逐渐演化成针对白人的骚乱。比利时政府认为其利益已遭到重大威胁,于7月10日出兵干预,迅速占领了利奥波德维尔等多个重镇。
就在比利时军事入侵刚果(利)后不久,东部加丹加省和开赛省(Kasaï)的分离主义势力加紧谋求独立。这两个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欧美矿业公司扎堆。白人对这片地区垂涎已久,当地居民则对大量涌入的外省劳工颇为不满,支持从国家分离出去。在加丹加省比利时驻军的支持下,以莫伊兹·冲伯(Moïse Tshombe)为首的分离势力宣布加丹加独立。受此影响,开赛省南部地区随后也宣布独立。至此,刚果(利)同时面临外敌入侵和国家分裂的巨大安全威胁,自身力量孱弱的卢蒙巴政府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援。当时美苏两个大国冷战正酣,双方均不愿意主动介入,于是将刚果(利)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在美西方阵营的操控下,联合国向刚果(利)派出维和部队,但并未对比利时侵略者及其支持的当地分裂势力采取行动。
卢蒙巴政府将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先后两次向苏联求援,并获得一些军事装备,准备对比利时入侵者和地方分离武装发起军事反攻。在此期间,卢蒙巴与卡萨武布的分歧逐步加深,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引发了两人互相解除彼此职务的政治危机。卢蒙巴激进的政治路线和表现出来的“亲苏”倾向,令西方阵营产生了刚果(利)可能会落入苏联之手的担忧,因此支持卡萨武布。1960年9月,时任刚果(利)国民军总参谋长蒙博托宣布接管政府权力,软禁总统和总理,成立“特派委员会”行使管理国家职能。1961年1月,在西方暗中支持下,卢蒙巴遭到国内反对势力残忍杀害。在消除了激进派的阻碍后,美西方加大对刚果(利)政治危机和安全局势的干预。1961年9月至1963年初,联合国先后三次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了加丹加和南开赛的分裂局面。但该国政治局势依然动荡,各地反政府武装势力活跃。1965年11月,已升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蒙博托再次干政,宣布废黜卡萨武布总统和埃瓦里斯特·金巴(Evariste Kimba)总理,自任总统。
2. 1965年11月至1997年5月:蒙博托独裁统治时期
刚果(利)独立初期的混乱和动荡彻底击碎了民众对国家独立、民族振兴的美好憧憬,他们盼望出现一个政治强人,尽快恢复国家稳定。蒙博托执政初期,凭借铁腕手段快速恢复了刚果(利)政治秩序,经济稳步发展,获得了较高的内外部支持。1965—1973年间,蒙博托逐步确立了个人独裁统治。他多次以镇压政变为借口,对军队进行大规模清洗,安插自己的亲信,确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蒙博托还组建了人民革命运动党(Popular Movement of the Revolution,简称“人运”),作为该国唯一的合法政党。在意识形态上,蒙博托大搞个人崇拜,宣扬“蒙博托主义”(Mobutuism),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真实性”(Authenticité)运动,将带有殖民色彩的地名改为本国化的名字,拆除与殖民历史相关的雕像、纪念碑等。
此次运动客观上进一步清除了比利时殖民统治残余,实际上是蒙博托在民族主义旗号下确立并强化个人独裁统治的思想文化运动。1974年刚果(金)宪法正式确立了蒙博托的绝对权威,其铁腕统治在最初几年确实促进了国家经济较快发展。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世界经济环境下,1968—1973年刚果(金)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5%~8%。居民收入实现了1961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独立前的水平,国家发展呈现出难得一见的繁荣景象。
然而,繁荣背后隐藏着深重危机。蒙博托将国家财政视为个人提款机,极度奢靡享乐,建立起一个任人唯亲、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恩庇体制,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原本用于国家公共事业的资金流入各级官员的私人腰包。1982年刚果(金)只有10%的财政预算用于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到1992年这一数字下降至零。蒙博托本人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曾在1977年11月“人运”大会上表示,国家政治患上了可怕的“扎伊尔病”(mal zaïrois)。“总而言之,万物皆可出售,万物皆可用钱买到。拥有任何一点公共权力就相当于掌握一个货真价实的交换工具,可以兑换成非法获取的钱财或者其他商品,或者逃避各种各样的义务。”而蒙博托本人正是“扎伊尔病”滋生的始作俑者。
1966年起,蒙博托先后实施经济国有化和“扎伊尔化”政策,将土地、矿产收归国有,没收外资企业分配给缺乏管理经验的亲信运营,对国民经济运转造成严重干扰,国有资产大量流失。1973年起,随着国际铜价暴跌,高度依赖矿产出口的刚果(金)陷入经济危机。这动摇了蒙博托的个人独裁和以其为核心的恩庇体制,蒙博托执政地位受到国内外反对派的挑战。1977年和1978年,流亡在安哥拉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刚果民族解放阵线”(Congoles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民阵”)连续发动两次沙巴战争。刚果(金)国民军无力抵抗,最终在美国、法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援助下才击退叛军。第一次沙巴战争(1977年3月至5月),美国、比利时向刚果(金)提供军事援助,摩洛哥在法国的支持下派兵参战。第二次沙巴战争(1978年5月11日至22日),法国、比利时派兵支援,非洲统一组织派出维和部队进驻沙巴区。经济政策的失败,统治集团对国家资产的掠夺,加之两次沙巴战争,使刚果(金)元气大伤,蒙博托统治的合法性逐渐被侵蚀,只能靠武力镇压维持政局稳定。1978年蒙博托对班顿杜(Bandundu)农村地区叛乱进行的武装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1977—1978年蒙博托对沙巴区的“清洗运动”导致超过20万难民逃亡安哥拉。
