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出现几十年来最大的单年增长，全球7.2至8.11亿人面临严重饥饿。低收入缺粮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占全球的74%。非洲严峻的粮食短缺，源自其产业结构特殊性、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土地利用效率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粮食进口依赖性强和国内局部冲突频繁等因素。然而，非洲不仅在耕地利用、水利灌溉、有效施肥、良种采用和农机水平等物化技术领域有巨大潜力，而且在密植、除草、间苗、中耕等“软”农艺技术方面富有潜质，更在综合发挥农村发展公共管理机制的协同效力方面具备潜能。中非在三种潜在领域开展合作，有助于改善非洲农业生产力水平，触发其在摆脱粮食危机方面进行可持续能力建设。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名单，在2021年全球47个低收入缺粮国家中，非洲国家有35个，占低收入缺粮国家总数的74%（图1）【1】。非洲粮食安全能否实现，取决于能否基于非洲农业生产力条件的实际，找到挖掘其农业发展潜力的路径。
一、制约非洲农业的主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至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分布变化，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农业占比下降、工业占比上升”的传统工业化路径不同。
1. 农业高占比、工业发展迟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9.85%已降至3.8%左右，遵循了GDP水平提高、农业占比逐渐下降的传统工业化规律（图2）。
然而，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非洲农业占比虽有下降，但制造业占比也在减少，服务业（非正式就业为主）份额反而上升。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农业占比最高（图3）。
非洲中部国家乍得的农业占比高达42.6%，即便是经济较发达的东非国家肯尼亚农业也高达34.1%。中国的该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的40%左右降到当前的7%左右。即便是像印度这样的农业和贫困人口占比都较高的国家，其农业占GDP的比重也不到20%。
2. 财政支持力度严重不足
尽管在《马普托宣言》中承诺了财政投入10%用于农业发展的目标，但大部分国家只达到2%-3%的水平。坦桑尼亚农业财政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常年维持在3%左右（表1）。村集体收入主要来源于作物税和土地使用税，按当地规定，当地采购商到村中收购玉米时，要缴纳2000先令/袋的玉米税，村中能获得其中的20%（400先令/袋），如果村中有土地租赁，则每英亩土地每年要支付5000先令土地使用税，收入额极低。非洲国家希望动员民营资本进入农业，但民营资本希望进入农业加工等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而不愿投资灌溉、道路、仓储、农用工业等资本密集型、收益低且周期长的基础性产业。
3. 农业就业份额高、但生产力水平低
与农业占GDP的比例呈正相关，非洲农业劳动力就业占比约在20%-50%。非洲地区约有58.02%人口生活在农村，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4.72%）14个百分点【2】。2019年，全球农业劳动力就业占比最高的前十国，均位于非洲。布隆迪和索马里高达86%和80%（图4）。
然而，非洲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使得其高就业率不仅不能保障粮食安全，反而增加了贫困发生率。非洲54个国家中谷物自给率在59%以下的有19个、60%-79%之间的有12个、80%-90%之间的只有11个，仍处于“靠天吃饭”的水平（图5）。非洲牧业的屠宰头重、出肉率、产奶量等均为世界最低水平（图6）。
4. 粮食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历史上，非洲把最好的土地、大部分水利设施和资金投入到为殖民宗主国提供经济作物的生产中。在遭遇多次经济作物价格下降后，越发显示出不可持续性。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通过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附条件官方发展援助，开展了推行私有化改革的结构调整计划（SAP），余粮用于出口，粮食不足时则依赖进口。因此，非洲粮食净进口状态一直持续，2011年后不断攀升（图7）。
然而，在遭遇旱灾时，进口粮食价格飙升，外汇损失对经济形成冲击。非洲国家多通过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型产品获得外汇。非洲国家意识到了SAP的局限性，开始根据本国情况制定经济发展计划，21世纪之后逐渐对国民经济发展掌握了实际主动权【3】。国际能源价格波动造成“资源诅咒”现象，疫情下的外汇收入减少又影响了各国农产品的进口能力。
5. 冲突与多因素复杂组合
据国际组织对全球粮食危机驱动因素的分析，受极端气候、经济衰退和局部冲突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显著的地区，主要位于非洲（图8）。
二、非洲农业发展的潜在动力
非洲农业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不是无法改善的。尽管土地利用效率低、农业生产投入不足、应对风险韧性较低，但广袤的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光热、水利、耕地和青年劳动力，若能将资源禀赋与提升农业生产力及人才培训、能力建设相结合，将有望助推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潜力一：需合理利用可耕土地
非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耕地【4】，但70%的未开垦土地仅集中在刚果（金）、安哥拉、刚果（布）和赞比亚四国。埃塞俄比亚累计可耕地利用率达99.3%、坦桑尼亚为93.5%【5】。然而，其灌溉、施肥和农机利用尚有巨大潜力。非洲是地球上阳光最充足的地方，但太阳能在非洲能源结构中的应用发展缓慢，其巨大的太阳能利用潜力仍未被充分开发。
潜力二：水利设施亟需现代化
非洲蕴藏着世界2/5的水利资源，刚果河的水资源几乎占世界水资源的17%，但除摩洛哥、埃及、苏丹和南非的耕地基本实现灌溉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灌溉率不到10%【6】。非洲发展小规模灌溉效果非常明显，可以通过国家和农民共同投资的形式来建设。
潜力三：亟需提升有效施肥率
非洲各国化肥平均用量全球最低，且地区分布差异显著：埃及用量是中非共和国的2,273倍【7】。采用化肥较多的埃及，农业生产量指数仅排第39位，而化肥使用量排名非洲第17位和第19位的塞内加尔和布隆迪，该指数却位居第1位和第2位（图9），有效施肥率尚需提升。
