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国际合作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来源:东南亚学人时间:2022-09-22

一、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国际合作面临的机遇

(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

第一,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中,中国高度重视数字金融的发展。2019年8月,央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明确金融科技发展方向和任务、路径和边界。2022年2月,四部门印发《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标准化引领金融业数字生态建设,稳步推进金融科技标准建设。因此,虽然中国数字金融尚处于发展初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但在国家政策“稳增长”的基调下,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将更上一个台阶。

第二,中国数字金融在用户规模、应用场景等方面走在全球前列。随着零售电子用户规模连续增长,人们对手机银行APP移动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当电子银行业务和服务的不断拓展优化,成为金融服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时候,手机银行普及率会不断得到提高,国内手机银行用户数量就会进一步快速增长,并且结果显示,从2014年的6.7亿户增长到了2019年的20.9亿户。从2015年开始,手机银行连续六年增长,日益成为金融科技前端主要输出产品及数字化转型的主抓手。这说明传统金融俨然不能满足目前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预示中国数字金融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不同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的普及将为14亿人口提供更加便捷效率的金融服务(黄益平,黄卓,2018)。

第三,数字人民币成为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良性催化剂。随着中国大力发展数字人民币政策的落地,中国数字人民币在深圳、苏州、北京、成都等地的小范围测试进展顺利,数字金融有望迎来快速发展。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共有6906家数字金融相关企业,2020年全年新注册企业585家,同比增长99%。从数字金融省份分布来看,湖北省以1104家企业高居第一,江苏、云南分列二三位,深圳、武汉、黄冈则是排名前三的城市。此外,全行业共有23%的数字金融企业为国企。数字人民币仅仅是数字金融领域的一个方面,其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中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东盟在数字金融领域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中国的积极推动和大力引领下,沿线国家务实合作、互利发展,各国在各自的战略、利益和发展中寻找契合点,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而数字金融合作成为关注的重点。中国的数字金融领域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不仅需要落足于国内的存量市场,更需要对外开拓国际市场,与东盟国家在数字金融领域上寻求可行的合作方案,既能为我国提供广阔的国际市场,又能为东盟国家大力发展数字金融领域注入源头活水,不失为一项互利共赢的选择。


2021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在汉举行

(二)东盟数字金融发展需求强劲但供给不足

第一,数字金融成为东盟国家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2018年,东盟批准了《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ASEAN Digital Integration Framework) ,成为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综合指导性文件,又于2019年制定了《<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行动计划2019-2025》 ,在数字金融方面,致力于实现无缝的数字支付。2021年1月,东盟通过《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提出将东盟建设成一个由安全和变革性的数字服务、技术和生态系统所驱动的领先数字社区和经济。

第二,东盟数字金融迎来飞速发展期,数字借贷独占鳌头。2021年东盟国家的互联网经济规模超1700亿美元,同比增长49%,并预计在2025年达到3600亿美元,同年增长率20%。在数字金融方面(包括数字支付、汇款、借贷、保险、投资等),预计到2025年,数字支付规模达超100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3%;其增长势头最猛的为数字借贷,2021年数字借贷规模为390亿美元,同比增长50%,预计2025年达到116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31%(Google et al., 2021)。

第三,数字消费激增等迫使数字金融发展。数字消费者、数字商户对数字支付、数字借贷等需求的迅速增长等迫使数字金融发展。首先,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东南亚现在一共有4.4亿互联网用户,且其中平均六国各国有80%人进行过数字消费,即3.5亿互联网用户(德勤,2020)。其次,新冠疫情已持续一年多,新的消费者仍在源源不断地加入数字服务消费的队伍中,用户们仍然对这种流行的消费模式表示高度满意,并且打算继续使用。新冠疫情已经成为现有数字用户的催化剂,促使他们采用新的在线服务的支出。再者,以消费者的转变为基础,企业也在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提供服务,比如数字平台、金融服务和数字工具。同时,由于消费者融资选择和供应链融资需求的增长,数字借贷方面也具有巨大增长空间,并且在未来1-2年内,大多数的数字商户会维持或者增加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率。