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多国掀起民主化浪潮,刚果(金)国内反对蒙博托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兴起。蒙博托曾于1990年4月宣布废除一党制,并拟在1991年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但反对派并不买账,要求进行更加彻底的变革。1991年8月至1992年12月,刚果(金)召开全国主权大会(Conférence Nationale Souveraine),各党派和各界代表参加,讨论国家民主转型前景。作为此次会议的成果,艾蒂安·齐塞克迪(Étienne Tshisekedi)被任命为总理,组建过渡政府,成立临时议会。但是,蒙博托不愿其权力受到制衡,遂于1993年1月下令解散过渡政府,另组建由其主导的政府和立法机构,这就导致刚果(金)出现两个政府、两个议会并存的局面。为解决这场政治危机,联合国和美欧等西方国家介入调停。1995年6月,刚果(金)过渡议会决定于1997年7月举行大选,并着手起草新宪法,但是刚果(金)民主转型进程很快就被一场战争打乱。
1996年10月,刚果(金)东部爆发了老卡比拉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在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的军事支持下,老卡比拉率领军队迅速占领刚果(金)东部主要城市,并向首都金沙萨进发。由于蒙博托统治不得人心,军纪涣散,老卡比拉武装几乎未遭到强有力的抵抗。1997年5月,老卡比拉反政府武装占领金沙萨,蒙博托流亡国外,宣告蒙博托政权灭亡,此次武装斗争也被称为第一次刚果战争。
3. 1997年5月至2001年1月:老卡比拉短暂执政与第二次刚果战争
老卡比拉上台受到卢旺达和乌干达的支持,但在他就任刚果(金)总统后,卢、乌两国军队并未主动撤出,引发了刚果(金)民众对新总统能否独立执政的质疑。老卡比拉加紧采取措施,希望尽快摆脱邻国控制。1997年9月,老卡比拉总统要求卢、乌两国军队撤离。1998年7月,老卡比拉总统再度要求两国军人即日起离境,此举彻底激怒了昔日盟友。同年8月,首都金沙萨和东部地区爆发了卢旺达支持的武装叛乱,对老卡比拉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应老卡比拉政府请求,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乍得、苏丹等国先后派兵支援,乌干达和布隆迪则出兵帮助反政府武装作战,刚果(金)国内冲突升级为至少有9国20多支武装组织参与的地区性冲突,这被称为第二次刚果战争。到1998年底,反政府武装一方已经控制了刚果(金)东部和北部约1/3的国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一些非洲国家出面斡旋,最终将交战各方拉到谈判桌上。1999年8月,各方签署《卢萨卡停火协议》(Lusaka Ceasefire Agreement),但由于利益分歧难以弥合,执行停火协议遭遇困难,冲突仍然时有发生。2000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向刚果(金)东部派遣维和部队,监督停火协议执行,预防危机再次爆发。此后交战各方经过多轮谈判,最终于2000年4月和12月分别签署《坎帕拉协议》(Kampala Disengagement Plan)和《哈拉雷协议》(Harare Disengagement Plan),这场席卷大湖区的战争初步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战争以及战后饥荒和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540万人,第二次刚果战争也成为二战后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4. 2001年1月至2018年12月:秩序重建与约瑟夫·卡比拉第三任期危机
2001年1月16日,老卡比拉总统遇刺身亡,其子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或称“小卡比拉”)被过渡议会任命为总统。小卡比拉上台后积极重启和平进程,对外寻求法国、美国、比利时和联合国的支持,缓和与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三国的紧张关系,对内实行与反对派及反政府武装和解的道路。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推动下,曾军事介入刚果(金)的国家逐步撤出,国内各派围绕战后秩序恢复与重建达成基本共识。2005年12月,刚果(金)全民公投通过了新宪法。2006年7月,刚果(金)举行大选,小卡比拉当选总统。刚果(金)逐步走出内战阴影,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稳步恢复。
2006—2011年,小卡比拉对内继续推进各派和解、稳定政局,对外改善与邻国关系、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令国内外看到了刚果(金)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希望,从而在2011年11月大选中成功连任总统。然而,自2015年起,小卡比拉先后尝试通过修改选举法、实施人口普查等手段推迟选举,并有意修宪延长任期,遭到国内政治反对派、公民团体和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了延宕近4年的“第三任期”危机。非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国家纷纷介入斡旋,美国、比利时、法国等主要援助国则公开谴责,并暗中支持反对派制造混乱,导致该国暴力事件频发,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在天主教会的斡旋下,小卡比拉最终决定交权。2018年12月,刚果(金)举行大选投票。2019年1月,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 Progrès Social,UDPS)候选人费利克斯·齐塞克迪当选总统。
