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来源: 大学与学科时间:2022-01-02

编者按:学科交叉是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为进一步提升对科技创新重大突破和重大理论创新的支撑能力,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2020年8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提出建立“交叉学科”门类。同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

《大学与学科》杂志密切关注我国交叉学科发展,2021年第四期开设交叉学科专刊,邀请专家学者对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现推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钱乘旦教授文章以飨读者。


钱乘旦教授

摘要:本文阐述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性质,及其目前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困难及解决方案。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的需要,在当前世界格局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尤其需要推进这项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是典型的交叉学科,通过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产生新的知识体系。目前我国最需要解决的是人才培养问题,为了培养人才,必须将区域国别研究建设成一个正式的“学科”。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

作者:钱乘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

来源:《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四期

 

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我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界的了解与认识也就越来越迫切。在这个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在国内迅速成长,呈风起云涌之势。可是,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它的特征是什么,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它面临哪些困难?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本文即就此回答一二,以期引起讨论。

一、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

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追溯到18、19世纪,当时,西方的殖民扩张已遍及世界,出于统治殖民地的需要,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西方学者开始了解和研究殖民地的文化、社会等,从而产生出“东方学”“埃及学”这一类新的学术领域,这就是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过那时的研究以文化、语言、典籍等为主,与后来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完全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变化很快,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为了解这些国家,维护西方的利益和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研究,从而催生了现在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直译为“地区研究”)。美国是这个潮流的主要推动者,这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霸主地位分不开,它需要了解世界,以便控制世界。“区域国别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实用色彩,是为大国的需要服务的。随美国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对区域国别展开系统研究;稍晚,日本、韩国等也进入这个领域,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领域。

区域国别研究的任务和目标是对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做全面研究了解,为政府制定政策、民间进行交流提供学术支撑。它的特征,首先是地域性,即有明确的地理范围,以具体的地区、具体的国家为研究对象,积累对这些地区、国家的全部知识。其次是全面性,区域国别研究试图对具体地区和国家做全方位研究,通过研究整理出完整的知识谱系,构建整体认识论。由此产生第三个特征,即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其研究范围涉及一国、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民俗、军事、外交、语言、宗教等各个方面,只有通过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合作研究才能进行。第四个特征是它的在地性和经验性,研究者必须在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生活和工作一定的时间,没有当地的生活体验和实地考察是无法做研究的;研究者需要从对象国或对象地区获取第一手知识,为此就需要掌握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语言,仅仅依靠国际通用语言(英语)是无法对非英语国家做第一手研究的,即便研究像印度这样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也需要掌握当地老百姓的语言,否则就做不深、做不透。

有人将区域国别研究理解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这是误解,也是不理解。区域国别研究是更大的范围,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是其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多面相的,非常复杂,所以任何学科都无法单独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到它的范围下;只有许多学科合作互动、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情况摸深、摸透。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交叉性,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二、为什么要进行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的需要,只有大国才有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强烈要求。19世纪英法是世界最强国,由它们开启了对世界多地的整体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得世界霸权,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领头羊。德、日、韩等也先后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这与它们的国力提升有直接关系。我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变化很快,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快速演变。在此背景下,促进“一带一路”,推动中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参与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我国应对世界变局、保证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方针。新形势和新目标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有力推进对外工作。这些都要求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做深刻、全面的研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是我国的时代需要。

党和国家领导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研究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中宣部、教育部等多个主管部门近期联合发文,提出要采取多项措施,以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工作为导向,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国家的战略任务。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出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关于加强国际研究的会议,会后,中央外事工作小组起草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一批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在高校建立,包括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所、南京大学的欧美国际关系研究室等。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翻译资料,研究工作尚待时日。“文革”结束后,区域国别研究重新起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几个下属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欧洲所、美国所、亚太所等,并创设一批专业学术刊物,在国内有很大影响。许多高校也设立相关研究机构,一时呈雨后春笋之势。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对外交流活动不断增加,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也日益凸显,国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路日益清晰、重视程度逐步提高。2011年教育部启动区域国别研究专项,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经过10年建设,全国已有400多个部设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180多所高校,基本上做到了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国家其他部委、各高校也分别建立了一批自设的研究机构,区域国别研究已不再是学者们的个人兴趣,而走向建制化、专门化发展。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是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分不开的。比如,改革开放后许多企业走向国外,开发了广泛的国际业务,但目前碰到的困难,主要不是技术方面的,而是对驻在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不了解,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碰到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套用国内的解决方式一定会碰壁;而寻找国外的解决方案,又必须对那个国家有深刻了解。因此企业界特别希望学术界能为它们提供支持,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恰恰是区域国别研究,因此企业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期待值很高。不仅企业有强烈需求,其他很多部门都如此,文化、外交、民间交往、科学研究等,都需要对国外背景有深刻了解。中国已经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对全世界有准确的认识。

