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胜:历史的钟摆——苏联解体30年以来的国际政治变迁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时间:2021-11-13

编者按:11月8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赵华胜在俄罗斯著名政论杂志《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Politics)发表俄语文章“The Pendulum of History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0 Ye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中国论坛转发中文版“历史的钟摆——苏联解体30年以来的国际政治变迁”原文,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今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30年前的苏联解体改变了历史,使国际政治发生颠覆性变化,世界走向全新的方向。有观点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似乎已为这场历史巨变的结局画上句号。但30年后的今天所展现的景象却完全不同。历史的发展出乎意料,一系列因苏联解体而发生的重大国际政治变化都发生转向乃至逆转。本文指出其中的五个方面,即冷战回潮、两极结构再现、新东西方体系重构、自由主义衰落以及大欧洲理想破灭,并对这五大变化进行了探讨分析。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世界性帝国的垮塌都不能不对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苏联的解体也是这样。苏联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它还是一个“帝国”,代表着一个覆盖欧亚大陆的国家集团、一个世界性军事联盟和经济联盟,一种世界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此,苏联解体不仅是指1991年12月25日这标志性的一天,也是指苏联“帝国”体系的解体,是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性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军事联盟、意识形态体系的解体。

在国际政治领域,苏联解体从根本上颠覆了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导致冷战结束、国际结构改变、单极霸权兴起、自由主义高涨、东西方大团结前景的出现。这一切在当时都激起了人们对世界未来的种种美好想象,相信世界将从此走上洒满光明的坦途。

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既往和对比现在,却不能不惊讶地发现,后冷战历史没有沿着当初的方向直线前行,而是像钟摆一样,在有力地冲向高点后又向回摆动。诸多因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重大国际政治改变都没有延续,相反都不同程度地发生逆转,甚至回到起点。在这其中,五个方面的变化尤为突出。

一、从冷战结束到新冷战开始

冷战结束是苏联解体最重大的结果之一。对何时为冷战终结之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有人以1991年7月1日华约的解散为象征,但它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帝国的解体,柏林墙倒塌和华约解散只是苏联帝国解体进程的一部分。

冷战结束解除了长达40多年的东西方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对峙,东西方各国都普遍相信世界将进入没有对抗的后冷战时代,但现在所看到的现实却是冷战虽然结束,但新冷战又已经来临。也就是说,在苏联解体后的这30年里,大国关系走过的道路是从结束冷战到又开始新冷战。

新冷战是指现在的中美和俄美关系状态。对新冷战是否发生有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没有也不会有新冷战,主要理由是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国际环境与冷战时期已不一样,不存在两个世界性国家联盟的对立,没有势均力敌的两个军事集团的对峙,不存在两个相互隔绝的经济市场,也没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现在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共同威胁,大国之间不仅有竞争性利益,而且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它们之间既有对立对抗,也有合作协调。

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事实。以此为参照,现在发生的确实不是曾经发生过的那种冷战。不过,这种分析只说明了现在的大国关系不是什么,但却没说明它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它不是新冷战,那它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新冷战借用了冷战的名称,它着重指出的是大国关系的性质,而不是外在的形态。毫无疑问,时光不会倒流,与冷战时期同样时空场景和同样形态的冷战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但大国关系依然存在,并且仍会有传统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大国关系的性质可以重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冷战的出现是可能的。关于何为冷战,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探讨,并且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看法认为冷战是国际政治冲突的一种特别形式,是可重复发生的;另有看法认为冷战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是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前一种解释。新冷战是对当今大国关系性质的描述,这种描述是根据现今大国关系的实际情况,并不以与冷战的形态是否完全一致为参照。新冷战在形态上不是冷战的简单再现,不论在特征和表现形式上,它与冷战都有不同。但在性质上,它与美苏冷战一样冷,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冷。

