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追踪·李巍|区域国别学:一门大国独有的学科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时间:2022-05-03

2021年12月2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举行座谈会,研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本文为李巍教授在该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精选,原载于《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名家笔谈”栏目——《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

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对于从事广义的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国际政治、比较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法、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等)的学者来说总体上是一件好事,并有可能深刻改变现有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格局。但是,如何建设好区域国别学,并使之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和资政启民等方面切实发挥好学科凝聚的作用,仍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

一、坚持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性质

在很大程度上,区域国别学(Area and Country Studies)是大国的学术专利:一方面,只有大国特别是具有全球性利益的大国才需要广泛和深度研究本国之外的地区和国家;另一方面,也只有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才有能力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高水平、原创性的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学最早是西方列强征服世界、实行殖民统治的产物,因为征服者需要了解陌生的异域环境。此后,美国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集大成者。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完全是被现实政治所驱动的,是为了服务于美国冷战斗争的需要,为了给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提供知识支持。但从另一方面讲,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确实诞生了一批重磅的研究成果,为世界贡献了原创性的知识。比如,为了打败日本,美国在二战期间投入了大量资源加强对日本的研究,1946 年出版的《菊与刀》成为美国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并且在学术界长盛不衰,影响至今。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建设区域国别学的意义已经完全不用赘述。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更加深刻地了解其他国家,这不仅仅是为了服务于我们制定更加科学的外交战略和方针,也源于我们的国家治理需要参考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区域国别研究也是一个大国的学术群体探索人类社会知识的需要。

区域国别学的意义在于鼓励以国家和区域为单位开展学术研究并构建成体系的知识,而过去的做法是以议题领域作为研究单位,基于不同议题的性质和规律,进而形成了目前的学科体系。在原有的学科格局之下,所有涉及“国际”或者“世界”的学科都是处于相对边缘或弱势的地位,比如国际政治之于政治学,国际法之于法学,国际经济之于经济学,世界历史之于历史学。因为根据之前的学科分类,研究本国事务的学术体系和研究外国事务的学术体系基于不同议题性质放在一起,天然会造成前者压倒后者的情况。而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首次将所有外国问题研究纳入一个统一的学科框架之中,高度突出了外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与地位。

根据目前的设计,区域国别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是一个平台,就像一个水果拼盘,既有的不同学科都可以参与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它不改变既有的学科构成,但是新增了一块“蛋糕”,从而将过去分散在不同学科的国际问题和外国事务研究力量整合在一起。这种设计是比较科学的,蕴含着很高的创新性智慧。在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基础上,目前有单位提交了建议,希望区域国别学能够新增授予经济学学位,这种建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家需要大量的从事国别经济研究的人才,而且国别经济本来就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而目前既有的世界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承担起培养国别经济的相关人才的重任,这直接导致了当前国别经济研究的匮乏。区域国别学如果能新增经济学学位的授予权,有望改变这种现状。

区域国别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交叉学科,为了保障这种交叉学科的地位和性质,就需要有新的独立建制。在目前的高校院系设置体系中,只有实现建制上的独立才能真正从事交叉学科建设,区域国别学如果被放在既有的学院,必定会落归原有的学科,而不会真正从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国高校的院系都是以独立学科为基础设立的,所谓院系本身就是学科壁垒的最大制造者,目前以一级学科为口径的学科评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院系的学科本位主义。但是,独立的建制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完全独立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队,相反,区域国别学可以大胆尝试与既有院系形成双聘教授的体系,大量吸纳既有学科的力量来参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从而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合力作用。当然,不排除有些高校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原有的部分院系整建制的调整到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中来。