5. 2018年12月至今:齐塞克迪执政
2018年12月大选是刚果(金)独立后首次实现权力和平交接。不过,齐塞克迪虽然赢得总统选举,但前总统小卡比拉领导的政治联盟“刚果共同阵线”(Front Commun pour le Congo,FCC)控制着国民议会,斩获了500个议席中的342个,在省议会和政府选举中也几乎大获全胜。在此情况下,齐塞克迪不得不选择与小卡比拉共享政治权力。两派政治势力持续博弈,严重影响了齐塞克迪执政。新政府总理任命直到2019年5月才达成一致,最终由小卡比拉推举的候选人西尔韦斯特·伊伦加(Sylvestre Ilunga)担任总理。部长任命直到2019年8月底才敲定,67名内阁成员中42人来自刚果共同阵线,只有23人来自齐塞克迪阵营。受到小卡比拉阵营的掣肘,齐塞克迪总统的许多政令难以实施。如2019年6月,齐塞克迪签署总统令,对国家矿业公司等国企负责人进行人事调整,但由于小卡比拉控制了国企部,拒绝执行总统令。2020年1月,齐塞克迪在伦敦向刚果(金)侨民发表讲话时向小卡比拉放话,如果其施政遭到持续的政治阻碍,他将不得不解散议会,刚果共同阵线则威胁要弹劾总统。双方后续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23年大选、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任命等问题展开激烈博弈,联合执政的矛盾愈发公开化。
齐塞克迪加紧联合其他党派,争取全面掌控权力。2020年7月起,齐塞克迪对武装部队高层进行大换血,10月任命3名宪法法院大法官,把军权和宪法解释权控制在自己手中。10月底,齐塞克迪发起了政治咨询对话,意在争取更多政治派别的支持。12月6日,胜券在握的齐塞克迪宣布结束与刚果共同阵线的“联合共治”,并将限期组建新的议会总统多数派,即“国家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 de la Nation,简称“神圣同盟”),否则将解散议会。此后,齐塞克迪步步为营,“神圣同盟”的队伍逐渐壮大,发展到拥有391名议员,占据议会多数。2021年1月29日,伊伦加总理辞职。2月3日,国民议会选举克里斯托夫·姆博索(Christophe Mboso)为新议长。2月15日,齐塞克迪任命萨玛·卢孔德·基恩格(Sama Lukonde Kyenge)为新总理。4月12日,卢孔德组建的政府名单获得议会高票通过,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控制了国防与内政部两大关键部门。至此,齐塞克迪总统完全摆脱了前总统小卡比拉势力对其在议会两院和政府中钳制的局面。
二、刚果(金)政治发展进程的主要特点
纵观刚果(金)独立后60多年的政治发展历程,政治权力碎片化、宗教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以及外部势力对刚果(金)的干预是其最突出的特点。
1. 政治权力碎片化
刚果(金)政治权力碎片化成因复杂,既有比利时家长式统治的影响,也与其缺乏民族解放武装斗争的经历有关。一般而言,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或上台的政党,对政权的掌控往往比较牢固,而刚果(金)历届执政党或影响力较大的反对党均是20世纪90年代民主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政党。
刚果(金)政治权力碎片化有多个政治表征,如政党政治、地方分权、跨国公司干政等,本文仅围绕政党政治展开论述。政治权力碎片化的特点明显,仅从政党数量就可见一斑。自1990年放开党禁以来,刚果(金)政党数量猛增。2018年总统大选前注册政党数量达到599个,然而在如此繁多的政治党派中,从未出现一个能够广泛代表民意、组织架构紧密、凝聚力强的政党,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两届当选总统只能与多党结成政治联盟,形成议会的“总统多数派”(Majorité présidentielle),才能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如2011年小卡比拉成功连任总统,但国民议会议席分配却极为分散,500名议员来自188个政党,只有16个政党获得超过5个议席,还有无党派议员16人。小卡比拉领导的争取重建与民主人民党(Le Parti du Peuple pour la Reconstruction et la Démocratie,PPRD)仅获得62个席位,而这188个政党组建了77个政治联盟。为了获得议会控制权,争取重建与民主人民党不得不与众多小党联合组建刚果共同阵线,以维持在议会的简单多数。
2014年,小卡比拉组建的民族团结政府中40多名成员来自十多个政党。然而这种为组建政府而结成的联盟存在明显弊端:政府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容易导致联盟内部分裂。一般来说,作为回报,加入总统多数派的政党会获得政府的一个或多个部长级职位,但是有限的政府职位很难均衡照顾到所有政党的利益,没有获得职位安排的党派可能会威胁退出联盟,有的党派获得不重要或者非实权部门的职位也可能产生不满。即使在同一个政党内部,由谁来担任部长也会产生竞争,甚至产生分裂。2021年4月,刚果(金)组建新政府,一些支持齐塞克迪“神圣同盟”的议员对政府职位分配表达不满,他们曾经加入小卡比拉的刚果共同阵线,后又倒向齐塞克迪阵营。这些议员认为,新政府的权力分配没有对他们的改旗易帜做出相应的“奖励”。此外,这种政治联盟对总统个人掌握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能力要求很高,一旦能力被削弱,以其为核心的联盟就会崩溃瓦解。1980年,蒙博托恩庇体制赖以生存的丰厚矿产出口收入因为铜价暴跌、矿业普遍腐败以及国有化政策失败而急剧减少,导致其奖励身边人的能力被削弱,“注定其自身的毁灭已经开启”。
