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态度演变分析

来源:当代韩国杂志时间:2022-05-12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21年1月8日对已故“慰安妇”裴春姬等12名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作出判决,裁定被告(日本政府)向原告赔偿每人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8.5万元)。来源:韩联社

 

《韩日请求权协定》是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石,维护了两国数十年的友好关系大局。冷战结束后,韩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政府对该协定的立场也随之发生动摇,主张个人请求权并未消失,支持受害者对日索赔。但冷战后历届政府出于维护韩日关系大局考虑,努力把相关争议限定在韩国国内层面,直至文在寅政府打破默契,导致韩日贸易战爆发以及韩国国内出现巨大争议。韩国政府态度的演变与其国内政党政治因素密不可分。

一、问题提出

2018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就二战强征劳工索赔案做出终审判决,勒令涉事日本企业向受害者进行赔偿,引发韩日两国空前严重的贸易战与外交对立,也使得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日本政府提出,劳工的个人请求权问题在该协定中已经得到“完全且最终解决”,韩国大法院的判决违反了该协定,是不遵守国际条约的行为,要求韩国政府予以纠正。而文在寅政府的立场是,韩国的司法独立,政府无权干涉司法判决,将与日方协商解决方案。随着2019年初韩国法院裁定扣押涉事日企在韩资产,韩日贸易战开打并不断升级,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韩日劳工索赔问题以及《韩日请求权协定》的研究大多是从国际法视角出发,认为个人请求权不应该因国家间达成赔偿协定而消失,试图从法律层面为受害者开展对日诉讼提供法理依据。但鉴于韩日立场相去甚远,两国对法律条文的解读使双方各执一词,看似“有法可依”,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加剧双方对立。

我们应当看到,《韩日请求权协定》是双方当时出于各自战略需要而达成的政治妥协,因此该协定不仅具有法律属性,还具有政治属性,是维系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石,历届韩国政府出于维护韩日关系的大局考虑,基本上都把相关争议限定在韩国国内层面。直至文在寅政府时期大法院做出这一判决,韩国在对日个人请求权问题上打破了“默契”,韩日关系遭受重创,在韩国国内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二、《韩日请求权协定》的签署与“默契”的形成

日本的殖民统治给朝鲜半岛带来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战争赔偿是两国建交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在1952年2月15日开始的两国建交谈判中,韩国提出了《韩日之间的财产及请求权协定纲要案》(简称《对日请求纲要》),包括“偿还朝鲜总督府的债务”“归还韩国法人在日财产”“偿还韩国法人或自然人所持的日本国债公债、被征用韩国人应计工资等请求权”等8个项目。日本则对此提出了“逆财产请求权”主张,即要求韩国偿还被盟军没收的、在朝鲜半岛的日本人私有财产,甚至声称,“日本对朝鲜半岛36年的占领对朝鲜人民是一种恩惠”。日本的态度激起韩国方面的强烈愤慨,导致会谈数次搁浅,后来在美国的介入和压力下,日本收回“逆财产请求权”主张,但在会谈中采取纠缠技术性问题的策略,要求缺乏翔实索赔资料的韩国提供详细资料,迫使韩国不断做出让步。最终韩国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以“经济援助”“一揽子”解决日韩之间请求权问题的方案。1965年6月22日,两国正式签订《日本国与大韩民国基本关系相关条约》(简称 《日韩基本条约》)以及《关于解决财产请求权问题及日韩之间经济合作的协定》(简称《韩日请求权协定》)、《关于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渔业协定》等相关附属协定。8月14日,在反对党全体议员抵制投票的情况下,韩国国会以100票赞成,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韩日基本条约》及其附属协定。

其中,《韩日请求权协定》旨在解决两国间的财产请求权问题。协定第一条规定,10年内,日本向韩国无偿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国产品及劳务,2亿美元长期低息贷款;第二条规定,两国确认两国及其国民(包括法人)之间的财产、权利、利益和两国及其国民间的请求权问题已获得完全和最终解决;协定还规定,如发生纠纷应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如不能,可以在第三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仲裁解决。

该协定的缔结为两国建交扫除了障碍,是两国当时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而达成的政治妥协。对日本来说,以较小代价解决对韩战争赔偿问题,算得上是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对韩国而言,从国内政治来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统治基础并不牢固,企图顺应美国改善韩日关系的要求,通过对日让步来换得美国对其统治正当性的认可;从韩国国内经济发展来看,美国对韩经济援助减少,经济发展急需资金,因此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是朴正熙政府的优先战略选择。两国在各自战略需要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默契,维系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关系,但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为后来两国争端再起埋下了隐患。

