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赏析·第31期 | 许悦荐:美国科技创新中国家力量的“隐形手”

来源: 经济外交学人时间: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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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Weiss,America Inc.?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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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提到美国科技实力的来源,我们脑海中浮现的便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大型的科技企业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些标签化的事物。然而,琳达·韦斯发现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另一些重要特征——比如任务导向型的国家干预、产业界与国家之间“被治理的相互依赖”、反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交织——也对美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进行一场彻底的溯源,韦斯揭开了美国“自由主义”与“弱政府”的面具,露出的是一个国家机器主导、坚守军事和政治霸权的“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面目。

“安全国家”是以美国国防部为核心的一个制度体系,依靠研发投资、技术采购等方式与产业界和大学建立联系,以科技创新保障美国军事与政治领先地位。“安全国家”有着综合了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特征的“隐形手”,借助安全导向和商业导向相结合的制度组合来对美国的科技发展进行干预。本书介绍了美国“安全国家”的体系演进及其对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从二战结束到本书写作时,美国“安全国家”的形态经历了多个演进阶段:

1)1945年到1957年,“安全国家”在从热战到冷战的过渡中应运而生,它统筹多个国防机构并重整战时遗留的实验室,聚焦国防军工尖端技术研发。在美苏关系恶化、苏联引爆首枚原子弹、朝鲜战争爆发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呼吁加速大规模军事建设。为此,杜鲁门创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与“一个节点(总统办公室)”的基本结构。上述核心机构一方面赋予战时遗留的实验室新的任务,比如将“曼哈顿计划”所建立的核武器研发实验室用于国防军工和生物工程的放射性材料;另一方面逐步吸纳原子能委员会(1973年改组为美国能源部)、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壮大“安全国家”肌体。

2)1958年到1968年,“安全国家”在苏联卫星事件的刺激下茁壮成长,中小企业在国防部门支持下成为尖端技术创新的重要角色。苏联在1957年相继发射了世界上第一、第二颗人造卫星,引发美国对科技落后与国家安全的极大恐慌。在此刺激下,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宇航局先后建立,通过与大学和企业合作将研发外包,从复合材料到通信卫星等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为支持中小型企业开展尖端技术研发,美国国会还在1958年通过《小企业投资法》,动员国防部、能源部等部门不计经济收益地向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了初始资金和耐心资本来源。

3)1969年到1979年,“安全国家”因国内反国家主义情绪高涨而面临危机,其对美国科技产业进行干预的合法性也相对下降。美苏关系缓和、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引发反战情绪高涨,叠加“水门事件”引起民众对政府权力扩张的不满,导致反国家主义浪潮出现,“安全国家”出现合法性危机。国防部门被迫退出部分大学的研究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日益兴起的美国风投公司则填补了一些资金空白。

4)1980年到1989年,“安全国家”在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下发生改革,更加注重推动技术的商业转化。日本经济崛起的挑战不断加剧;国内预算压力增加,政府对前沿技术的采购和投资份额双双下降,导致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控制力大打折扣。因此,美国采取了授予创新成果的专利权和鼓励创新成果商业化等方式,激发创新主体参与政府研发项目的动力——正如《拜杜法案》授予小企业和大学保留政府资助下创新成果的专利权,以及《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鼓励联邦实验室将其创新成果商业化。

5)1990年到1999年,美国占据单极霸权,“安全国家”中的国家力量进一步隐居“自由市场”的幕后。苏联解体和日本经济低迷缓和了美国的国际压力,使美国科技创新的市场动力超越安全动力,联邦政府投入的研发资金远低于私营部门的投入。“安全国家”的规划者一方面在他们的技术采购计划中纳入商业目标;另一方面直接投资于私营企业的技术研发,以塑造其发展方向,促使国家科学机构、产业界和大学进一步交融。

6)2000年到2012年,“安全国家”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持续推进,但大量的制造业外流为其埋下隐患。由于缺乏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美国将注意力移至反恐和短期的非对称威胁,引发诸多学者担忧美国的长期创新投入不足。但韦斯认为,“安全国家”仍持续投资长期战略性技术,包括在纳米技术、机器人和清洁能源等前沿技术领域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创造力。反而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却带来超出意料的后患,创新与制造的脱节使创新成果转化的红利缩水,反过来削弱了创新动力。

在六个阶段中,国际竞争推动国家力量的成长,而反对国家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思潮又限制和形塑了国家力量的成长。国家—市场、制造—创新、安全—经济构成了本书的三对核心关系,也是本书对于我们思考当下大国竞争的三大启发点:

一是国家与市场。作者认为,美国国内的“反国家主义”不仅没有限制国家在科技创新的作用,反而创造了国家力量与私人资源混合的“创新混合体”——联邦政府创建特定任务导向的实体,它们全部或部分由私人或公司所有,并产生商业利润来支付其运营成本。我们熟知的房利美、阿贡国家实验室都属于这类实体。二是制造与创新。在作者看来,美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转移正在瓦解政府部门、产业界和大学这一“创新联盟”,将导致创新与生产的脱节,是一种“个体理性导致集体消亡的策略”。只有将投资与制造、创新与生产结合起来,才能保持科技创新驱动体系的不竭动力。三是安全与经济。作者强调,商业刺激仅仅是科技创新的一剂养分,美国科技创新的使命主要是维护其全球军事和政治主导地位,而这一地位源自相对于对手的重大技术优势。结合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不惜牺牲短期经济效益也要推动先进制造回流、撬动全球产业地缘制造的重组——盈利只是途径,竞赢才是目的。

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白热化,美国在先进制造领域重拳出击,国家力量的“隐形手”逐渐显形。本书既能帮助我们熟悉美国行使国家力量的拳法,也对我国科技创新提供诸多借鉴与启示。

END

文字编辑:刘露馨
排版编辑:邹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