没有加入总统多数派的反对党也会因为政治或经济利益诱惑而放弃反对立场。刚果(金)领导人常通过发起全国政治对话的形式,利用反对党派内部的利益分歧,拉拢其中的温和派成员,瓦解反对派势力,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如蒙博托就曾拉拢艾蒂安·齐塞克迪领导的进步与民主联盟成员自立门户,成为附属于其势力的傀儡党派。
2. 教会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强力介入
刚果(金)近900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信奉罗马天主教,20%信奉基督新教,天主教会在全国共有41个教区和6个总教区。在刚果(金)独立后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充当了政府与民间各派的调停者、政府履职的监督者,甚至在特殊时刻反对当权者,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领导者,对政治发展进程发挥了极大的塑造作用,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教会是刚果(金)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刚果(金)国土幅员辽阔,但政府力量较为孱弱,官方公共服务体系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的有效覆盖,因而基督教会在为民众提供精神支撑和道德规范的同时,还肩负起了提供教育、公共卫生、粮食救济等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正是因为这种角色为其进一步干预国家政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
刚果(金)天主教会对政治生活的塑造主要体现在领导争取民主、反抗独裁的政治运动。一方面,刚果(金)天主教会充分利用对民众的影响力,动员民众以游行、示威等方式积极参政,或反对政府的专制独裁倾向,或组织捍卫民主发展的政治运动。1991年2月16日,天主教会在首都金沙萨组织了著名的“基督徒大游行”,上千名教众走上街头,要求蒙博托放开党禁,扩大民主空间。1992年,刚果(金)全国政治对话召开,天主教会派出代表参会,其代表还担任了1994—1996年过渡议会议长。2015年1月,金沙萨爆发了反对小卡比拉谋求延长任期的街头抗议,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导致27人死亡。刚果(金)天主教会强烈谴责政府暴力镇压,表示反对任何修宪和修改选举法的行为。
刚果(金)天主教会有斡旋政治危机的传统,小卡比拉第三任期危机的解决就是典型案例。2016年9月,刚果(金)召开全国政治对话,小卡比拉支持的议会总统多数派与温和反对派、公民社会达成三方协议,决定将大选从2016年底推迟至2018年4月,并组建了全国团结政府。但以齐塞克迪为首的激进反对派则抵制全国政治对话,拒绝加入该协议,围绕“第三任期”的政治危机持续发酵。在非盟、地区国家领导人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刚果(金)天主教会强力介入。全国主教会议成为激进反对派与小卡比拉阵营的主要调解人,并促成双方于2016年12月31日达成“全国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l’accord politique global et inclusif)。根据此方案,总统大选应在2017年底之前举行,小卡比拉可留任至选出新总统。但由于各方严重缺乏互信,总统多数派也无意在一年内组织选举,分歧难以弥合。全国主教会议代表天主教会开始加大干政力度,站在“倒卡”前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示威游行,向小卡比拉总统施压,促其放弃谋求延长总统任期,最终示威活动演化为暴力抗议活动,造成人员伤亡。在教会的施压下,刚果(金)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将于2018年12月举行总统选举,小卡比拉总统不再参选。
2018年12月,刚果(金)总统选举投票期间,天主教会派出4万名观察员前往各个投票站统计选票。2019年1月3日,在独立选委会尚未公布结果之际,天主教会公开表示,根据计票结果已经出现一位“毫无争议”的胜利者,但将遵守宪法规定选择“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天主教会私下向西方外交官透露,反对派联盟“觉醒”(Lamuka)的候选人马丁·法尤卢(Martin Fayulu)获得最高选票。国际媒体对此纷纷报道,严重干扰了总统选举的官方计票工作。1月10日,选委会公布初步结果,齐塞克迪以不足4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法尤卢获胜。刚果(金)全国主教会议却发表声明称,法尤卢获得超过61%的选票,从而引发极大争议。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表示,法尤卢“理应当选”。英国、美国、比利时等国纷纷施压,要求刚果(金)政府对此进行解释和澄清。非盟对官方公布的结果提出严重质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轮值主席、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Edgar Lungu)也要求重新计票。