第一,关于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的性质问题,这是韩国受害者是否有权索赔的重要前提。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第二条规定,“兹确认1910年8月22日以前大日本帝国与大韩帝国之间缔结的一切条约及协定已经无效”。这一措辞给两国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日本认为,大韩民国政府1948年才成立,所以“已经无效”的起点应该是1948年,三个《日韩协约》和《日韩合并条约》在此之前签署,因此在当时是有效的。韩国则认为,上述条约都是韩国在受到日本军事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一开始就是无效的,所以“已经”的起点应该是这些不平等条约签订之时。1995年6月3日,日本时任外相渡边美智雄声称,《日韩合并条约》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和平签订,日本虽然统治过韩国,但是《旧金山和约》等任何一个正式文件中都没有断言那就是殖民统治。按照日本的逻辑,既然当时是“合法”取得韩国(朝鲜半岛)的统治权,朝鲜半岛民众便属于日本“国民”,被动员起来参加“国家”建设或战争是天经地义的,“强征”之说不能成立,因此韩国国民不具有赔偿请求权。韩国则主张日本殖民统治行为的非法性,认为对韩国国民造成的伤害应予以赔偿。

第二,关于日本提供的3亿美元无偿援助是不是赔偿金的问题。为了体现其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所谓“合法性”,日本政府始终不愿将这笔资金称为“赔偿金”,而是将其视为“经济援助”。协定签署后,时任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Etsusaburo Shiina)在国会会议上宣称,这笔款项纯粹来自“渴望看到韩国经济繁荣的愿望”,只是为了“祝贺他们新国家的成立”。从2005年公布的韩日建交文件来看,韩日曾在“战争赔偿”名称问题上分歧严重,日本为了掩盖战争罪行,提出在协定中不用“战争赔偿”进行表述,而用“经济合作资金”来替代,朴正熙政府最终妥协,满足了日方提出的以“经济合作”替代“殖民受害清算”的要求。然而,韩国方面把这笔资金视为赔偿金,否则无法向国民交代为何在日本没有进行任何赔偿的情况下政府就同意建交。1965年8月,时任韩国经济企划院长官的张基荣(部长级)在国会审查批准对日条约及协定的会议上表示,“请求权协定第一条中提到的3亿美元无偿援助具有实质性的赔偿性质”。此外,1975年韩国政府用这笔资金向部分受害者发放了补偿金。可见,3亿美元无偿援助是否具有赔偿金性质,韩日两国心照不宣。

第三,关于该协定是否解决了强征劳工的赔偿问题,这是当前韩日争议的焦点。在韩日建交谈判过程中,韩国政府为了获得日方更大数额的请求权资金,提及了民间受害者。1961年5月10日,在韩日第五次会谈期间举行的有关一般请求权问题的会议上,韩方主张日方应赔偿强征劳工的范围为幸存者、负伤者、下落不明者等,需要对受害者所遭受的精神、肉体上的伤害进行补偿;日方提出,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府应该对受害者进行个人补偿,韩方则表示由国家整体提出请求,个人补偿由韩国内部进行处理。在韩日第六次会谈过程中,韩方提出,日治时期强制征用劳动受害者约为103万人,日方应该支付相应补偿额(当时韩方提出的8个项目补偿金为12.2亿美元,其中强制动员受害补偿金为3.6亿美元,约占30%。在韩日即将达成请求权协定之际,韩方提出,协定签署后,由韩国政府负责个人请求权的补偿事宜。1965年8月15日,韩国政府发布关于《韩日基本条约》与协定的解释文件指出,协定所说的完全、最终解决关于两国及其国民的财产、权利、利益和两国及其国民之间的请求权的问题,包括了韩日会谈中韩方提出的《对日请求纲要》(所谓8个项目)范围内的所有请求,因此确认今后不能再对《对日请求纲要》提出任何主张。

由此可见,在处理强征劳工赔偿问题上,日韩两国在谈判中达成了共识:相关资金交给韩国政府,怎么分配由韩国自行决定。实际上,朴正熙政府把3亿美元中的90%投入浦项综合制铁、昭阳江大坝、京釜高速公路等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仅用一小部分资金补偿受害者,而且补偿对象仅限于1945年8月15日以前死亡的劳工,每人30万韩元(约合620美元),共有8552人的遗属获得了补偿,并未对负伤者、下落不明者、归国途中的死亡者进行补偿,对受害者的补偿不够充分。从这个角度来说,韩国政府对受害劳工补偿问题的处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冷战后韩国对《韩日请求权协定》态度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韩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风起云涌,韩国明确提出个人请求权并未消失的立场。从韩国的角度来说,这既是政府保护国民、回应民间诉求的需要,也是应对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讨回历史正义的需要。但一直到朴槿惠时期韩国政府基本延续了既有默契,努力将有关争议限定在韩国国内层面,以维护韩日关系大局。文在寅时期则打破了这一默契,大法院判决要求涉事日本企业赔偿受害劳工,并扣押其在韩资产,从而引发韩日贸易战与严重对立。