美国已经把中俄定位为战略对手和挑战者,这在美国官方文件和正式讲话中都有反复表达,无须赘述。美国对中俄实施战略遏制政策,这也是公开、确定、全面和系统性的。虽然中俄都希望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并且它们之间也会有合作的一面,但这并不能改变美国对中俄的基本定位和政策,这种定位和政策奠定了新冷战的基础。

俄美新冷战的发生早于中美。如果回顾过去30年里历任美国政府的俄美关系,包括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不包括俄罗斯独立后仅在位一年的老布什总统),可以看到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那就是历任美国总统离开白宫时,俄美关系都比他们入主白宫时变得更差,无一例外。如果把整个30年俄美关系的变化用简单的线条表示,那么它是一条持续向下和越跌越低的曲线。

如果要给俄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找一个标志的话,那应是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在过去30年里,俄美关系议事日程中不断增加的是负面议题,而建设性议题寥寥无几,能够得到落实的就更少。在这个过程中,俄美之间的矛盾、分歧、冲突、怀疑、不信任、敌意不断累积扩大。可以这样说,除了俄罗斯独立之初的短短一个时期,在其他的时间里俄美关系都是在对立对抗中度过的。这样一种关系除了称其为新冷战很难找到其他合适名称。

中美走向新冷战比俄美晚,但转折急,发展快,矛盾更尖锐,更有全面性,而且很可能也更具长期性和综合性。

中美关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和矛盾,并且间歇性地发生激烈冲突,但在特朗普时期之前,中美关系还处于基本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和对立的转折点是在特朗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被完全解构,两国关系被置入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氛围中。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巨大的贸易额原来是中美关系的推动力和稳定器,现在变成了矛盾的来源和刺激因素。美国在经济和技术上欲与中国“脱钩”,中国的政治制度成为美国攻击的目标,美国制造出香港和新疆的所谓人权问题,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对中国展开挑衅性军事活动,把新冠疫情大流行归罪于中国,利用新冠疫情展开对中国的攻击,组建针对中国的地区和国际联盟,等等。简单说,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和公开的围攻,中国官方也常常把它形容为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战、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等等,因此,称之为新冷战并不为过。

由于美国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新冷战,而中俄相互是密切的战略伙伴,因此新冷战有向更宏观范围发展的趋势,也就是形成以美国为一方,以中俄为另一方的新冷战。当然,这不同于冷战时期,中俄不是军事同盟,这也不是两个军事集团的对峙,而且军事对抗也不是它的主要内容,它更多表现在国际政治意义上。但美国与中俄之间的政治分野已是客观现实,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政策,而中俄相互支持,联手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因此,从宏观层面看,在一定程度上,这不能不使人回想起东西方冷战。

未来,新冷战将更加强化还是逐渐弱化?假使美国实施分离中俄的政策,中俄的战略合作将更加密切还是渐趋疏远?新冷战将是大国关系的长期状态还是仅仅是一个过渡形态?这些问题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过,根据现今可见的各种因素,在可见的未来,大国之间的新冷战趋势更可能是加强而不是弱化,中俄的战略协作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即使是美国调整双遏制政策,新冷战也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

二、从两极解体到新两极出现

苏联解体后,持续四十多年的苏美两极结构随之消失。美苏是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的消亡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国力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两极结构变为单极结构,美国的单极霸权时代来临。在冷战后一段时间里,这种状态似乎将长期存在,难以动摇。但现在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又转了一个弯,30年后,虽然美国仍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单极世界已越来越难以维持,而新的两极结构正在出现。

在新两极中出现角色变换,美国地位没有变化,而中国代替苏联,形成了中美新两极。新两极与美苏两极相比有明显不同,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规模要小,它的主体是两个国家,而不是两个政治军事集团,世界没有因此一分为二;它的影响也要小,并不决定整个世界政治。