纵观天主教会在刚果(金)独立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其具备较强的社会公信力和政治动员能力,对国家政治的塑造能力甚至超过绝大多数在册政党。不可否认的是,从刚果(金)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小卡比拉与西方国家不睦的政治背景来看,天主教会干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时任刚果(金)天主教会大主教洛朗·蒙森格沃·帕西尼亚(Lauren Monsengwo Pasinya)曾是罗马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推动教廷改革的九名顾问之一。齐塞克迪上台后,天主教会态度明显较为和缓,积极推动结束小卡比拉与齐塞克迪的“联合执政”。2021年1月,齐塞克迪组建“神圣同盟”实现对议会的控制后,天主教会对国内政治的批评力度明显减弱,但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政治舞台。
3. 西方及地区国家的持续干预
刚果(金)位于非洲大陆的十字路口,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素有“世界原料仓库”之称,尤其是铜、钴、钻石、黄金等储量位居世界前列。由于自身国力较弱,这些本应促进国家发展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却遭到外部势力的觊觎,域内外国家持续介入刚果(金)内政,给该国独立发展道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若以冷战结束为分界线,外部势力对刚果(金)的干预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扶持亲美政权,尤其是蒙博托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对抗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二是冷战结束后,在两次刚果战争中地区国家对刚果(金)的干预。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刚果(金)支持亲美、亲西方力量,尤其是蒙博托独裁统治的建立与维系。对于美国而言,介入刚果(金)局势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扩张。非洲一直都不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点,但是在冷战背景下,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美国担心新生国家会倒向苏联,通过扶持代理人等手段拓展在非洲势力。冷战期间历届美国总统介入非洲的意愿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没有违背遏制苏联这一基本原则。卢蒙巴遇害是西方干涉刚果(金)政治发展的早期案例。
卢蒙巴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要求实现彻底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与受到西方殖民者支持的政治温和派矛盾尖锐。卢蒙巴被视为不按既定规则办事,而且最重要的是损害了自由世界的切身利益的人,是不可理喻地挑战西方人种的逻辑的非洲领导人之一。在加丹加和南开赛分裂危机爆发后,卢蒙巴向苏联求援的行为触碰了美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1960年8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曾表示“我们能否除掉这个家伙(卢蒙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制定暗杀卢蒙巴的计划,但最终选择利用刚国内反对力量,在政治甚至肉体上将其进行消灭。美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借干预加丹加和南开赛分裂事件,给卢蒙巴扣上制造种族灭绝的帽子,并支持卡萨武布发动“宪法政变”。杀害卢蒙巴的刽子手蒙博托早在1958—1960年就在比利时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招募,最终也是在美国和比利时的直接授意下对卢蒙巴实施了绑架和谋杀。
蒙博托能维持30多年的独裁统治离不开西方国家的长期支持。在冷战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认为只有扶持一个亲西方的政治强人,才能防止刚果(金)这样一个庞大和多民族的国家陷入崩溃,或者倒向共产主义。蒙博托深谙西方国家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敏感和厌恶,以实际行动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可靠的反共主义者。在安哥拉内战中,蒙博托支持“安哥拉国家解放阵线”(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与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作战,也借此向西方争取更多援助。美国及盟友加上受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成为蒙博托政权“最忠实”的外部支持者。
1962—1991年,美国向蒙博托政权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2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蒙博托提供了大量贷款,到1994年刚果(金)在两家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达到18.58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以及非洲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导致继续支持蒙博托独裁政权成为西方国家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苏丹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壮大也令美国担心日薄西山的蒙博托政权无法帮助美国遏制这一威胁,因此逐步削减对蒙博托政权的援助。蒙博托也清楚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美国的“弃子”。1993年,克林顿政府削减对刚果(金)援助后,蒙博托公开表示:“我是冷战的最新受害者,美国再也不需要我了。”