第四,东盟国家庞大人口基数和年轻化人口结构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东盟各国总人口目前约为6.6亿,加上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总人口超过25亿,接近中国的两倍,巨大的人口体量带来了无穷的数字生活潜力(德勤,2020)。其次,在年龄结构方面,东盟年轻人口居多。尤其是90年代后出生的“互联网原住民”,对于互联网和数字生活更加熟悉,对互联网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学习能力更强。未来亚洲互联网的发展将充分享受到人口红利,年轻人口代表了当地未来的数字生活的发展方向。

第五,东盟国家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使得潜在用户更容易享受数字金融服务。首先,亚洲地区移动用户数量全球最高,亚洲三分之二的人口正在使用移动服务,东盟和南亚增速最快(德勤,2020)。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渗透,东盟国家的数字生活增速不容小觑。其次,东盟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越来越多,使得东盟成为全球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根据GSMA数据,东盟在未来五年移动服务占总人口将从2019年69%增长至2025年的72%。东盟与南亚国家智能手机渗透率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第六,东盟数字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需求缺口巨大。东南亚地区正规金融服务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产生了大量无银行账户和银行账户不足的人群。东南亚近4亿成年人中,只有1.04亿成年人完全拥有银行账户、信用卡、投资和保险服务,充分享受金融服务。由于东南亚公共登记、身份识别系统及可信赖的信用信息缺失无法获得信用卡等其他金融服务,仅0.98亿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剩余1.98亿成年人完全没有任何账户服务,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基础建设能力较弱,金融机构需要对所属服务类目投入巨大开支,才能满足所有客户需求(德勤,2020)。

第七,东盟国家的传统金融缺乏普惠性。首先,除新加坡外,东盟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东盟60%的人没有银行账户,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信用卡普及率低于2%(德勤,2020)。其次,银行的网络并不普及,尤其在乡村。为了降低交易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数字支付可以很好地解决许多问题,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低成本的服务。例如,在新加坡,拥有银行账户的人占比超过90%,使用信用卡支付的比率近80%(德勤,2020)。但对于一些小商贩,数字支付成为小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更优选择,且根据GSMA分析,商户使用数字支付的交易额比只提供传统支付渠道的商家高出三倍(GSMA, 2020)。


2021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三)数字支付是中国-东盟国际合作的重要一环

第一,数字支付领域潜力无穷。数据显示,在2017年至2019年的短短两年内,全球电子钱包用户数量从5亿激增至21亿(德勤,2020)。2019年数字支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移动货币最初是为少数几个特定市场提供的产品,如今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更在新兴市场取得了惊人的增长,惠及了广泛的用户。

然而,对于整体东盟来说,这一趋势整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除了新加坡数字支付体系较为成熟外,其他国家仍有很大进步空间。不过,东盟各国正在完善一系列4G/5G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配套,使得东盟地区的金融科技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未来数字支付交易量有望进一步提升。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急剧上升,数字支付的可操作性日益成熟和交易成本下降。对于客户来说,这标志着从传统现金支付转向数字支付。对数字支付行业来说,随着数字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用户手中,确保它们以用户为中心、具有相关性、并满足真正的客户需求至关重要。

第二,数字支付使得移动电商成为数字生活基石。亚洲电子商务普及率和增长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亚洲已经有数十亿人在网上购物,在互联网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对网上购物熟悉度增加以及消费者支出能力增强的推动下,东盟电子商务支出在未来10年将继续实现双数字增长。亚洲新兴市场的用户远比发达经济体用户更倾向于使用移动电商(德勤,2020)。

第三,数字支付促进数字金融实现互联互通。数字支付使资产向数字化转变,数字化使金融包容性增强,借助科技从而实现数字金融互联互通。而数字金融是新时代经济最有力的强劲引擎,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式、服务模式乃至整个生态都将重塑。支付+数字金融+科技服务——完美演绎了商业模式下的赋能——引流——变现逻辑。金融科技利用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为上千万甚至数亿的客户提供支付、投资、保险和贷款等服务,对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第四,数字支付受益于疫情而进一步加速发展。在COVID-19危机之后,数字支付可以避免货币接触,更加安全卫生,渗透率因此加快,引发数字支付交易量的急剧上升。零接触支付平台也不断创新,在疫情期间提供更多服务包括零接触发工资,零接触捐款,零接触娱乐等等,帮助当地人解决生活难题,提高居家生活质量。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当地用户通过电子钱包凝聚爱心,零接触捐款超过60万美元(德勤,2020)。