对于现在的国际结构存在不同看法,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两极结构。笔者的看法是:现今国际政治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国际结构表现出很大的矛盾性,既存在多极成分,也存在两极成分,还存在单极成分。在这个大格局中,多极化是基本框架,两极化快速上升,单极化趋于衰退。新两极与多极化存在复杂的关系,但不是对立和相互排除。新两极没有超出多极结构,仍是在多极框架之下,笔者把它表述为突出于多极框架之中的两极结构。

新两极结构的形成来自于双重因素,一重因素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另一重因素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政策。

苏联解体的20世纪90年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起飞和高速增长的时期。在此后30年里,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尽管在总体国力上还落后于美国,但与美国的距离已经如此之近,即使中国不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但美国也已能感觉到背后追赶者的阵阵气息。

与苏联以军事力量与美国形成平衡不同,中国与美国平衡首先在于经济指标。根据一种数据,在苏联解体之初的1992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5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6%,而中国只有4 269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7%,中国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1/15,在世界上名列第十。而到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多,达20.94万亿美元,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为24.7%;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34倍多,达到14.72万亿,已接近美国的70%,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了约17%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整理。。自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基数的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数额也大大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几乎每年都提高约1个百分点,从2005年的4.8%大幅提高到当前的约17%。各种预测都认为,按照当前的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但中国与美国国力的接近不仅是在经济指标上,而是表现在多方面,具有综合特征。经济发展为其他领域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中国能够在各领域进行大规模投入,包括科技、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投资、海外发展、国际援助、军事、教育、文化、医疗、环保、社会福利,等等,这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结果,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能力快速提升。中国崛起不仅是因为发展速度快,也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巨大,速度加规模才可能产生巨大效应,仅有速度和仅有规模都不足以成就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中国两者都具备。现在中国在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处于世界的前列,在世界贸易中位居第一,中国在海外大规模投资和承接工程,中国的设计、制造、建设能力极其惊人,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在上升,中国的军事力量快速发展,所有这些都壮大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使美国感到中国是“唯一有潜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美国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

中美国力对比变化是国家间不平衡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政治属性,存在两个最强大国家并不意味着必然出现两极化。从物理上说,所谓两极必然是相斥的,这在国际政治上也是一样。如果两个大国处于互不相干的状态,或者是友好相处的状态,并不会形成两极化。只有竞争对立的关系才能把两大国变成两极关系。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并实施遏制政策,把竞争和对立性质加之于两国关系中,这是把中美关系变成新两极的又一关键因素。

从现在的情形看,新两极不仅将长期存在,而且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中美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将长期保持。中国仍保持着快于其他大国的发展势头,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的距离将会更近,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距离将会更远。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在下降,但只是相对下降且主要是相对于中国。美国自身经济没有绝对衰退,它也在以正常速度发展,在可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美两国的GDP总量将保持在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且呈继续升高趋势,其他国家与中美的经济差距会继续拉大,中美两极化的物质基础越来越增厚。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政策在美国国内已有很大程度的共识,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不会改变这种政策。中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积极改变也不再抱有幻想,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将会坚决反击,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将经常处于矛盾、冲突和斗争中。虽然也会有缓和与合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磨合后,未来双边关系也可能进入相对稳定和有序的状态,但战略竞争将是两国关系长期的基本特征。有看法认为,中美的这一竞争可能比冷战更持久、更广阔、更激烈。这意味着造成新两极结构的主观因素也将持续存在和强化。

可以预料,未来新两极对世界格局的塑造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看待当今世界的重要视角。在一定意义上,这意味着国际结构又回到了苏联解体前。

三、从东西方体系的消失到新东西方体系的再现

在苏联解体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个体系随之消失,确切地说,是东方体系的消失,而西方体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展壮大。许多原东方体系国家纷纷转向西方,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采取西方的政治制度,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和组织,换句话说,是西方体系吞并了东方体系,西方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世界体系。由于东西方体系不复存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立也不再存在。