美西方介入刚果(金)事务还有出于获取矿产利益的考虑。刚果(金)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诸多稀有矿产是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必备原料,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进入该国矿业开发领域。比属刚果的铀矿对美国核武器的顺利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美国曾一度垄断了比属刚果的铀矿。美国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部际委员会,将钴矿列入战略物资清单,要求深入调查钴矿生产的安全,保障美国矿业利益。刚果(金)独立前,美国3/4的进口铜矿、近一半的钽、80%的工业钻石都来自这个非洲国家。历史学家斯蒂芬·魏斯曼(Stephen Weissman)认为,这些矿产利益“可能是美国卷入刚果最重要的物质动机”。比利时资本控股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在刚果(金)独立前基本垄断了当地的矿业生产,加丹加和南开赛分离势力得到该公司的支持。独立后,刚果(金)政府虽然对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进行改造,拥有部分股权,但实际操控权仍掌握在比利时人手中。
美国及盟友对蒙博托的长期支持还出于维护西方是其盟友“可信赖伙伴”信誉的考虑。美国和法国对于蒙博托加入西方阵营,抵制苏联和南部非洲左翼分子势力的扩张表示认可。西方通过支持蒙博托,也向其他非洲盟友传递明确信息,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西方是不会忘了他们的。
冷战结束后,地区国家在刚果(金)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干预力度明显加强,甚至直接出兵入侵,制造了两场刚果战争,对刚果(金)近30年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与刚果(金)东部地区同属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构成及传统文化有很大的亲缘性。如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族(Tutsi)在刚果(金)东部的南基伍省(South Kivu)和北基伍省(North Kivu)被称为巴尼亚穆伦盖人(Banyamulenge),伊图里省(Ituri)的赫马人(Hema)在乌干达安科莱地区(Ankole)被称为希马人(Hima)。族群跨境而居往往会导致一国的部族矛盾在邻国产生连锁反应。1981年刚果(金)议会通过新版国籍法,剥夺了东部地区巴尼亚穆伦盖人的国籍,以及相应的土地、政治权利。此后十余年间,该族群遭到东部地区传统部族的排挤打压,甚至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1993年,北基伍省马西西地区(Masisi)爆发了当地部族南德人(Nande)、宏德人(Hunde)和尼扬加人(Nyanga)针对巴尼亚穆伦盖人的暴力活动。蒙博托虽派兵干预,但政府军纪律涣散,不仅没有制止暴乱,还成为施暴者,最终约有14万人在冲突中丧生。1994年,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上台执政,大量胡图族人逃往刚果(金)东部地区,这些胡图族难民与当地反卢旺达民兵武装再次将矛头指向生活在当地的巴尼亚穆伦盖人。1996年10月,南基伍省省长要求所有图西族人在一周内离境,否则将面临相应的制裁。卢旺达以保护同族安全的名义,于1996年10月和乌干达共同出兵,扶持老卡比拉武装组织夺取政权。
如果说第一次刚果战争是外部力量主动干预刚果(金)政治进程发展的结果,那么1998年爆发的第二次刚果战争则源自刚果(金)反抗外部干涉的斗争。老卡比拉上台后不久,民众对卢旺达人以及图西族产生仇视,这种情绪也延伸到东部地区的巴尼亚穆伦盖人身上,导致后者再次遭到暴力攻击。老卡比拉欲摆脱外部控制,颁布一系列政令,逐步清洗卢旺达人势力。1998年7月,刚果(金)政府发布声明,要求卢旺达人限期离境。卢、乌两国迅速采取反制措施,对刚果(金)发起进攻。但与1996年不同的是,此次刚果(金)政府获得了来自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乍得、苏丹和南非的支持,艰难地顶住了来自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以及受其支持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武装代理人的进攻。与美国受冷战意识形态驱使的干涉动机不同,卢旺达和乌干达干预刚果(金)有着诸多现实考虑。
第一,出于维护本国政权稳定的考虑。蒙博托曾分别支持在东部地区活动的卢旺达和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如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Forces démocratiques de libération du Rwanda)和民主同盟军(Forces démocratiques alliées)。老卡比拉上台后对在该地区活跃的反乌、反卢力量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打击措施,这为卢、乌两国干预刚果(金)提供了借口。