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韩国政府基于民间索赔的需要,笼统而模糊地主张个人请求权没有消失,但并无实质性行动。

1991年7月10日,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强调,“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期间达成的请求权协定解决的是政府层面的财产、权利、利益以及请求权问题”。他的言外之意是,个人层面的请求权仍然存在。1995年9月20日,在国会统一与外交委员会会议上,韩国外务部长官孔鲁明在答复中指出,韩国政府认为,1965年韩日签署协定后,政府层面的金钱补偿暂时告一段落。而对于个人的请求权,政府承认这一点。这一表态清晰表明,韩国政府并不认为该协定消灭了个人请求权。2000年10月9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李廷彬在回复国会议员金元雄有关强制征用问题时表示,“韩日两国政府为解决被征兵、征用者的赔偿等两国间请求权相关问题,1965年签署了《韩日请求权协定》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于政府来说,《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影响个人提出请求权诉讼等审判的权利”。尽管获得政府的“支持”,但强征劳工受害者在日本、美国起诉“新日铁住金”等涉事日本企业的诉讼中均以败诉告终。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韩日关系总体发展顺利,金泳三、金大中执政时期均曾为构建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做出过努力。特别是金大中时期,由于他本人有过在日本政治避难的经历,对发展韩日关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1998 年他与小渊惠三首相签署了《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宣布历史问题“翻篇”,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在这一大背景下,韩国政府不希望看到历史问题影响韩日关系的发展,对民间索赔的支持主要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行动。

第二阶段,卢武铉政府时期,在请求权问题上采取务实做法,一方面主动承担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明确了《韩日请求权协定》的适用范围。

在受害者的推动下,2005年1月,韩国政府公开了《韩日请求权协定》签署时的部分文件,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因为文件完整记录政府通过该协定放弃个人请求权,以此为代价从日本获得资金,却没有对实际受害者给予应有的补偿。3月1日,韩国时任总统卢武铉在庆祝“三一独立运动86周年纪念典礼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民间索赔问题时指出,“对于《韩日协定》和损失赔偿问题,我认为政府也有责任。邦交正常化本身就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不能永远断绝邦交,也不能完全贯彻我们的要求。但是作为受害者,国家单方面处理了国民个人请求权,这恐怕很难让人接受。虽然为时已晚,但从现在开始,政府将积极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倾听民意,与国会协商,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这说明卢武铉政府已经认识到朴正熙政府任意处置个人请求权问题的错误,并认为政府应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为了进一步处理受害者补偿问题,卢武铉政府成立了民官共同委员会,由法务法人华宇顾问梁三承(音)等10名民间委员和时任国务总理的李海瓒等11名政府相关人士共21人组成,时任民政首席秘书的文在寅也参加了相关会议。2005年8月26日,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布了讨论结果。(1)《韩日请求权协定》基本上不是为了要求日本对殖民统治进行赔偿,而是根据《旧金山条约》第四条的基本原则,解决韩日两国间的财政性、民事性债权和债务关系。(2)日军强征“慰安妇”等日本政府、军队等国家权力主体参与的反人道非法行为和库页岛同胞、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不包括在《韩日请求权协定》的补偿对象范围内。(3)从日本获得的3亿美元无偿援助,包括个人财产权(保险、存款等)、朝鲜总督府的对日债权等韩国政府作为国家拥有的请求权、解决强制征用受害补偿问题的资金。(4)韩日协商时,韩国政府因日本政府不承认强制动员的法律赔偿和补偿,根据“遭受痛苦的历史受害事实”,从政治层面要求补偿,而这一要求反映在两国之间的无偿资金清算中。(5)韩国政府认为,从日本获取的无偿资金中,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应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救助被强制征用受害者,但是1975年韩国政府进行补偿时,将强制征用的伤者排除在补偿对象之外,从道义上说,对受害者的补偿不够充分。另外,2007年10月公布的《国务总理室韩日建交档案公开对策企划团活动白皮书》显示,民官共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还提出,鉴于强制征用劳工受害补偿款已经反映到无偿援助资金中,政府再次对日本提出受害补偿在信义上较为困难,但受害者个人可以以“日殖对朝鲜半岛非法统治过程中,强制征用所造成的精神上、物质上的损害”为法律依据,向日本提出赔偿。从民官共同委员会发布的讨论结果来看,韩国一方面承认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在1965年协定中已经得到解决,政府难以向日本再提出索赔要求,但应该从道义层面追加对受害者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指出,日本不承认强征行为的非法性,受害者个人可以据此提出索赔。这种立场上的模棱两可其实也是民官共同委员会讨论中意见分歧的真实反映,从而为此后民间诉讼的继续推进以及司法判决留下了巨大空间。卢武铉政府根据民官共同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再次启动了对受害者以及遗属的补偿。