但现在看到的是,苏联解体所带来的这一变化也出现逆转,在旧的东西方体系解体和东西方对立消失的30年后,新的东西方体系又出现在地平线上。

新东西方体系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东西方体系,对于这一观点自然也会有比较大的争议。如同新冷战和新两极一样,新东西方不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体系的简单重复,而且,它在性质和形式上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体系的差别更为明显。笔者曾将其称为“软体系”,意为已具有体系特征但尚不完整和成熟,或也可称之为“准体系”。在现阶段,新东西方体系在国际政治中已经开始存在于人们的政治意识中,它主要是由政治认同所形成的分割,它的状态和结构还是半隐形和松散的,在新的东方和西方之间尚无泾渭分明的界线,它们不是两个政治和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它们之间也不是绝对和全面的对立,在一些方面和一些领域它们可能是伙伴和合作者。尽管如此,根据一系列可见的客观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正在重新被分隔,两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政治半球的轮廓越来越明显,虽然它还没有完全成型和定型。

新东方体系出现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和西方有意识的制造。可以观察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目标是把东方溶解到西方体系之中,它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拉”的政策,即努力把中俄拉入西方体系中,当然,中俄需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和主导地位。因此,在后冷战时期的初中期,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都以“接触”为主。但现实表明中国和俄罗斯不会按西方的模式被改造,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也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单极霸权。在此之后,美国的战略思想发生改变,中俄被美国定位为具有挑战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中俄转而实施战略遏制的政策。但美国不是把中俄作为两个孤立的对象,而是把中俄视为一体,同时美国也不是独自应对中俄,而是欲与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重建类似冷战时对抗东方的西方联盟,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美欧为反对中俄而结成的阵营,新的东西方体系就被重新制造出来。

与冷战时东西方体系的分界是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不同,新东西方的分界是政治文化上的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新东西方体系可以说是西方—非西方体系。构成新西方的基础是属于西方政治文化圈的国家,这差不多是旧西方体系的原班人马,而新东方体系的构成则与冷战时期有很大变化,这是一个新的国家系列,它们各自的国内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可能很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非西方国家。

新东西方体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程度并不比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体系轻,只是内涵有所不同。它不再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西方把它定义为自由民主价值观与集权主义和集权制度的对立。新西方代表着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新东方则体现着集权主义和集权制度。因此,自由民主成了美国针对中俄的大旗,它推动构建针对中俄的联盟被称为“民主联盟”,它推动召开的非西方国家首脑会议被称为“民主峰会”,它主张的国际秩序被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见,美国把意识形态放在最高位置,把它作为与中俄的根本分歧所在。

虽然价值观的分歧是新东西方体系的重要矛盾,但有理由相信,它在更大程度上是美国动员西方世界结成针对中俄的统一战线的工具,是证实自身行为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也是遮盖其更重要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掩饰。这个更重要的战略和地缘政治目标就是维护美国的单极霸权,维护美国在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新东西方体系在经济上没有明显的分界,世界经济联系已是如此错综交织,尤其是中国与美欧日在经济上都是最重要的伙伴,不可能再形成类似冷战时期相互封闭的平行市场,但是由政治动机推动的某种程度的分离趋势也在发展。特朗普执政时提出与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脱钩”,阻止中国技术进入世界市场,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俄实施经济制裁,推动排他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把世界经济分裂为与新东西方相一致的两个体系,尽管它还不是深度的。

这种分离趋势在安全领域更为明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向着“北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方向发展。英德法等主要北约国家以及日本的军舰包括航空母舰开始进入印度洋和中国南海,它们之间网格化和协调性的军事合作关系正在形成。与此同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军事合作在加深,一条从北冰洋、波罗的海、黑海、印度洋到南海和东海的“防御线”隐约出现。这既是对中国战略安全的挑战,也是对俄罗斯战略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在外部战略压力下,中俄军事安全合作也越来越密切,战略性在增强,合作领域在扩大,合作范围也越来越广,两国在战略安全上已经形成稳定的相互支持结构。不管有无主观意愿,国际安全领域的这种趋势是在走向新的两大阵线对立。