第二,保护图西族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图西族在卢旺达和乌干达具有较强的政策影响力,1994年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在卢旺达建立了图西族人领导的政权,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Yoweri Kaguta·Museveni)出身希马族,和图西族是近亲,1986年穆塞韦尼夺取政权时也获得卢旺达图西族的鼎力支持。1997年,老卡比拉在刚东部发动武装起义时,巴尼亚穆伦盖人是起义军的主力,彼时卢、乌两国也曾期待通过支持卡比拉在刚果(金)建立一个图西人领导的政权。然而,卡比拉上台后为维护政权稳定,不断打压巴尼亚穆伦盖人,试图将国内图西族势力彻底清除,严重威胁图西族人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于是在巴尼亚穆伦盖人的求助下,卢旺达和乌干达趁机再度入侵刚果(金)。
第三,觊觎和瓜分刚果(金)矿产资源。刚果(金)丰富的矿产资源、孱弱的政府治理能力给予外部干涉可乘之机。卢旺达和乌干达凭借两次刚果战争“已经深陷刚果的矿业及其他经济活动之中”,在该国建立了一个“掠夺体制”。卢旺达能够发起两次刚果战争,其庞大军事开支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从刚果(金)东部掠夺的矿产资源。卢、乌两国还曾因争夺矿产资源在基桑加尼(Kisangani)地区发生过两次武装冲突。直到战争结束快20年,刚果(金)境内的矿产资源还被当地武装组织通过其控制的走私网络源源不断地运至国外。2017年的数据显示,卢旺达黄金年产量仅为30公斤,但其每月出口量却能高达1吨。乌干达本国黄金产量仅3吨,但其境内却拥有东非地区最大的黄金精炼厂,年出口黄金超过8吨。
三、齐塞克迪面临的执政挑战
齐塞克迪当选总统是刚果(金)独立后首次政权和平交接,是该国民主政治的重要里程碑。齐塞克迪执政一年内就成功结束与卡比拉的“权力共享”,组建自己的议会多数派,掌握了党政军大权,初步巩固了政治地位。但权力斗争消耗了齐塞克迪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目前其任期已经过半,民众最关注的经济和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神圣同盟”的稳固性也有待检验,放眼2023年大选,齐塞克迪需要克服多重挑战才有可能实现连任。
费利克斯·齐塞克迪(Félix Tshisekedi)图源:AFP/Getty Images
在政治方面,齐塞克迪面临三重挑战。第一,维持“神圣同盟”的内部团结和政府的顺利运转。刚果(金)政党结盟多受政治和经济利益驱使,而非执政理念契合,因此“神圣同盟”的稳定性取决于齐塞克迪的承诺能否兑现。目前来看,该联盟内部已经出现了因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裂痕。为了获取议会多数派,齐塞克迪成功争取了原来属于卡比拉阵营的约200名议员。然而,2021年4月12日新政府成立后,部分倒戈议员组建了“革命议员联盟”(Collectif des députés révolutionnaires),抗议新政府职位分配失衡。一方面,他们认为同为“神圣同盟”成员,在议会占有17个议席的“解放刚果运动”(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u Congo)获得了3个重要政府职位,其中还包括一名副总理,而“革命议员联盟”成员拥有至少12个议席,却未获得任何政府职位任命。另一方面,这些议员还抗议政府职位分配存在地域歧视,如桑库鲁省(Sankuru)的两名议员被任命为副总理,上洛马米省(Haut-Lomami)和马伊恩东贝省(Ma-Ndombe)却没有任何一名议员进入政府。他们还指责总理卢孔德没有以政府职位奖励他们的“立场转变”。4月12日,该联盟向齐塞克迪发表公开信,威胁将阻挠卢孔德政府就职。
第二,避免对前总统的势力清洗引发反弹。小卡比拉执政近20年,在政坛影响很大,在军队、警察、情报部门中根基颇深。2022年2月,刚果(金)国家情报机构逮捕了齐塞克迪的安全顾问富朗索瓦·贝亚(François Beya),称其可能卷入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务。贝亚在小卡比拉执政时长期担任移民局局长,深得其信任,在齐塞克迪与小卡比拉的政治拉锯战中曾扮演重要的中间人角色。知情人士称,贝亚表面投靠齐塞克迪,但实则是小卡比拉安插在新总统身边的眼线。
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或称“小卡比拉“)图源:IWEB RDC
第三,需应对其他竞争对手发起的政治挑战。齐塞克迪是在巨大选举争议中上台的,其主要竞争对手均未放弃在下届选举中继续向其发起挑战,2023年连任仍存变数。“为了共和国党”(Ensemble pour la République)主席莫伊兹·卡通比(Moïse Katumbi)曾任加丹加省省长,还是极具国民人气的卢本巴希市(Lubumbash)足球队的赞助者,后因与小卡比拉决裂,加入反对党阵营,并因“使用外籍雇佣兵”而被缺席审判入狱,丧失2018年参选资格。齐塞克迪上任3年多以来,卡通比一直未放弃国内政治动员,还雇佣美国政治游说公司,希望获得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支持,并且取得一定效果。如2021年7月,刚果(金)一名国会议员提交一份法律草案,要求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高级公职人员的父母必须为本国国籍。由于卡通比的父亲为希腊人,该法案也被视为针对卡通比的歧视性法案。
在卡通比雇佣的美国咨询公司的努力下,美国驻刚果(金)大使表示,这项法案有损选举公平,对美国来说将是一道“政治红线”。2022年1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事务高级主任达纳·班克斯(Dana Banks)以及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秘书艾米·豪曼(Amy Holman)在访问刚果(金)期间,就把筹备2023年“自由、公正和包容性选举的重要性”列为访问议题。虽说美国政界的反应与卡通比的政治游说是否有直接关系尚无法确定,但可以明确的是,在缺乏显著政绩的前提下,齐塞克迪若要与政治对手进行角逐,连任难度将不亚于2018年总统选举。
莫伊兹·卡通比(Moise Katumbi)图源:africanews/AFP
