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北大·1980年代,与我们这代学人

来源:活字文化时间:2022-01-02

一、

四十一年前,一九七八年二月底一个夜晚,我从贵州一个县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在北京站被校车糊里糊涂地拉到北大,住进32楼304。两天两夜没睡,太困了,于是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天亮起来,我才看了看未来要待六年半的北大。当时印象很深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也不是西门的华表,倒是南墙外多年堆积的黄沙,寒风里光秃秃的树枝,大膳厅也就是现在百年讲堂里的玉米面儿粥和咸菜丝,五四操场的煤渣地和天上刮的黄土。这就是北大给我的第一印象,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的印象,就像是一张黑白老照片。


楼群,1978年春  贾立彬摄


未名湖,1978年春  贾立彬摄

两千四百多天之后,我离开北大。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校园已经绿树成荫,临走的那一天起床,窗外明晃晃的,听见知了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直到这时候,我的北大记忆,才换成了博雅塔的塔影、未名湖的湖水和西门里面的华表,从黑白照片换成了彩色照片。

未名湖,1984-1988

现在回想起来,两千多天像一个漫长的隧道,从隧道的这一头到隧道的那一头,整个人好像变了。其实刚进北大的时候,我对未来的想象真的很模糊。为什么?因为上大学前整整十二年没读过书,在“文革”中我造别人的反也被别人造反,接着下乡当知青在苗寨挖过煤、种过田也挨过饿,再接着在工厂里打砖坯和熬肥皂,在供销社四处收购药材、茶叶、皮毛和烟草。那时候,能上大学就不错了,能上北大就更不错了,不敢有奢望。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个二十八岁才上大学的人,哪里会想象,更不会憧憬。刚上大学的时候,对未来六年半的日子,就好像懵懵懂懂进入这条隧道,根本不知道隧道有多长,也不知道隧道那一头是什么样的风景。

直到离开北大的时候,我才确信我会成为一个学者。

二、

今天我们是在说“传承”,可现在让我回忆那两千多天,说实在话,好像没法说清楚究竟是什么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如果允许我以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来总结,我觉得在北大的六年半,可能我们同时传承的是三个传统——第一个传统是新传统,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兴的理想主义传统。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正是中国大转型的时候。我在北大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按照中文系文学专业同学的说法,古典文献就像是“出土文物”,安安静静的没一点儿声音。确实,我们就是钻故纸堆的,老话说叫皓首穷经,所以,当时中文系的文学专业灵动飞扬,写诗的写诗,写小说的写小说,编杂志的编杂志,出尽风头;新闻专业放眼天下,记得那些将来会成为无冕之王的同学,每天谈的都是世界和中国的大事,指点江山,胸怀广大。在他们的比较下,古典文献确实显得无声无息。

但是,一个生活在北大的人,怎么可能心如古井?“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大概是中国士大夫的旧传统,但也是现代知识人的新传统。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的北大,有一点儿像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时代的北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过,那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是人们心里都想着中国“总算有了振兴的契机”。那时候,改变中国的理想主义真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我们不时从书桌旁站起来,抬头看看窗外一波又一波的风潮。

一九一九年,也就是正好一百年前,胡适给高一涵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说“你想我如何能读书,如何能把我的心关在这几张纸上”,好像写的就是八十年代我们这些读古书人的心情。

三、

第二个传统是老传统,也就是五四以后北大的启蒙思潮。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鲁迅长大的,“文革”之前和“文革”中我们只能读鲁迅,这是时代的限制,但也是时代的潮流。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刚刚到北大就开始了读胡适。记得一九七八年第一个暑假——我们这一届的第一个假期是暑假而不是寒假——我带了偶尔借到的《胡适文存》回家,那时候胡适的书还没有那么容易找,可这个夏天,这三本封面破旧的旧书,给我带来一个新世界。


《胡适文存》 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全4册

为什么?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里,同属启蒙的思潮里,在鲁迅那种激烈和锋利之外,原来还有胡适这种理性和温和。很温和但是很坚定,温和的是态度,坚定的是立场。这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始终采取通过学术关怀社会的进路,也始终记住五四一代的基本价值。特别是,一九八〇年代之初,当我们进入北大的时候,中国经过“文革”十年,虽然说改革开放,但民主、科学和自由这些价值,才从五四重返大地,还没有在我们这个国家落户,我们必须温和而坚定地让它们安家。顺便可以说到的是,毕业之后我自己学术研究一个关键选择,就是从文化史角度研究禅宗,这也是受到胡适的影响。我前两年才写的有关中古禅宗史研究的文章,题目也还是《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是的,不仅是禅宗史研究,在很多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仍然在胡适的延长线上。