最新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的发展也在加强这种趋势。2021年9月美英澳宣布成立新的军事联盟,新军事同盟以印太地区为目标,实际也就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目标,它有可能形成亚洲版北约的基础。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启动接受伊朗为正式成员的程序,而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出后,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阿富汗有很大可能向中俄靠近。这样,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以上合组织为纽带和框架,中国、俄罗斯、中亚、南亚、西亚真正连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区组合。它不是反西方的组合,但毫无疑问是“非西方”的组合。

不能不指出印太战略在新东西方体系中的特殊作用,它是新西方体系最重要的综合性机制载体。印太战略虽是以区域命名的战略,但一定意义上是美国的大战略,假使美国有欧洲战略、非洲战略、拉美战略的话,它们都不会有印太战略这样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印太战略以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为活动区域,针对的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它吸引了美国几乎所有的盟友加入,特别是把欧盟和北约也拉了进来,这些因素使印太战略具有了全球性。

印太战略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带有新西方体系的特点。它的成员美印日澳都是政治上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称代表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排斥中国,在安全上在向着以四方框架(Quad)为基础的针对中俄的安全机制方向发展,并自然将与新成立的美英澳军事联盟形成呼应。还可以看到的是,即使是在地理特征上,印太战略也与新东方体系相吻合。不管是新东西方还是印太战略,它们都以欧亚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为基本的地理分界线,中俄是最大的欧亚大陆国家,而新西方体系和印太战略国家多是海洋国家。虽然这不是传统的陆权和海权体系竞争的再现,但它们之间的这种地理特征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别的意义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它也会产生重要的战略和安全意义。

四、自由主义:从高涨到退潮

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思想和价值体系上,自由主义受到广泛推崇,散发出迷人的吸引力;在国家发展模式上,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成为众多国家效仿的对象;在国际关系上,输出自由民主模式具有了自证的政治正确,突破了传统国际规则的约束。简单说,在西方看来,历史到此终结,在自由主义之后,再没有更高的人类理想;在民主政治制度外,再没有更好的国家模式。

但现在来看,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遭遇了重大挫折。自由主义依然存在,并且将继续长久存在,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政治模式仍将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但现在无疑是从涨潮转入退潮。它的思想吸引力下降,它的政治模式不再是普遍相仿的对象,在哲学意义上,它的绝对性受到质疑,它的唯一性地位受到挑战,它的终极性性质已被否定。

自由主义退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自身。它表现为国家发展和治理上出现极大的问题,国内贫富分化,政治分裂,社会问题堆积,自我制度更新能力缺失,陷入找不到有效解决办法的困境。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却迅速崛起,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显示出更高的效率。这提供了一种对比,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受到挑战,它不再能自称是最好和唯一正确的。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拥有最好医疗资源的美国在应对疫情上表现不佳,死亡人数居各国之首,西方治理模式的弱点特别显露出来,虽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做得较好。

与此同时,西方向西方世界之外输出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政治制度遭到几乎全面的失败。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开始向全世界强力输出自由主义,对非西方国家进行自由主义改造。推动美国和西方的因素不仅有把自由主义作为世界福音的救世主义思想,也有失去制衡的美国霸权的随意任性,还有出于地缘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私心。

自由主义模式的输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颜色革命”,一种是直接使用武力和战争。但不论是什么方式,都没有给对象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也没有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明显发展,相反,它造成了国家动荡和社会混乱。而以武力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造更是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的军事干预使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陷于战乱,国家经济崩溃,多少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无数平民死伤,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难民也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