第五,中国企业正加快布局东盟国家的数字支付领域。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深入,为国内数字金融企业出海创造了更多机会,尤其是数字支付方面,国内企业致力于向东南亚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为其东南亚国家发展数字金融提供技术支持。2020年6月,长亮科技联合华为,成功签约印尼BNC银行互联网银行核心系统项目,以金融科技驱动BNC银行业务转型发展,提供一套先进、高效的联合解决方案。2019年10月25日,马来西亚首家数字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纳闽分行获得了马来西亚首块数字银行牌照和中国建设银行在东南亚首张人民币清算行牌照。2015年,阿里旗下的蚂蚁集团在东南亚,通过直接投资入股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入股了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4个国家超过10个本土版本的支付应用,比如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电子钱包平台之一Dana等。腾讯除推广微信支付外,主要通过投资互联网公司,间接支持部分支付应用,比如电商Shopee推出的ShopeePay和母公司Sea推出的SeaMoney,还有获得腾讯投资的共享打车服务公司Gojek旗下的支付平台Gopay。

在全球,中国在数字金融发展方面已经遥遥领先,而东盟国家正在纷纷出台支持促进政策,而以蚂蚁、腾讯等一众国内巨头则以金融科技技术布局整个中南亚地区,抢占当地数字支付市场。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提升了这些地区数字生活服务的渗透率,进一步推动了东盟与南亚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支付是数字生活的核心,和其它国家地区的支付模式相比,东盟地区由于传统互联网产业的落后,极有可能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而直接进入移动支付社会,而这一部分人群基础高达25亿(德勤,2020)。由此可见,数字支付是一片蓝海,为中国-东盟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是中国-东盟进行数字金融领域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一环,亦是双方进行数字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的先导。

二、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国际合作面临的挑战

(一)东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水平待提升

由于部分国家(如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起步晚、社会经济发展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部分东盟国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覆盖程度和网络速率仍有提升空间,这部分差距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偏远地区。

首先,智能手机及4G以上通信频段的渗透率较低。一方面是智能手机渗透率不足,尽管智能手机近三年增长率普遍在3-10个百分点,但仍未全面普及。在东南亚和南亚中低收入国家,智能手机的价格难以匹配消费者的购买力。根据GSMA数据,2019年高收入国家消费者购买一部入门级手机的成本仅占人均GDP的4%,这一数据在南亚中低收入国家高达20.9%。另一方面,当地移动网络发展相对滞后,部分国家的3G、4G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向4G转移的过程中。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东南亚地区的2G、3G、4G连接数占比分别是13%、38%和49%,南亚地区的2G、3G、4G 网络连接占比分别为37%、12%、51%。两地区约一半的网络连接仍然停留在2G、3G阶段,网络升级是移动网络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GSMA, 2019)。

其次,乡村和偏远地区的互联网覆盖较低。由于发展晚、基站建设成本高,东盟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互联网用户都集中在大城市及周边,例如,泰国绝大部分的互联网和数字钱包用户都集中在曼谷周边。乡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互联网覆盖不尽人意,“互联网陌生人”中绝大部分也都分布在乡村和偏远地区。


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智库联盟成立

(二)东盟数字支付渗透率较低

首先,尽管东盟国家发展非常迅速,但目前电商占零售总比只有3%,远远不如全球平均水平。六个主要东盟经济体占全球电商交易额份额不到1%。电商交易落后原因之一在于消费者对于网购习惯仍有顾虑,传统的消费习惯仍然主导着东盟民众的生活。例如,巴基斯坦民众对于电商的接受度比较低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习惯看照片买东西,对电商缺乏信任。

