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法非携手推出新货币埃科，欲取代西非法郎，并将货币区扩大至整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是循是变，看改革内容
● 是去是留，看法国意图
● 是成是败，看制度选择
● 是难是易，看经济基础
● 是喜是忧，看政治意愿

一、引言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简称“西共体”）1975年成立，由15个成员国组成。其中，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贝宁、多哥、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比绍8国属于西非法郎区，并于1994年组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简称“西非经货联盟”）。其余7国各有货币，尼日利亚用奈拉，加纳用赛地，塞拉利昂用利昂，利比里亚用利比里亚元，冈比亚用冈比亚达拉西，佛得角用佛得角埃斯库多，几内亚用几内亚法郎。

西共体计划推出新货币“埃科”（Éco），取代西非法郎与其余7国货币，将货币区扩大至西共体范围。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的大力支持。2019年12月，马克龙与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发布联合声明，迈出向埃科过渡的第一步。但随后暴发的新冠疫情迫使原定2020年下半年实施的西非货币合作议程推迟。2021年6月，西共体阿克拉峰会通过埃科路线图，并宣布2022—2026年为融合阶段，自2027年1月起为稳定阶段该路线图已获法国与西共体各国批准。

本轮货币改革将带来哪些调整，是因循守旧还是革故鼎新？法国是去是留，会甘愿放弃从1945年苦心经营至今的非洲法郎机制吗？制度选择对于货币联盟至关重要，西共体将如何设计汇率与财政制度？埃科落地是难是易，西共体推行单一货币的经济基础如何？埃科前景是喜是忧，西共体各国货币合作的政治意愿几何？本文将逐一回答上述五个问题。

二、是循是变，看改革内容

本轮改革主要涉及三项变化（表1）：

首先，最浅显的变化要数货币名称。从含法国殖民印记的“西非法郎”，到由西共体英文缩写提炼而来的“埃科”，彰显西非货币自主性。不过，在1989年“两步走”设想中，非法郎区国家应先建立单一货币区，再与法郎区合并，进而形成覆盖整个西共体的单一货币区。2000年，西共体内非法郎区国家组成西非货币区（WAMZ），计划采用的单一货币曾取名“埃科”。如今，西共体也出台“埃科”，是否意味着非法郎区国家先前的货币方案不了了之？

其次，法国退还全部外汇储备，并取消运营账户。2021年5月，法兰西银行向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CEAO，简称“西非央行”）退还50亿欧元外汇储备，而后者经营不善：一方面，外汇储备在法兰西银行时年收益为241亿西非法郎，退还后收益不再；另一方面，西非投资产生5100万至24.5亿西非法郎管理费，还产生462亿西非法郎亏损。两者叠加下，西非法郎区外部资产收益从2020年的1852.1亿西非法郎降至2021年的1183亿西非法郎，降幅达36%（注1）。

再次，法国代表退出西非货币管理，使埃科区从组织层面独立。与之相匹配，西非国家或需履行透明度义务，如向法国提交必要文件，以协助法国继续担保。由于法国与西非各国的合作协议尚未公布，具体操作方式还不得而知。

不过，由法国担保、与欧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短期内仍将存续。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表示，货币改革有赖民众对货币价值的信心，而法国担保有助于支撑民众信心，避免造成恐慌。反过来看，由于未能切断货币挂钩制度，埃科仍依赖法国财政，本轮改革象征意义盖过实质意义。

三、是去是留，看法国意图

作为“法非特殊关系”（Françafrique）的货币支柱，非洲法郎机制无论诞生、存续或终结，都与法国密不可分。马克龙承认殖民主义是法国犯下的严重错误，力推法非关系“去特殊化”，此次以埃科取代西非法郎是其甩脱殖民包袱的重要举措。一些评论怀疑，法国企图变相扩展法郎区，以进一步坐拥其利。事实上，比较成本收益，法国真正的意图应当是逐步抽身：

一方面，货币区扩张或将加重法国财政负担。由于西非法郎区经济体量小，金融发展慢（注2），法国目前维持担保的成本不高。2019年，西非法郎区成员国GDP总和仅占法国的5.5%，而尼日利亚的GDP相当于法国的16.4%，加纳的GDP也相当于法国的2.5%。法国如果吸纳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加入货币区，财政压力势必加剧。更何况，欧元区预算赤字居高不下，2020年达GDP的7.1%，2021年为GDP的5.1%（注3）。自顾不暇的欧元区也很难同意为埃科长期分担风险。