潜力四：良种采用率亟需提高
在过去几十年中，非洲先后培育出了大量的作物和家畜改良品种。仅2007年到2014年，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就在非洲推出了15个作物的446个改良品种（图10）。受良种生产和供应能力、杂交种和自留种偏好、政府补贴政策和增产效果管理等多种条件的限制，良种采用率较低（图11）。
潜力五：尚需提升机械化水平
由于土地制度造成的种植地块分散导致的机械化发展困难，加之农村道路落后、燃油价格高，非洲农业机械化程度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每百平方公里耕地拖拉机拥有数量来看，欧洲和中亚最高（约为329.53辆），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低（约为27.53辆）（图12）。在印度每百平方公里拥有拖拉机128台时，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仅有7.4台和4台。
三、中非合作触发非洲潜力
农业是非洲的支柱产业，优先发展农业也已成为非洲国家的共识。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在即，通过中非农业合作为提升非洲农业生产力提供条件，有助于触发其农业发展潜力：
第一，开发投资农业产业园、建设全产业链条。非洲联盟（AU）及非洲国家充分认识到了非洲农业发展在转型和工业化中的重要意义，开始鼓励农业产业园的开发和投资。在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贷款资助下，中非已经在建的农业产业园已初具规模，并基于各国具体发展计划，力争建成农业良种繁育、生产、加工全产业链条，未来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第二，探索“E+公司+农户”全价值链体系。中国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相当一部分中国消费者习惯用电商平台进行全球采购【8】。中国企业可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产品贸易一体化的全价值链农业发展体系，在非洲探索不同形式的“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结合适合非洲本土的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非洲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为疫情下的非洲农产品贸易创造国际需求。
第三，因地制宜分享中国农业技术实践经验。中国发展小型灌溉设施的经验是有效解决非洲灌溉不足的可行方案。发展小型灌溉设施可以采用外来资源补助材料、政府负责规划组织、农民投工投劳的方式，通过在地下水丰富的社区建设储存雨季降雨、利用河流修建的小型灌溉，可以解决非洲灌溉不足的棘手问题，但要在政府动员和组织下，对农村种植田块、灌溉渠道及道路进行统一规划和整治。
第四，推广农艺技术与农业发展管理经验。在提升农业物化技术的同时，中非可合力改善政府推动的“软”技术推广服务。要将灌溉、化肥和良种有机结合，需要辅以密植、除草、间苗、中耕等一系列“软”农艺技术措施。软技术的推广是非洲农业推广的最薄弱环节。非洲提高农业生产力应改变只重视物化技术的倾向，将重点放在改善地方政府为农民服务的能力建设方面。
第五，疫情下的数字化国际人才培养模式。疫情下，可在中非合作论坛、南南与三方合作及双多边农业合作机制中，借鉴采用越南疫情期间政府监督、测试和联系人追踪管理下的精准封锁措施【9】，避免因粮食短缺、收入骤降引发内乱。中非可深入开展农业科教合作，以“云上南南合作”等新形式继续开展科教和农业技术推广实践。可考虑为受疫情影响的在非留学生提供通信和实践补助，助其完成学业。
END
注释：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低收入缺粮国家名单》，2021年6月，https://www.fao.org/countryprofiles/lifdc/zh/。
[2] 数据来源：FAOSTAT. http://www.fao.org/faostat/zh/#data/OA
[3] Neo Simutanyi, “The Politic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Zamb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17, No.4, 1996, pp.825-839.
[4] Acha Leke, et al., “What’s Driving Africa’s Growth.” McKinsey Quarterly, June 2010.
[5] T. S. Jayne, et al., “Land pressures, the evolution of farming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frica: A synthesis”, Food Policy, Vol.48, 2014, p.4.
[6] Mark W. Rosegrant, Ximing Cai, Sarah A. Cline, “Global Water Outlook to 2025: Averting an Impending Crisis”, A 2020 Vision for Food, 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Colombo, Sri Lanka, September 2002.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STAT数据库：肥料”，FAO 2021，http://www.fao.org/faostat/zh/#data/EF。
[8] 中非合作论坛：《独家丨外媒：中国需求增长助南非葡萄酒业抵御疫情冲击》，中国一带一路网，2021年4月12日，https://www.fmprc.gov.cn/zfhzlt2018/chn/zfgx/jmhz/t1868354.htm。
[9] Daniel Kyalo Willy, et al. COVID-19 Pandemic in Africa: Impacts on Agriculture and Emerging Policy Responses for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Technologies for Africa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AAT) Policy Compact Working Paper No.WP01/20202020, May 2020, https://www.farm-d.org/app/uploads/2020/06/TAAT-Policy-Working-Paper-on-COVID19_FINAL-for-Dissemination_May-2020.pdf.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CIDGA）
《非洲发展报告2021》农业研究课题组
郦莉 唐丽霞 徐进 李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