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蒂尔“政变”,马来西亚难逃民主转型之痛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3-12

2020年2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向国家最高元首阿卜杜拉递交了辞呈,并在同日宣布同时辞去土著团结党荣誉主席一职,该党宣布即日起退出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希望联盟”。26日,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几乎所有政党要求马哈蒂尔重掌总理大职,但因马哈蒂尔所期望的内阁安排及政策主张与各政党意见分歧较大,各党派最终撤回了支持。29日,马来西亚国家皇宫发表声明,任命前副总理慕尤丁为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并赋予了组阁权。这一系列事件令马来西亚政坛风云变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马来西亚此次政治风波的发生?在马哈蒂尔威望依然很高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国家元首为什么会选择慕尤丁出任新总理?慕尤丁上台后,又会对马来西亚国内社会与对华关系带来哪些影响?从这次政治事件当中,又可以看出马来西亚政党的哪些特点?我们邀请到了东海大学政治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王孟筠老师为我们解读。

王孟筠,台湾省台南市人,东海大学政治学博士,现执教于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也是首位纳入广西事业编制的台籍教师,长期研究两岸关系问题及东南亚政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特邀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特邀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八”红旗手。

问:2月24日,马来西亚首相府宣布,首相马哈蒂尔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递交了辞呈。有不少观点认为是马哈蒂尔受到了安华(安瓦尔)及其支持者在2月21日希盟最高理事会上的“逼宫”,以及2月23日公正党阿兹敏派的挑战。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次政治事件可否从马来西亚的社会与经济找到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王: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形成的政局变化是很有特殊性的。从1957年独立,1963年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种族”就一直主导着马来西亚政治,马来西亚人口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族组成。本国公民占九成,外国人口占一成的比例。在本国公民中,马来西亚土著(bumiputera),这包括了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原住民,约占总人口的69%、华裔约占23.0%、印裔占7%及其他民族占1%,土著方面马来人占总公民人口约占55%,其他土著占14%。最大的少数族群是华人,他们同时也是最成功且有钱的族裔,多数是在英国殖民时期移民至马来西亚。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存在严重贫富不均的问题,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80至90年代,马哈蒂尔执政的22年期间,国家发展规划都是以马来人为优先,扶助马来企业,使经济大幅成长,虽然也产生贪污和腐败问题,但之前马来族裔仍对马哈蒂尔的亲马来政策满意。后来马哈蒂尔续任首相之外,还想建立一个完全由马来人主导(马来人中心主义)操控的马来西亚,而安华倾向于走多元种族路线,这是他与马哈蒂尔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现阶段马来西亚也有着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的问题,例如人均收入跟不上物价调涨,年轻人就业困难等等。1998年金融风暴后,马来西亚整体经历结构性倒退,转向更加劳动力密集、低技术阶层员工与低端科技投资的领域,要振兴经济,马来西亚就不能继续去工业化,政府需要重新拟定产业政策、辅导工业转型、提升科技服务,往全球供应链的高端移动,而这些资金技术很需要华人的支持,马来人中心主义的政府如果与华人渐行渐远,对于解经济燃眉之急不是好的发展。

问:这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为什么会选择任命慕尤丁为总理?

王:首先,慕尤丁政治资历很深,经历丰富。他虽然不是政治世家出身,但在马来西亚有很高的知名度。慕尤丁在前首相纳吉任内担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他结束马哈蒂尔推动的数理科目英语教学,改用马来文教授,提倡“马来人优先”的教育理念。他之后加入巫统,1976年当选巴莪区部青年团长及秘书,1978年首次参选就成功当选巴莪区国会议员,当时还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86年出任柔佛州务大臣;1995年后到中央政府担任青年及体育部部长,历任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2008年,他胜选了巫统署理主席职位。

虽然2015年他公开批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的债务”而被巫统开除党籍,但随后慕尤丁也马上与同样离开巫统的马哈蒂尔组成“土著团结党”,马哈蒂尔担任名誉主席,慕尤丁则担任主席,抗衡巫统。2018年5月,土著团结党与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国家诚信党组成“希望联盟”后,成功翻转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以来执政长达60年的国民阵线,实现马来西亚的首次政党轮替。慕尤丁当时就出任内政部长。
马哈蒂尔主动辞去土著团结党名誉主席后,慕尤丁丰富的政治任职经历让他获得土著团结党的支持竞选总理,也得到旧盟友国民阵线、伊斯兰党部分国会议员支持,这是他可以获得国家元首青睐被选择任命为新总理的很大因素。3月1日慕尤丁宣誓就职时,巫统主席阿末札希、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国大党主席威尼斯瓦兰,和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以及遭到人民公正党开除的原署理主席阿兹敏也都出席表示对慕尤丁的支持。

问:马来西亚既然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国家元首的权力已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像一些君主立宪制国家,比如英国、日本或者瑞典等,国家元首属于”虚位元首“而不具有实权,而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为什么可以自行决定任命总理呢?除此之外,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还拥有哪些实权?