其次,即使在新加坡等银行业普及率很高的国家,仍有15%至20%的付款是用现金支付的。长期以来,现金交易也一直是印度人的主要支付方式。尽管数字支付的普及率迅速增加,但消费者对收费的安全性、隐私性和透明度的担忧仍然普遍存在。

同时,金融意识和金融知识对发展数字金融服务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金融服务未覆盖的领域。缺乏金融服务知识,加上缺乏使用电子设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经验,阻碍了获得金融服务。尤其是缺乏技术知识和信心,似乎是妇女和男子获得金融服务的第五大最重要的障碍(GSMA,2015)。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技术开发人员围绕英语构建他们的应用程序和客户界面。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不太可能懂一门外语。

因此,教育消费者仍然是数字金融交易大规模普及的一个障碍, 金融科技公司在技术上已经做好准备,但最大的挑战之一仍然是教育人们鼓励他们从现金支付过渡到无现金钱包,让潜在用户了解数字化交易可以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三)东盟用户信息安全监管待健全

首先,数据隐私是数字金融服务(DFS)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许多DFS 提供者收集其客户的详细数据,而东盟国家充分认识到需要协调与合作,以确保其数据保护措施有效。然而,监管机构必须收紧现有的数据保护规则,因为在东盟国家间,目前关于数据保密和安全的规则在不同机构类型之间的执行不均衡,一些机构类型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在这方面,各国应效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将此类规则适用于所有机构。东盟国家在如何监控数据隐私方面也存在差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有多个管理和监督数据保护的公共机构,而其他一些国家则由一个机构负责这一领域。关于数据共享,大多数国家允许用户自主选择是否同意金融机构共享其信息。然而,它们免除了一些非银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这一义务,如小额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提供者、金融合作机构。

其次,数字支付体系正在快速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数据治理相关的风险也在增加。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个人数字足迹产生的数据呈指数级增长。这包括关于他们打电话给谁,他们在文本中写什么,他们在社交上与谁交往的信息媒体,以及他们访问的网站。数据的增加引发了各种与数据的访问、使用、存储和共享相关的数据治理问题。

因此,在数字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东盟共同合作健全用户信息安全监管框架变得刻不容缓。

(四)东盟电子货币监管框架待完善

电子货币是指用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从发行者处兑换相同金额的数据,或者通过银行及第三方推出的快捷支付服务,通过某些电子化途径将银行中的余额转移,从而进行交易。常见形式有网银、微信支付、支付宝。

电子货币在东盟数字支付体系中,所有东盟国家都有电子货币发行人,其中36个国家有电子货币监管框架,银行和非银行都可以根据监管要求成为发行人。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允许商业银行成为电子货币发行者,并为非银行电子货币发行者创建了特定的机构类型。大多数国家要求非银行(非金融机构)申请许可证才能成为电子货币提供商。

东盟的电子货币市场往往由银行主导,实体卡是最常见的交易接口。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就电子货币交易量而言,银行比非银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菲律宾就账户数量而言,银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不同的是,在其他地区,电子货币通常采用由电信公司等非银行实体开发的移动接口形式。

东盟国家的电子货币监管框架似乎具备了允许市场增长、防范风险和保护客户所需的所有要素。然而,这些框架仍有改进的空间,例如扩大电子货币提供商的报告要求和数据收集,允许足够广泛的活动(特别是政府转账)通过电子货币渠道,以促进金融包容性,并确保银行和非银行之间的监管区别有利于竞争。

对于许多数字金融服务的参与者而言,他们的一个共同要求是,政策要可持续并且可预测。对投资来说,最大困难是监管的不确定性以及整个商业模式可能突然缺乏可行性的风险,东盟地区分散的监管格局是数字金融参与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三、促进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国际合作的对策思考

(一)推动发展5G技术领域合作

根据《2020-2021年东盟投资报告:在工业4.0时代投资》显示,东盟国家对5G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预计2020—2025年间,平均资本支出约为每年140亿美元。欧洲与亚洲电信跨国企业是东盟5G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投资方式包括提供设施、网络设备、技术解决方案和建设核心5G网络等。