放眼世界，齐建华教授形象地指出，法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外搞了一个以法郎为本位的货币体系小花园”（注4）。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随着全球资本市场迅猛发展，非洲法郎机制对抗美元的意义不复强烈，维系成本却一升再升。

另一方面，非洲法郎机制之于法国，经济与政治价值下降。1970年以来，与法国的进出口贸易占非洲前法国殖民地国家贸易比重大幅下滑（图1）。传统法非贸易降温既是非洲国家主动谋求贸易伙伴多样化的结果，也受到市场规律支配。法国是除希腊外去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23.6%降至2019年的8%（注5），对非洲许多原料的需求随之减弱。同时，出于逐利性，法国的商品出口也逐渐转向法郎区外的广袤市场。

从政治角度看，冷战结束后，非洲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必争之地；随着独立后首代非洲领导人相继过世，维系“法非特殊关系”的私人关系网络也逐渐凋敝。对于法国而言，法郎区早已从可以肆意行使“嚣张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的“自留地”(pré carré)，演变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四、是成是败，看制度选择

埃科方案成败，关键在于制度设计能否与西非经济政治情况相适应。

非洲法郎机制属于货币联盟式固定汇率制度，能保障币值稳定，抑制通胀，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但因汇率无法灵活调控，其币值往往处于虚高状态。这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统一以美元计价，而与强势货币欧元挂钩会增加法郎区原料出口难度；另一方面，与发展水平不相称的国际购买力使消费者倾向于以区外产品代替区内产品，不利于法郎区提升产业竞争力。

法郎区之外，西共体其他国家采用干预程度不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西共体亟需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短期内，由法国担保、与欧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如何安排；其次是中长期，新货币联盟的汇率与财政制度如何设计。就此，西非经货联盟专员、多哥前公共政策远见与评估部长努布波提出四种方案（注6）：

一是固定汇率加财政联邦。该方案相当于直接扩大西非法郎区，对制度框架强制力要求最高，也需维持外汇储备集中化。然而，法国撤出后，西共体还无力设置具有充分合法性与凝聚力的机构，全面承接货币主权与无限担保。

二是浮动汇率加财政协调。这种制度安排最灵活，但通胀风险也最高。只有宏观经济真正趋同，域内大国充分发挥领导力，西共体才可能实现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应对潜在风险。目前看来，该方案也超乎西共体能力范围。

三是浮动汇率加财政联邦。该方案兼顾汇率灵活度与财政可信度，是努布波心目中最理想的设计，也是2021年西共体阿克拉峰会决定采纳的方案。西共体委员会能运用货币与财政手段，有效应对对称或非对称冲击（表2）。

四是过渡期内，西共体不妨先采用共同货币而非单一货币，通过货币协议，约束尚不能加入货币区的国家。早在1960年，西非央行第一任秘书长卡布就曾提出，可模仿1950–1958年的“欧洲支付同盟”，建立“非洲支付同盟”。

此外，埃科如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或能带来更大的回旋余地。

五、是难是易，看经济基础

货币联盟对经济基础的要求其实很高。西共体设有四条一阶标准（注7）：

1.基本财政赤字率（基本财政赤字与GDP比率）≥–3%，
2.年均通胀率≤10%（自2019年起≤5%），
3.中央银行财政赤字融资≤上一年度税收收入的10%，
4.外汇储备≥3个月的进口额；

以及两条二阶标准：
1.负债率（债务与GDP比率）≤70%，
2.名义汇率波动幅度在±10%范围内。

西非15国中有10国名列最不发达国家，鲜有国家能满足全部趋同标准，更遑论形成最优货币区，其经济一体化面临如下六重困难：

就贸易结构而言，西非区内贸易占比过低。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工业化水平较低，经济依赖矿石燃料、初级农产品，互补性弱，区内市场狭小；二是基础设施多为殖民遗留，集中于港口，便利对外出口，而内陆交通运输则欠发达；三是非关税壁垒名目繁多，波及面广，使得非洲域内贸易成本成为世界成为最高。

就商业周期而言，尼日利亚为石油净出口国，其他国家均为石油净进口国，双方的商业周期很可能颠倒。当油价暴涨，额外收入拉动消费，引发通胀，央行需提高利率以平抑之。这将对棉花大国贝宁造成双重打击：一方面，石油进口价格高昂；另一方面，棉花生产成本随利率升高，出口难度加大。其他国家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冰火两重天”。