王:事实上,不是所有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国家元首都没有实权,现代国家一般都是议会制君主制国家,有的国家元首权力被限制得非常苛严,比如刚才你提到的瑞典,日本等国,但有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还是或多或少具有一定实权的。就拿马来西亚来说,马来西亚顶层的政治设计也是采取了分权的形式,他的国家元首也是作为参与分权的主体之一,这就决定了他可以行使一定的实权。比如,根据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的规定,最高元首应当任命他认为可以获得众议院大多数信任的议员为总理。被任命的总理,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证明其可以获得众议院大多数信任。而判断这个所谓”大多数信任“是否符合的权力,则专属于最高元首。所以在这一点上,最高元首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对总理的任免施加有限个人的意志,具有一定的政治操作空间。而如果新任命的总理无法取得众议院大多数信任,则连同其内阁应该集体辞职,或者要求最高元首解散议会然后重新组织大选。在这里,最高元首是可以拒绝解散议会的,同时可以任命另外一名他判定可以获得众议院大多数信任的众议院议员为总理。所以,最高元首在任命总理这一过程中,是拥有一定的权限和操作空间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任命慕尤丁为新总理,并赋予了其组阁权。当然,顺便说一下,这次慕尤丁也通过其政治手腕搞定了东马沙捞越联盟,使得国会票数已经占有多数。

至于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其他实权,比较零散,比如涉及到与其身份地位及荣誉有关的事项时,他可以召集统治者会议,这个统治者会议是由马来西亚各地的统治者组成,包括9个州的苏丹和4个州的元首,在此类会议中可以做出一些决定。还有关于颁布紧急状态的权力,马来西亚宪法并没有否定最高元首自行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规定很模糊,所以他可以在非常时期行使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当紧急状态生效之后,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最高元首可以颁布必要法令,这些法令视同与法律的效力相同。

所以说,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还是拥有一些可以自行裁量的权限,就是所谓的实权,虽然总体来说也受限制,但是或多或少还是有。

问:慕尤丁从政已超过40年,他素以保守的种族主义而著称,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我先是一个马来人,然后才是马来西亚人”。当他成为马来西亚总理之后,是否会对包括华人在内的马来西亚少数族裔造成负面影响?又是否会对与中国的关系造成影响?

王:慕尤丁从政已超过40年,从巫统到希望联盟,经历政党轮替,这都会让他深刻认识马来西亚多元的种族政治需求,慕尤丁过去种族主义的言论引发争议是在2009年至2015年,他在前总理纳吉任内担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的时期,与今日他担任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承担的责任,以及需要多方族群、宗教、政党平衡维稳的职责是不同的。

当初希望联盟推举马哈蒂尔担任总理,是看重他能拉拢保守派支持,作为胜选关键。马哈蒂尔执政后,在小心翼翼的不触碰种族与宗教的前提下,推进社会福利(以去政治化、去种族极端主义、去宗教极端主义的方式),但还是面临一些阻扰,例如多元语言教育推广(是否威胁马来语?)、禁止童婚(是否影响马来习俗?),这些都很容易触动保守派反弹。土著团结党与另外三党实际上是消长关系,改革或许会增加巩固另外三党的选票,但一定会让土著团结党流失选票,反之亦然,不改革,就是相反的结果,而如今,这个维持天秤的重担,正落在慕尤丁身上,所以我个人认为慕尤丁对华人、印度人以及原住民等少数族裔不会有负面影响。

慕尤丁现在首要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马来西亚国内产业两极化发展的难题。马来西亚的制造业,一直畸形地往两极化的路线发展:一方面是与本土市场无挂钩,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则是只为本土市场制造产品,过度保护的本土企业,这严重阻碍马来西亚本土企业获得优质技术与产能提升、以及产品升级的机会,马来西亚经济的转型与进步还是一大难题。

2019年4月,马哈蒂尔才与中国国企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就东海岸铁路(East Coast Rail Link, ECRL)计划达成补充协议,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东铁计划”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虽然中间曾经出现过一段小插曲,2018年5月马哈蒂尔重新当选为马来西亚总理后,这条已经开工的铁路被叫停,但后来根据中、马双方重新签署的补充协议,东岸铁路长度将减少40公里;每公里的造价从原本2320万美元降低到1670万美元;这个补充协议大大降低了马来西亚在东铁的建设支出,而未来东铁能为马来西亚带来更多的产品出口。

在同一个月重新启动的,还有“马来西亚城计划”(Bandar Malaysia),该计划是中马合作计划,项目重启后包括城内会兴建人民公园、增建可负担房屋,并增加使用马来西亚国内建材等,以刺激马来西亚经济成长和增加当地人的工作机会。

从上述两个计划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对中国有较大的经济依赖,中马建交已经46年,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也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慕尤丁要提升马来西亚的智能产能,推动经济转型,就必须持续与中国合作,共同探讨两国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新机遇,才能互利共赢,他的上任对中马关系并不会有影响,而是会维持稳定交流合作的局面。

作者:郑宽,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中文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

(转自:海国图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