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科恩（Herman J. Cohen）从事美国外交工作38年，1987-1989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兼非洲事务高级主任，1989-1993年担任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曾先后在美国驻法国、刚果（金）、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大使馆任职，目前是美国外交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和美国国家安全领导人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National Security Leaders）的成员，并任科恩伍兹国际咨询公司（Cohen and Woods）的总裁。11月18日，赫尔曼·科恩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导人学院撰文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应转向非洲，原文题为：The time is right for a U.S. pivot to Africa，摘译如下：

当我1954年加入美国外交部时，非洲被视为我们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中最低的，对全球事务几乎没有战略意义。67年以后，大多数观察家继续将非洲视为美国议程中的次要元素，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错误。非洲的机遇和风险令人震惊，美国的参与可能会影响绿色繁荣的未来，或者导致阿富汗一幕的重演。然而，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外交政策学者正在延续前任政府的错误，将非洲视为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战场。

与其在中俄后面苦苦追赶，不如反思自身采取主动。我们必须全神贯注以发现我们自己的新机会，并认识到它们的内在价值。

随着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首选概念已转向“大国竞争”，这是冷战思维的重现，认为中国乃至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因为起源于美国国内政治，该议程的目的和机制一直没有明确界定：前任政府正式发起这一转变，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者和新保守派盟友的需求。

就非洲而言，美国的注意力总是放在俄罗斯和中国在那边的动作，而没有研究非洲情况以及美国如何做出贡献等更为根本的问题。因此，我们在非洲的参与存在感不是很强。

最近的每位美国总统都推出了一项标志性的非洲计划：特朗普总统提出了繁荣非洲计划，旨在促进美国企业与非洲国家的商业往来，其明确目的是与俄罗斯和中国竞争。拜登政府承诺重启该项目，要求国会再拨款8000万美元。但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大国竞争仍将是首要前提。我们的对手不会犯这些错误。当中国在肯尼亚出资建设一条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铁路时，他们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项目，美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独特价值。我们要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付诸实施需要前瞻性思维，需要美国外交加倍参与——真正转向非洲。

我们的努力将以其实质内容而著称。和平与安全是我们在这方面最强大的历史能力之一。美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非洲冲突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必须为结束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灾难性战争以及刚果（金）、尼日利亚、索马里、莫桑比克和整个非洲萨赫勒地区正在酝酿的武装冲突而不懈努力。正如非洲领导人、民间社会和联合国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要防止建立一个由武装分子管理的阿富汗式国家，我们就必须积极主动。与此同时，五角大楼表示，非洲恐怖组织，包括那些有袭击美国野心的恐怖组织，在国际反恐努力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已经变得如此强大，它只能希望“遏制”而不是“削弱”它们。除了防止在非洲建立另一个哈里发国家之外，我们在阿富汗和中东经验中的必然教训是，我们决不能等到以该地区为基地的恐怖组织袭击美国本土时才给予非洲以应有的政策优先权。

通过援助、投资和外交努力来改善非洲人的社会经济环境是问题的核心。华盛顿的安全专家最近关注的重点仍是越来越先进的潜艇、轰炸机和核武器，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在非洲参与几个项目仅是出于爱好，目的也纯粹是为了抵消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虽然“繁荣非洲”等项目往往设计合理，但投入的资源和人力远远不足。

我们必须将非洲的援助、发展和投资本身视为有价值的安全项目。非洲在可持续农业、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金融方面的投资正在等待美国牵头帮助。与此同时，威胁非洲安全的武装分子仍很活跃，对他们的招募起到推动作用的是饥饿、绝望、治理失败和镇压等因素，而不是对全球伊斯兰圣战的幻想。重新加强美国对非洲项目的投入能带来更大的价值。

至关重要的是向美国公众宣传外交政策转向非洲的重要性。尽管收益递减，但很容易告诉公众，向国防预算投入更多资金既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又使美国更为安全。

非洲在安全、可持续农业、可再生能源、贸易和更好治理方面的潜力十分巨大。美国应更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以实现互惠互利。美国政府官员和专家需要相信这一点，美非关系继续“大国竞争”的说法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我们绝不能陷入这种过时的殖民主义思维方式。

说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译者和所在单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