卢武铉政府虽然在请求权问题上采取了实质性行动,但政府的既定立场其实并没有改变,受害者的司法诉讼也未获支持。2005年2月28日,四名受害者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按照韩国法律进行判决。经过三年多的审理,法院于2008年4月3日做出裁决,认为日本法院的判决同样符合韩国法律规定,而且原告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现在的“新日铁住金”继承了以前的“新日本制铁”。原告不服,上诉至首尔高等法院,仍被驳回。随后这些受害劳工及其家属继续向大法院提起上诉。

第三阶段,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时期,虽然司法做出了有利于受害者的判决,但政府出于维护韩日关系大局的考虑,继续采取不支持策略。

2012年5月24日,韩国大法院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日本法院的裁决违反了韩国宪法和国际法律规范,推翻这些裁决,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其判决的主要理由是,韩日两国政府未能就日本统治朝鲜半岛的性质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为日本国家权力主体参与的反人道非法行为或与殖民统治直接相关的非法行为导致损害赔偿请求权是《韩日请求权协定》的适用对象。对于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仅是因为该协定中个人请求权没有消失,大韩民国的外交保护权也可视作没有放弃。从中可以看出,大法院采用了卢武铉政府时期民官共同委员会的立场。但从政府层面来看,无论是李明博政府还是朴槿惠政府,大体上都沿袭了卢武铉政府的政策立场,并没有采取实质行动,而是模糊处理。针对大法院的判决结果,李明博政府因对朝采取强硬政策,主张强化韩美同盟和韩美日三边军事合作,顾及韩日关系大局,遂对大法院有关强制征用问题的判决态度模糊。

在大法院做出这一重要裁决之后,劳工索赔诉讼在首尔、釜山等地高等法院的重审中迎来了重要转机。2013年7月10日,首尔高等法院判原告胜诉,要求“新日铁住金”向4名受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88万美元)。“新日铁住金”基于日本政府的建议向韩国大法院提出上诉。釜山高等法院7月30日就5名受害者起诉三菱重工强征劳工一案做出判决,勒令该公司向原告每人支付8000万韩元。“新日铁住金”提起上诉后,大法院通常应该在半年左右时间内进行判决,但朴槿惠政府出于维护国家信誉和韩日关系的考虑,不惜干涉司法,想方设法拖延终审判决。一直到朴槿惠被弹劾下台,大法院都没有就强征劳工案做出终审判决。

第四阶段,文在寅政府时期打破既有默契,支持大法院做出对日索赔判决,在个人请求权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跟之前几任总统相比,2017年5月上台执政的文在寅对强征劳工问题的历史与法律有更多了解,律师出身的他也深谙问题的要害所在,倾向于国家无权剥夺个人请求权的立场,认为受害者个人有权向涉事日本企业提出索赔诉讼。

2018 年10月30日,大法院就二战强征劳工索赔案做出终审判决,勒令涉事日本企业向受害者进行赔偿。判决以2005年民官共同委员会的讨论结果为依据:本次判决只要求赔偿非法强征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失,不涉及薪资或财产补偿,超出了《韩日请求权协定》的适用范围。大法院既承认了协定部分解决了受害劳工的补偿问题,又针对强征经历提出精神损失赔偿,这是对2005年民官共同委员会立场的继承和实践,当然也为日本所不能接受。

文在寅政府的立场是,尊重大法院的判决结果。2019年6月19日,韩国外交部发表《有关强制征用判决问题的韩国政府立场》指出,针对韩国大法院对强征劳工索赔案的判决,韩国政府已向日本提议,包括诉讼当事人日本企业在内的韩日两国企业通过自行捐款的方式筹募财源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从而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日本方面则拒绝了韩国的提议,并且要求韩国政府恪守2005年的立场。