在经济社会方面,齐塞克迪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刚果(金)经济高度依赖矿业开发,矿产出口占其出口收入的95%,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变动对其经济影响较大。同时,刚果(金)是全球最贫困的十个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22美元(2021年),7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当于6000万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齐塞克迪在竞选中曾推出“战胜贫困”的社会发展计划,承诺将创造更多就业,减少贫困,增加民众收入。他表示相信政府凭借巨大的潜力,可以实现“一个强大、繁荣的刚果梦”。齐塞克迪上台后着力整顿矿业领域,要求对前政府与外资签订的矿业开发合同进行重新审查,对外资进行施压,增强政府对矿产资源开发的话语权。
在安全方面,齐塞克迪将改善刚果(金)东部地区安全形势作为执政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在刚果(金)东部地区活跃的武装组织约为120支,包括针对邻国的反政府武装和本土的反政府武装,以及被统称为“玛伊玛伊”(Mai-Mai)的本土民兵自卫组织。其中尤以东部地区的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最多,已经成为全球武装组织问题最严重的区域,这些武装组织还会开展合作,从事绑架、袭击平民和矿产走私等非法活动。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指出,在南基伍省,布隆迪武装团体“法治塔巴拉”(RED-Tabara)与“玛伊玛伊”多个派别合作从事绑架勒索活动。
自组建新政府以来,齐塞克迪将结束东部地区的动荡局势列为政府的首要优先事项。2021年5月,他宣布东部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进入紧急状态。同年11月,刚果(金)与乌干达在东部地区联合发起打击民主同盟军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东部地区武装组织问题的历史成因复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水平,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收入分配,地区国家间关系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是扬汤止沸,无法消除暴力产生的根源。
四、结语
凭借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刚果(金)一直具备成为地区性强国的巨大潜能。然而在其独立后的60多年中,刚果(金)独立探索自身政治发展道路的努力却常被西方和地区国家的干预打断。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刚果危机击碎了以卢蒙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实现国家和民族彻底独立的梦想。蒙博托的独裁统治建立了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公共利益之上的政治恩庇制度,破坏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秩序。两次刚果战争在严重扰乱地区安全格局的同时,坚定了民众对和平的向往。小卡比拉成功地稳定和重建了社会秩序,充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带领国家走上全新的发展道路,但其执政后期的“第三任期”危机再度将国家引入政治内乱。齐塞克迪当选总统标志着刚果(金)首次实现权力和平交接,尽管其上台充满争议,国际社会依然对其抱有很大期待。在与前总统的权力博弈中,齐塞克迪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技巧,成功巩固了自身执政地位。在其首个任期结束不足两年的时间内,齐塞克迪必须直面拖延已久的经济和安全两大核心问题,为其2023年争取连任增加更多筹码。
刚果(金)独立以来曲折的政治发展历程也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缩影。非洲国家独立后,既要抵御前宗主国对新生政权的渗透,还面临东西方冷战被迫选边站队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国家将援助与民主化改造捆绑,许多非洲国家仓促中走上民主转型道路。但西式民主制度在非的“水土不服”引发许多非洲国家政局动荡,政变频发,民众苦不堪言。非洲政治精英对本土政治发展的反思愈发深刻。2000年以来,中国等新兴国家逐步加大对非合作力度,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也成为中非合作的重头戏。非洲国家从中国改革开放和新时期建设发展成就中看到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巨大优势,进一步增强了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动力。刚果(金)未来的政治发展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充分考虑本国经济发展和地缘关系,尤其是与大湖区邻国和域外大国的关系,在利用外部援助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保持自身政策的独立性,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作者:孙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刊发于《中国非洲学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