也许有人问:我国目前多个学科都有研究外国问题,为什么还需要区域国别研究,其特殊之处在哪里?回答是这样的:第一,我国确有多个学科涉及到外国问题研究,但各自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关注的是本学科问题,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问题;这些研究分散在多个学科,彼此间很难贯通、无法整合成完整的知识,形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式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依靠多个学科参与,共同聚焦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相互配合、彼此融和,激发出任何一个单独学科都无法形成的知识谱系——这就是交叉学科的价值所在。第二,尽管有若干学科涉及外国研究,但总体而言参与外国研究的学科并不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了解,不仅涉及其历史、政治或对外关系,更涉及它的社会、文化、资源、环境、人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而这些,也许是理解一国、一地区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统合多学科研究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正是区域国别研究。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多种原因,我国多数学科的多数学者更多关注国内问题,而较少关注外国问题。例如,经济学家们关注中国经济或宏观经济理论,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某国或某地区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结果就是我们对外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了解甚少,一旦打贸易战,就感觉炮弹不够;或者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却对去向国的经济运作方式几乎无知。

如此就明白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了,比如:我们应该研究美国(或沙特、俄罗斯)的经济问题,于是需要一批专家,他们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对某国、某地区有多维度了解的地区研究专家。我们需要这样一批人:他们既掌握某一学科的专门知识,又具备跨学科的地区知识;他们既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同时又对某国、某地区的文化、历史、现状有广泛了解。这种人由现有的各学科按单学科的培养模式是培养不出来的,需要有专门的培养。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具备三种能力:专业能力、地区能力和当地语言能力,这种人才只能通过特殊培养才能出现。人才的短缺是最大的短缺,我们需要培养这些人。

三、如何发展区域国别研究

此处只讲一个问题,即学科建设问题。如上所述:人才培养是关键,因此学科建设是重中之重。

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之处在学科制;国外有学科,但没有学科制。学科制意味着一切人才培养都需要有固定的、官方正式承认的学科为依托,没有学科依托,从招生到毕业都无法进行。学科制有其优点,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学科制的保障下,我们培养了大量人才。如今在各部门工作、正发挥骨干作用的人,多数是我国学科制培养出来的,他们在学科制度下学习,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但学科制也有缺点,表现为学科边界森严壁垒,各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地,彼此“不越界”。

学科分野是随“科学”的诞生逐步形成的。16世纪以后,科学在西方迅速发展,形成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特定的领域,各领域又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细地划分,形成分支学科,比如物理学就分成固体物理、流体物理、电学、光学、声学,等等。学科的形成及细化标志着研究的深入,但深入到一定程度却走向反面。人们发现:各学科其实是互相交叉的,现实中的自然不是割裂的、而是关联的;一种存在可以同时具备多个属性,无法用一个“学科”将其穷尽。比如细胞的活动,既是化学的、又是物理的、当然也是生物的,甚至还是工程学的。于是到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学科交叉已经在自然科学家那里顺理成章了。

文科的动作比较慢。文科分为“学科”,是在自然科学影响下形成的,由此就有了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以及后来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原本在传统上,“文史不分家”,东方、西方均如此;不过一旦分了家,界限就变得非常分明,尤其当“研究”不再是个人兴趣、而成为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后,就更加不可以相互越界了。

我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从一开始就按“西学”的模式建立,当时恰逢西方的学科分化步入巅峰,“学科”意识于是就深深扎根在中国教育体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实行“全盘苏化”,在教育界的影响是进一步加强了学科意识,因为苏联的教育体系是学科式的,学科间的界限相当严格。但20世纪下半叶却是西方打破学科边界的时候,我国对此则基本不知。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制度,为规范招生、便于学业和学籍管理,就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学科目录,把国内所有的人才培养都纳入到同一个学科体系里,体系外的培养是不存在的。

学科制的时代背景即如此。然而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在理、工、医、农等部门固守某一学科(特别是其下属分支)已经很困难了,所以在这些部门,交叉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事,并且迅速发展。为解决严格的学科分划与强烈的交叉需求之间的矛盾,有些学校(比如北大)就设置了“交叉学科”,使得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有可能进行。不过文科的交叉意识迄今仍不强,各学科自守边界的现象仍很普遍。

现在回到区域国别研究问题上。前面说过: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是国家的需要、时代的要求,而人才的短缺是最大的短缺,没有人什么也做不了。因此,若要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就应从人才培养这个根上着手。但我国的人才培养又是在学科制框架内进行的,没有学科支撑,就无法培养人。区域国别研究所需要的人比较特别,他们既应有广博的地区知识,又需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国家现有学科目录上的任何学科都无法单独培养出这样的人,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区域国别研究建设成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成为它自己的学科。

2020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文件,在国家学科目录中新设一个门类,即“交叉学科”门类,以解决我国现有学科体系中学科界限严格、互不相通的问题。这是个聪明的办法,一方面保留了现有制度体系的延续性,不会造成脱节混乱;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它的缺陷,为“交叉”发放了通行证。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这是个契机:区域国别研究本来就是典型的交叉学科,不仅文文交叉,而且文理交叉,将其列入交叉学科门类,就让区域国别研究能够落地发展、得到了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