四、韩国态度变化中的国内政治因素

韩国政府对《韩日请求权协定》态度的演变,一方面与冷战结束后韩国国内风起云涌的市民运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韩国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后的政党政治因素分不开。经过民主转型,韩国政党政治格局呈现出保守与进步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且交替上台执政。推动韩日建交、维护韩日关系大局是保守阵营的重要外交传统。来自进步阵营的卢武铉在执政时期开展的历史清算运动,十分明确地指向了“韩奸”以及《韩日请求权协定》,将其作为保守阵营的重要靶子,从而为本阵营捞取政治利益。2004年3月,卢武铉政府出台《关于查明日占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的特别法》,并在当年9月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调查委员会”,开始清查“韩奸”。2005年3月卢武铉总统针对《韩日请求权协定》的表态,揭示当年朴正熙政府对个人请求权问题的任意处置,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保守势力的一种清算。

在“厌日”情绪的裹挟下,来自保守阵营的李明博与朴槿惠政府虽然对日只能采取强硬政策,但迫于美国的压力,实质上采取的是实用主义路线,甚至试图回归传统路线,以维护韩日关系的大局。2012年6月29日,李明博政府试图绕过国会与日本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引起轩然大波,被在野党谴责为“想签卖国协定”,主事者也被打成亲日分子,李明博随后宣布放弃签署协定。为了“挽回”民心,李明博在8月10日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成为首次登上这座韩日争议岛屿的韩国在任总统。登岛之后,李明博的支持率迅速回升,成功地为保守派赢得大选造势。朴槿惠上台后虽然在“慰安妇”问题上对日态度强硬,却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与日本签署了《慰安妇协定》与《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来自进步阵营的文在寅上台后,继承了卢武铉时期清算亲日分子的路线,继续清算保守势力的“积弊”,不仅包括《慰安妇协定》,也包括《韩日请求权协定》,这些对日政策的遗产都在清算之列。然而在保守阵营看来,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已经解决,韩国不应该再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而且即便提出来也得不到赔偿,还导致韩日关系恶化,最终得不偿失,对文在寅政府的意图提出质疑。

然而,文在寅的对日强硬立场“深得民心”,这从韩国国民积极参与抵制日货运动及2020年4月韩国国会选举结果就能看出来,而这反过来又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圜空间。

五、结语

《韩日请求权协定》是韩日双方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达成的相互妥协的政治协议,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韩日关系的正常化使得韩国可以从日本获得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对韩投资已反超美国,为促进韩国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日本而言,与前殖民地韩国实现建交,对于重塑战后形象和维护周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内外压力之下,韩国政府需要明确个人请求权是否消失。一方面,囿于协定中明确的文本规定,不好公然否认;另一方面,出于实现历史正义,需对民间的索赔诉求予以支持,以尽到保护国民的责任。韩国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出于维护韩日关系的考虑,冷战后历届韩国政府基本上固守了韩日关系的1965年体制,直到文在寅政府打破这一长期坚守的默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韩日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由于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再加上独岛争端,韩国的民族怨恨再次被激发,“反日”逐渐成为举国一致的声音,对日索赔、讨回公道成为全民共识。斯坦福大学东亚问题学者丹尼尔·斯奈德(Daniel Snyder)曾指出:“受害者追求的绝非金钱方面的补偿,而是历史的正义,他们要求加害者正视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过两年多的尖锐对立之后,文在寅政府似乎有意回归传统路线。2021年6月7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驳回了85名强制征用受害者以日本制铁、日产化学、三菱重工等16家日本企业为对象提出的赔偿诉讼。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表示,“考虑到《韩日请求权协定》和与此相关的谅解文件、请求权协定的签署经过、签署当时推测的当事人的意愿、请求权协定的后续措施等,该事件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于请求权协定。《韩日请求权协定》第二条明确是以大韩民国国民和日本国民对对方国家及其国民的请求权为对象的,难以断言请求权协定与国民的请求权无关。虽然不能说个人请求权根据《韩日请求权协定》立即消失或被放弃,但诉讼的权利受到限制”,此外,还提到“如果认可请求权并强制执行,考虑到国际上可能造成的相反效果等,强制执行会侵害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持秩序的宪法原则,属于滥用权力,因此不被容许”。这一判决与2018年10月大法院全员合议庭的终审判决背道而驰。面对这一意想不到的判决,韩国举国哗然。究其原因,有分析认为这一判决考虑了文在寅政府改善韩日关系的意愿。劳工索赔案导致双方爆发为期两年半的司法较量与贸易战,最终又回到韩国国内解决框架,这代价未免有点太大了。

 

作者:王秋彬,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东亚国际关系;安波,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博士研究生、成均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韩国政治与外交。
来源: 当代韩国杂志公众号,全文请见《当代韩国》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