阿富汗战争是自由主义输出失败的最新例子。2021年8月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美国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彻底失败结束。美国的失败不仅是战争的失败,它更是美国输出自由主义的失败。可以相信,美国在发动阿富汗战争时,并没有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的计划,美国阿富汗战争最初主要是报复和惩罚性质的,也因如此,它当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但在摧毁基地组织和推翻塔利班政权后,美国的战争目标开始悄悄发生改变,地缘政治目的成为美国的追求。与此同时,美国从报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转向对阿富汗进行民主改造,试图建立和维持一个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采用西方式政体的阿富汗国家,这是阿富汗战争拖延20年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进步主义的眼光看,自由主义有其重要价值,尤其是与极端化的宗教思想和政治相比。包括中俄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也赞成民主和自由,虽然它们的解释有所不同。但问题在于,以武力输出民主本身就违背了民主思想,它已经不是民主。把自己的思想和模式强加于他国不能不激起他国人民的反抗,而且,任何制度模式都需有相应的思想文化准备,需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达成某种平衡,才可能开花结果。把种子撒在不合适的土壤上不可能结出所希望的果实。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经常是一对矛盾,保持动态平衡是向前发展的最可行方式。对于自由主义的扩张来说,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失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自由主义救世思想的历史性失败,使包括西方在内的人们认识到自由主义不是全世界都欢迎的价值观,也不是可以随意移植的制度。也许,这不一定是美国霸权结束的标志,但它对美国和西方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的历史实验作出了悲观的结论。

对自由主义的沉重打击还来自于美国的霸权行为和表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失去了任何制衡,有随意行事而不受制约和惩罚的可能,但美国没有对自己进行理性的约束,而是走向单边主义,不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不考虑国际法的制约,随意干涉他国内政,退出国际机制,实施制裁政策,频繁对他国发动战争和使用武力,特别是以虚假的证据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说谎的镜头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不仅使美国的道德可信度一落千丈,也使自由主义的光环黯然失色。

现在,连历史终结论的作者也不得不修正他的观点,自由主义不是一切,历史没有在此终结,它在继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五、从大欧洲希望的出现到欧洲的再分裂

俄罗斯与欧洲联合为大欧洲是一个久远的话题,还在苏联时期,大欧洲的思想就已经提出。戴高乐曾提出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戈尔巴乔夫也提出过“共同欧洲家园”的构想,但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大集团对峙消失之后,大欧洲蓝图才第一次出现现实可能。

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期,俄欧确实曾经走在相互接近的方向上,双方也对实现大欧洲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望。在政治关系上,1994年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为期10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俄罗斯—欧盟建立起首脑会晤机制,自1998年起,俄罗斯—欧盟首脑每年会晤两次。2003年,俄罗斯—欧盟圣彼得堡首脑会议提出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四个统一空间的计划,即统一经济空间,统一自由、安全和司法空间,统一外部安全空间和统一科教文化空间。2010年俄罗斯与欧盟又启动了现代化伙伴关系。在安全关系上,1996年俄罗斯与北约签署《双边军事合作计划》,1997年俄罗斯与北约建立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2002年又决定成立更具有实质性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代以联络功能为主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

但现在的现实是俄罗斯还是俄罗斯,欧洲还是欧洲,俄欧比邻而居,但难以成为一家人。不仅如此,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现在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差的,双方的隔阂甚至比苏联后期更深。大欧洲图景已经暗淡,变得越来越模糊,欧洲与俄罗斯不是在走近,而是渐行渐远。大欧洲的话题已经不在俄欧关系议事日程上,四个共同空间也不再被提起,双边关系的主题不是合作而是相互不满。在政治关系上,俄欧关系饱受连续不断的各种事件和危机的冲击。在安全关系上,双方已经发展到在东欧、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军事对峙。双方的经济关系也出现下滑,欧盟虽仍是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但由于制裁和疫情的原因,欧盟在俄罗斯外贸中的比重已从以前的超过50%降低到现在的40%以下,2020年为37%。