东盟各国高度重视5G技术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着力推动5G技术在本国落地。新冠疫情极大地推动了东盟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也使其意识到大力发展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落后的信息通讯水平必然会成为东盟国家发展数字金融的桎梏。东盟国家发展5G技术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随着东盟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诸多大型信息技术公司看好东盟国家市场前景,纷纷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投入。

大力发展数字金融的首要前提是拥有完善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水平。菲律宾和泰国的电信运营商较倾向使用我国公司的5G设备(刘畅,2021),所以在中国-东盟5G领域合作初期,这些国家将会是双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中国东盟双方在共建5G技术方面,应加强对话,淡化地缘化、政治化问题,找到在发展数字金融领域的共同发力点,利用区域合作机制,凝聚区域共识,持续推进5G技术落地应用。

(二)加快搭建跨境数字支付平台

首先,根据人民日报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东盟10国银联卡覆盖率达到80%。在菲律宾,有超七成商户、超九成自动取款机可使用银联卡。此前,银联国际与菲律宾Cebuana Lhuillier银行达成协议,从2020年12月起的两年内发行600万张银联卡,这是菲律宾首次大规模发行银联卡。新卡将开通在线支付和“拍”卡闪付功能。

其次,中国支付企业通过搭建各种跨境平台“一站式”助力东南亚合作伙伴快速提高数字支付服务能力。目前,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已落地18个银联标准的电子钱包,覆盖餐饮、交通、购物等支付场景。我国支付企业还积极参与当地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银联支持菲律宾、泰国建成了本地银行卡转接网络,银联芯片卡标准成为泰国、缅甸的行业推荐标准。

因此,东盟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年轻化的人口结构说明了在数字支付方面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中国不仅可以在个人消费领域加快搭建东盟国家的跨境数字支付平台,还可以向当地政府、金融机构在探索支付数字化更广阔的合作机遇。金融科技公司与电商行业可以通过持续的营销活动建立起民众对于电商购物、数字消费的信任,培养使用数字支付的习惯。鼓励人们从现金支付过渡到无现金钱包,让潜在用户了解数字化交易可以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三)共同打造安全数字金融环境

在各国数字金融不断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信息安全的金融环境已开始成为数字金融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彭德雷,2022)。在印度,数字支付欺诈约占银行欺诈的一半。不仅如此,支付处理器中的安全漏洞以及黑客入侵网站导致资料泄露等一系列事件在各国层出不穷,以至于用户的隐私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这些事件对现有的安全框架提出了重大挑战,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数字金融的发展。

因此,如何在法律层面上完善用户信息的监管框架,打造更好的数字金融环境成为东盟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金融方面提供了更大的合作空间。除了通过限制外部环境发布关于数字金融安全相关法律、战略,在技术方面,各国银行和金融技术公司可以进行合作,在技术层面来识别欺诈以及减少欺诈,保护用户隐私。

(四)携手完善电子货币监管框架

中国-东盟共同完善统一的电子货币监管框架是促进数字金融国际合作的方面之一,数字金融的发展需要数字支付的普及,数字支付的普及需要电子货币的支持。第一,完善电子货币的相关法规。东盟国家须制定出专门针对于电子货币的法规,完善电子货币市场发行、汇兑等问题的运行规则,明确规定电子货币概念和监管对象等监管内容。第二,要拟定电子货币行业准入条件、业务范围和发行机制。为了保证电子货币市场的安全,各央行对所有的电子货币发行机构都要进行严格的准入制度检查和不定期的监测。对于不符合准备金、自有资金最低数量的机构,各央行需及时要求机构完善自身设置,并有权关闭该机构。第三,要确定监管主体,建立专门负责电子货币监管的机构,并确定有效的监管时期,确立电子货币行业的审慎监管原则。具体来讲,要明确对发行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以保证其流动性;实施评级制度,将那些风险过大的机构排除到发行机构之外,进而稳定整个电子货币市场(黄琼,2010)。

 

作者简介:陈瑛,云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郭子豪,云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向越鸿,云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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