《新潮》杂志  1919年第1卷第1号

一百年前——又是刚好一百年前——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顾颉刚等北大学生在胡适的支持下,办了一个《新潮》杂志,这个杂志的英文名字是“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它的宗旨是提倡“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人的新趋向,也建设了北大的一个新传统。

作为北大人,我觉得,现在还得继承这个传统。

四、

如果说,第二个传统是北大的思想传统,那么第三个传统,则是北大的学术传统。

胡适曾说,新文化运动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我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就是“整理国故”,记得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除了一进学校不久就去世的魏建功、游国恩之外,年长叫作“先生”的,还有周祖谟和我的导师阴法鲁;叫作“老师”的,还有我的导师金开诚、裘锡圭、严绍璗等。我记得,我们也上过一门中国文化史常识课,有一个明星般的教授群,像邓广铭、刘乃和、史树青等先生。邓先生讲第一课,讲的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目录和制度。


北大古典文献专业1977级毕业合影

在北大,我们接受过最严格的训练,也习惯了最苛刻的规范,和文学专业一样上中国文学史,和历史系一道上中国通史,和哲学系一样上中国哲学史。可我们还要上六门基础课,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魔鬼训练,可这种魔鬼训练给了我们一个通向不同领域的多种门径。我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个在北大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本科生?一九八一年我写了一篇《晋代史学浅论》,我的导师金开诚把它转给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经过周先生的推荐在学报上发表,这在当时大概很罕见。可是我读古典文献专业,为什么却做的是史学史论文呢?

其实,北大自从老校长蔡元培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以来,始终鼓励学生自己的摸索。我上大学已经快二十八岁了,老师们对我很宽容,记得金开诚老师就让我不必按部就班学课程,自己去读书。我一面读前四史,一面读四库提要,研究生时代又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各种古人的文集。就这样,我在北大学了一肚子杂学,也自然不受文史哲的学科限制,我一开始做史学史,就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也许一直到现在,还有这种“野狐禅”的风格。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北大可以没有家法。其实北大有北大的家法,对于古典文献专业来说,这家法就是把“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连起来,精细的功夫和有意义的问题结合,坚实的史料和宏大的视野结合,这才是真学问。胡适在北大办《国学季刊》,说传统学问很好,但问题是它范围太窄,忽略理解,缺乏比较,这是非常对的。好的学者不应当是“两脚书橱”,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句话是“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留下三个小时思考”。这两句话说的意思,其实就是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专业的、学院的、严格的古典文献知识,必须经由你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为我们这个传统漫长的国家“再造文明”,否则,你就只能是传统的经师甚至陋儒。所以就像王元化先生说的,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

五、

上个月我在台北,应龙应台的邀请,也讲了一次“我和中国的一九八〇年代”。说实在话,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和学术,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定型的,而所谓一九八〇年代对我来说,主要就是北大岁月。无论我后来研究禅宗史和道教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东亚和中国,其实都是在北大学习的延长线上。

从一九八四年研究生毕业算起,我离开北大已经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里,北大发生了太多变化,很多新的建筑我都没见过,很多过去的老师也离我们而去,虽然未名湖、博雅塔,还有华表还在,可我觉得北大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儿陌生了。不过,我心底里一直记得的,是过去我读书时代的那个北大,在我的心里它烙下太深的痕迹。它带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启示是,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人——重要的话再说一遍——你必须做有学术的思想,也必须做有思想的学术,也就是说你要把专业的和学院的研究,和你对社会的关怀连在一起。这就是北大前辈说的,“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的责任,能如此做,才是道德、才是宗教”。作为北大毕业的人,我不敢忘记这个责任。

(二〇一九年)

 

作者介绍:1978年葛兆光进入北大中文系,从贵州来到北京,他传承了三个传统——80年代新兴的理想主义传统、五四以后北大的启蒙传统、北大的学术传统。学会从书桌旁站起来看看窗外的风潮,学会通过学术来关怀社会,学会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每一位影响过他的先生老师,都是北大教会他的家法——结合精细的功夫和有意义的问题、结合坚实的史料和宏大的视野。作为北大人必须做有学术的思想,也必须做有思想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