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作为人类历史的一种内涵，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历史就是记叙人的事，历史所本的有官方正式纪录，也有民俗叙事谈说，其中自有对人作记叙的传记。我们历史上传记起源甚早，司马迁《史记》中就有《列传》，其他文明也有人物传记，近世以来由于科学的影响益彰，创造科学的科学家的传记也就蔚然兴起，著作不少，也引起社会相当普遍的兴趣。

我因为从事科学新闻工作，因缘际会地写了两本科学家的传记，对于这件事有些经验，也有一些反思。我是一九八九年到纽约一年，正式开始进行《吴健雄传》的访谈和资料研究搜集工作，那时我认识吴健雄超过六年，做科学新闻工作也超过了十年。

虽说对于吴健雄和物理都有一些认识，《吴健雄传》的写作比起原先所想的，还是困难许多，其中原因甚多，简单说就是数据搜集的范围以及数据采用的选择，都有客观能力与主观价值决断的局限，不可能尽如人意，当然也与我初做此事经验不足有关。整个计划除了在纽约一年的密集访谈和资料研究搜集，后续还有些访谈以及其他源数据的搜集，回到台北因还有新闻工作，因此写了七年才完成。

虽说《吴健雄传》确实是言必有征的一本传记，杨振宁的推荐也说「为此类传记书开一新纪元」，严格讲不能算是一本最理想的传记，我自己的检讨，就是经验不够，对于传主的挑战和穿透性还有些不足，这当然就牵涉到对于传记的价值定位问题。

《吴健雄传》可说是个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的计划，尝过虎威的小犊总是学了教训，对之颇有惧畏，没想到两年后，我居然再开始了一个新的传记写作计划，这其中有许多道理，不是此文的重点，不在此说。新的《杨振宁传》写作计划是一九九八年开始，也有一年在美国就近与传主与相关人士访谈，及一些资料研究和搜集，回台湾后再经过三年的写作，于二〇〇二年出书。《杨振宁传》写得稍快有几个道理，较有经验是其一，另外写作的后两年时间，没有工作的全时写作也是因素。

《杨振宁传》可以说是一本比较成功的传记，得到较多肯定，自己也比较满意，除了杨振宁的科学成就与社会影响层面比较深广，另外面对传主的诘直挑战、资料的认知穿透，因为有前一本传记写作的经验，能够做得更加深入，传记的整体价值与可看性，也就更高。

由于写了两本传记，也得到一些肯定，有时会被问起对于写传记的建议，在学校上课或公开报告中也说过，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写。为什么不要写呢？

因为仔细想想，就算是面对一个普通或熟识的人，要写一本传记来评断他们，恐怕都不免有分寸取舍的困难，更不要说要写出的，是两位世界公认的顶尖物理学家，如何恰如其分描绘和论断他们的科学成就与人生评价，自然是相当困难的挑战。

有时候一些人会说，因为我的传记是得到吴健雄和杨振宁两位传主授权的，因此特别有价值。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对，因为在传记写作的方式分类中，所谓授权传记，是传主主动找寻作者来进行写作，这种传记的内容通常是操之于传主，作者只能依据传主提供或者认可的数据，来进行写作，当然难免有失之偏隅的问题。

另外一类传记是非授权的传记，这类传记的写作，是由写作者主动起意开始进行，有一些传主因为担心自己的争议性过高，不会同意，这时候写作者还是可以依据自行取得的数据，以及对于与传主相关人士的访谈来完成。非授权传记中还有一种，是由传记作者主动提议，得到传主同意下开始进行的，我的两本传记都是以这种模式进行的，我认为，这应该是传记写作最理想的一种方式。

由于这种传记写作是由写作者起意，主动权操之于写作者，有时难免与传主意见不合，在我写作两本传记的过程中，也都有过与传主意见出入的紧张时刻，但是两位传主后来大体都尊重了我的写作主导权，让这两本传记更具有客观评价传记主人翁的历史价值。

举例来说，在《杨振宁传》中有一章叫〈分合李政道〉，是谈论杨振宁同李李政道如何由初识而交稔的密切合作，到后来因嫌隙争吵交恶的过程，这可以说是讨论两人关系最全面深入，也最接近真实的一个历史纪录，原因不只因为在写传记开始前，杨振宁与我已经有了共识，应该把他和李政道的关系，留下一个清楚的纪录，因此不但有杨振宁坦率的访谈，他也提供了一些过去未曾公开的数据与信件，李政道虽说没有响应我进行访谈的提议，但他公开发表过谈论两人关系的文章，都收录在这一章之中，其中还有与他们两人熟识的朋友和物理学家的看法。

为什么要写两人的分合关系呢？因为他们的合作与分手，不单影响了两人在物理科学上的工作与贡献，是有历史意义的，两人争吵的事实，也可让一般人认识到，就算在科学上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可以破除一般对科学家过于神话的认知。杨振宁也说过，如果看十九世纪的牛顿传记，总是把牛顿写得像神一般，其实牛顿虽说在科学上有大贡献，做人的许多问题现在已众所周知了，就是二十世纪最被神化的爱因斯坦，也不是一般认为那么完美的一个人。

英国一位作家基廷斯(Robert Gittings)写过一本书《传记的本质》，认为传记作家与传主是等量齐观的。我想他说的很对，写传记的作者和传主一定要平起平坐，才能执笔公允，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此意。
 

作者：江才健，台湾著名资深科学文化工作者，曾为《中国时报》科学主笔，《知识通讯评论》发行人兼总编辑，现为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来源：《科学手记》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