就金融系统而言，西非存在发展畸形、监管落后的问题。西非央行惯于利用外汇差价套利，信贷融资却不足。2017年，西非央行共贷与高层管理人员528亿西非法郎，相比贷与几内亚比绍企业总额高233亿（注8）。此外，外资银行渗透严重，金融监管则远远落后于渗透。法国三大银行占西非法郎区银行总营业额的70%；来自尼日利亚的银行占塞拉利昂银行资产的45%，占冈比亚的40%，占加纳的17%（注9）。失控的国际竞争阻碍本土银行发展，放大金融风险。

就汇率调控而言，西非巨头尼日利亚的表现令人担忧。尼日利亚经济体量占西共体的60–70%，本应扮演领袖角色。但2016年汇率调整为浮动后，尼日利亚迅速陷入恶性通胀，奈拉币值随油价不断震荡，恐难胜任“货币锚”。

就外汇储备而言，集中化管理可能因国家经济体量的巨大差异而难以实现。尼日利亚的外汇储备约为冈比亚经济体量的40倍（注10）。尼日利亚等大国可能不愿贡献外汇储备，冈比亚等小国则会担心外汇储备能否得到妥善管理。

就债务问题而言，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西非多个国家就已不堪重负。其中，佛得角负债率最高（123.9%）；冈比亚、塞拉利昂、多哥超过70%；加纳、塞内加尔、贝宁、尼日尔、科特迪瓦超过50%。（注11）新冠疫情更加剧财政负担。

不过，由西共体来推行单一货币也有利好：西共体内部贸易流源远流长，比西非经货联盟积淀更深厚。反过来，单一货币能促进区内贸易。1975—2018年，西共体区内贸易从9%升至16%，西非经货联盟区内贸易从6%升至12%，而由西非经货联盟以外的西共体国家组成的“西非货币区”则无明显提升（图2）。这为扩展货币区提供依据。

六、是喜是忧，看政治意愿

埃科前景系于西共体各国政治意愿，但目前不同阵营间分歧较大。

西非币缘政治与语言圈基本吻合（图3）。法语国家中，仅几内亚在独立后切断法国的货币纽带，其国父杜尔扬言：“宁安贫于自由，不谋富于奴役。”（注12）戴高乐的回应是停止一切援助，重创几内亚经济。由于无力抑制通胀，葡语国家几内亚比绍则于1997年加入西非法郎区，藉此稳定币值。

西共体成立初衷是将分散的法、英、葡语国家建成“经济共同体”。不过，它成立以来，主要贡献在于解决冲突，经济一体化却裹足不前。后者与法、英语国家间政治分歧有关，这种分歧由埃科博弈可见一斑：2019年阿布贾峰会原定方案为与欧元脱钩，2021年阿克拉峰会又改为保留挂钩制。

多数法郎区国家表现出对法国的依赖。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继承国父博瓦尼的亲法路线，他评论法郎区的低通胀称：“我们还奢求什么呢？” 因此，在磋商谈判中，瓦塔拉力保挂钩制，不愿法国离开。贝宁总统塔隆也称，尽管西非法郎币值被高估，但贬值将会酿成灾难性贫困。多哥总统纳辛贝则不满失去货币手段、上缴外汇储备的做法，支持推动区域货币改革，以促进长远发展（注13）。

作为西共体头号强国与主要出资方，尼日利亚希望主导埃科。它提出将未来的西共体联邦银行设在其首都阿布贾，遭到科特迪瓦反对。它还联合塞拉利昂、几内亚、冈比亚、利比里亚等国抵制埃科与欧元挂钩，惧其沦为西非法郎翻版。次强国加纳则游走于两大阵营间，一面督促埃科发行，一面反对挂钩制。

放在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大背景下，埃科代表西非经济一体化的美好愿景，但必要性与可行性均不强。促进区内贸易不一定需要单一货币，而单一货币对政治经济合作的要求苛刻。郑宇教授指出，“非洲并不缺自由贸易协定。非洲大陆曾经有30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平均每个国家参加了4个贸易协定，但经济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注14）事实上，西共体如能落实1979年提出的“西共体贸易自由化计划”，经济一体化就能取得长足进展，但尼日利亚2019年公然关闭边境等保护主义行为与之背道而驰。

七、结语

新冠疫情冲击西非经济，也使象征货币自主的埃科方案被搁置。在缓冲期，西共体应重新审视货币方案。既然法国决意退出，那么眼前有两条路：要么回归主权货币，要么继续推行单一货币，西共体选择后者。然而，由于先天经济基础薄弱，后天政治合力不足，埃科要想真正落地，还需克服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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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心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投资参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