可以确定地说,在苏联解体30年后,曾经看似已经很近的大欧洲希望在现阶段彻底破灭。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或是欧洲反对,事实上,俄罗斯和欧洲都是大欧洲思想的支持者。特别是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融入欧洲就成为俄罗斯的感情和历史情结,尽管遭遇过多次挫折,但俄罗斯从未放弃,每当希望出现时它就会再次重来。西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在俄罗斯有着深厚基础,今后它仍将长久存在。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欧洲是俄罗斯的精神家园,而亚洲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这是由俄罗斯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也是不可改变的,虽然这不表明在国家关系上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会比与亚洲的关系更好。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欧洲认为俄罗斯把克里米亚并入其领土是以武力改变国家边界,颠覆了冷战后欧洲的国际秩序。欧盟单方面冻结与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合作的主要机制,包括双边峰会和欧盟成员国与俄罗斯政府间磋商,并对俄罗斯金融和工业实体实施严厉制裁,同时,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也停止活动,俄欧关系陷入冷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转向东方”,继而又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不过,转向东方虽然表明俄罗斯对东方重视程度增强,但不意味着放弃欧洲。俄罗斯转向东方既不是离开欧洲,也无以亚洲代替欧洲之意,它只是加强向东方的发展,使欧洲和亚洲方向更为平衡,在经济、技术、投资、能源市场上更为多元化。大欧亚与大欧洲不是矛盾和相斥的概念。对它们的关系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大欧亚与大欧洲是并行的概念,它们适用于俄罗斯外交的两个方向,大欧洲适用于欧洲方向,大欧亚适用欧亚方向。大欧亚与大欧洲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它们之间可以形成连接。另一种理解是大欧亚是对大欧洲概念的扩展和升级,大欧亚概念包含有欧洲,在概念上它大于大欧洲,事实上,俄罗斯官方的大欧亚概念从一开始就包含有这种思想。大欧亚概念比大欧洲更能体现俄罗斯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在外交上它是对大欧洲的修正和平衡。但不管是哪种理解,大欧亚都不否定大欧洲的思想,它的问题只在于俄罗斯与欧洲的携手是否可能,相信如果出现俄欧联合的历史机会,不管是大欧亚与大欧洲的连接或是把欧洲拉入大欧亚,俄罗斯都会张开欢迎的双臂。

大欧洲构想之所以难以实现,俄欧关系恶化及其性质的变化是直接原因。在经历了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以及其他接连不断的各种问题之后,俄欧关系恶化程度已如此之深,建立大欧洲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除此之外,俄欧之间还有一个重大难题,那就是大欧洲应以什么形式和俄欧应以什么身份构建大欧洲。虽然在抽象的概念上双方都赞成大欧洲的思想,但在实际层面它们对此的理解有着原则性差别,它们所想象的大欧洲也是不同的图景。

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它理解的大欧洲的构建形式是俄欧共同创建出一种共同体,而从欧洲方面来说,它的大欧洲构想是以俄罗斯接受欧洲的政治框架、安全框架和价值体系为路径。这等于是欧洲主导的政治和安全机制向俄罗斯的扩张,俄罗斯应被纳入欧洲主导的框架之下。双方对身份的理解也同样差异明显。在俄罗斯看来,它在大欧洲中是独立角色,与欧洲是对等且平等的身份,而欧洲并不接受俄罗斯的平等地位。欧盟和北约是集体身份,而俄罗斯是一个国家,俄罗斯与欧盟和北约的平等身份意味着它对欧盟和北约将有否决性的权力,这是欧盟和北约不会接受的。俄罗斯也愿意以欧亚经济联盟作为欧盟的同等伙伴,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作为北约的同等伙伴,但欧盟和北约对此并不认可。由此,欧洲的大欧洲构想对俄罗斯来说在形式上是不对等的,在身份上是不平等的。而俄罗斯不会放弃在大欧洲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不会接受作为欧洲的附庸融入欧洲,俄欧的这一矛盾使大欧洲在实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

当然,不能说大欧洲的理想已死,它依然存在,并且在未来某个时刻可能会再次涌来,但对当前的欧洲来说,大欧洲已失去现实前景,这是苏联解体30年后国际政治的又一大倒退。

 

原文刊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6期,第1-15页
来源: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