二、美国研究在区域国别学中的地位

在过去几年里,区域国别学的倡议者和呼吁者主要是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学者为主体。研究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特别是美国研究界大体上持旁观态度,没有过多参与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大讨论。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研究界的“高度自信”:由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研究的“显学地位”无可撼动。但是,在今天国际问题相关的学科体系呈现前所未有的变局之际,这种“自信”可能演变成为一种“致命的自负”。当前,尽管美国研究在中国异常繁荣,各学科都有力量不同程度介入美国研究,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也不是一个二级学科。在高校,如果一个研究领域没有学科上的地位,再繁荣也会受到各种限制。何况,国内美国研究的繁荣不是因为研究水平高,而是因为研究对象重要,再加上英语是大语种,几乎每个学者都能或多或少获取有关美国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研究可谓“零门槛”,这又导致其研究队伍良莠不齐,存在大量的“学术泡沫”。国内美国研究存在的诸多缺陷和不足,还不具备“自负”的资本。对此,美国研究界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思维转换,不能将美国研究等同于中美关系研究,更不能使美国研究沦为时事评论。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我们一定要找到美国研究的学科位置,要在学科意义上提升美国研究的质量。美国研究不能被作为区域国别学的例外部分,如果区域国别学把美国研究排除在外,会大大降低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而美国研究如果自决于区域国别学之外,也会导致其自身在学科体系中的尴尬地位。因此,美国研究要加快向区域国别学靠拢,而区域国别学也要主动向美国研究“招手”。在处理区域国别学与美国研究的关系时,我们要避免重蹈过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长期尴尬状态。

总之,区域国别学应该涵盖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外国事务的研究,既应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须包含对发达国家的研究,真正例外的只是关于中国自身的研究。由于世界上的国家大小有别、形色各异,一位学者可以同时关注多个国家,如果涉及对多个区域和国家的比较研究,就可以称之为比较区域国别学。

三、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

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区域国别学最大的不足是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区域国别学如果要成为一个枝繁叶茂有竞争力的学科,就必须向既有学科特别是那些有深厚学术积淀的学科寻找理论资源。基于此,若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设计以既有的学科体系和学位授予门类为基础,可能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区域国别学可以考虑设立区域国别政治、区域国别经济、区域国别历史和区域国别社会(语言、社会学、哲学)四大二级学科。

当然,为了加强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彰显自身的学科特点,区域国别学也可以基于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文化特征或社会属性来划分二级学科,比如分为美欧发达国家研究、欧亚研究(以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为主)、西亚北非研究、非洲研究、东亚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等,这种划分方式也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学科一旦设定,就涉及到学生培养。区域国别学的学生培养最好从研究生开始。现阶段区域国别学的一般性理论积淀是不够的,而且这种状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恐怕也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本科生的培养强调基础理论,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本科生,不必急于进入某一个区域和国别的专门研究,而是应该在既有的学科体系下完成基础性的学术训练。理论上讲,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生生源可以是来自任何文科专业的本科生,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基础学科的本科生都适合在研究生阶段攻读区域国别学的学位。当然,传统的外语类院校可以在本科阶段就以外语教学为基础进行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因为在既有的学科体系中,只有外国语言文学是以国别为单位来进行人才培养的。这些具备一定外语基础的本科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可以到综合性大学或以人文社科见长的大学接受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生教育,这样就能形成比较良好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参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力量要人文和社会科学并重,要真正实现多学科共同参与,不能是某个学科唱独角戏。不同高校可以根据本校不同学科研究力量的差异形成本校区域国别学的特色。有厚重人文基础的大学可以以文史哲为特色来布局区域国别学,社会科学较强的高校可以以社会科学为基础来建设,因为社会科学有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而传统的外语类院校可以主要以外国语为基础来进行建设。国别区域研究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别和区域。没有任何一个高校有能力囊括所有国别和区域的研究。因此,高校之间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要形成合理分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新设立的机构不一定都挂区域国别研究的名字,可以以本校专长的国别和区域作为建制基础。各高校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要在国家统筹之下形成差异化发展,千万不能一哄而上。区域国别学不是靠一支粉笔和一个黑板就可以开展学生培养的学科,也不是单纯待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就能做出的学问,而是需要真正“把论文写在全世界的大地上”,需要大量田野工作。这意味着区域国别学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学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这样的学问和学科应该有较高的门槛,泡沫式的虚假繁荣或者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对于这个新生学科的发展而言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最后,随着区域国别学所涉研究范围的扩大以及研究内容的高度细化,我们可能还需思考一个问题,即熟悉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是否是区域国别学的基本门槛?比如,某位学者要研究柬埔寨经济,是否必须以掌握柬埔寨语为前提?当然,掌握其语言更便于研究者了解对象国更深层次的内容。但一方面,如今信息传递日益便利,技术手段也使语言不通很少再成为我们获取重要信息的障碍;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内容日趋专业化,要求每一位涉及某一对象国的研究者掌握该国语言,就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将具备极高的“专用性”,这是否会导致人才资源浪费的问题,需要在未来学科建设的实践中通过摸索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