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迅速且大力度地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并从地缘战略与经济关系两大方面入手。在地缘战略方面，美国的重要着力点为印太地区；在经济方面，其主要合作伙伴则是欧盟。相比于印太地区，美国与欧盟有着传统的“战略友谊”，在日益成型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中，美国拜登政府将拉拢欧盟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并企图将三角关系转变为两方对垒，而成立美欧技术与贸易联盟就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有效工具与最新体现。

美欧在匹兹堡举行TTC首次会议
图片来源：路透社

一、作为新合作机制的TTC孕育而生

奥巴马时期，美欧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寄希望于通过打造欧美高标准自贸区，来捍卫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双方在政府采购、金融法规与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奉行“美国第一”的外交战略，TTIP谈判最终不了了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TTC是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了TTIP，不仅如此，它还在贸易之外增添了技术合作的内容。

2021年6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美欧峰会上正式宣布设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这一新的经济合作机制。9月29日，美方牵头人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贸易代表戴，与欧盟委员会分管数字和经贸的两位执行副主席韦斯塔格和东布罗夫斯基斯，在美国宾州的老工业基地匹兹堡市共同主持了首届TTC部长级会议。会议达成多项合作共识，以推动美欧在几大重点议题领域的技术和市场规则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伙伴关系，并决定在TTC下设十个工作组（见表1），这标志着TTC作为美欧跨大西洋经济合作新机制的全面启动。

表1  TTC的十个工作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信息自制

在TTC首次部长级会议中，美欧双方达成了一系列成果。一是就推进投资审查合作达成一致。双方都认为，有必要保留投资审查机制来应对“某些外国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并补充完善共同的执行机制。双方将保持定期沟通，尤其是就涉及敏感技术与数据的投资案件交换信息与意见。

二是就多边出口管制的原则与规范达成共识。双方都认为，“某些经济体的军民融合战略和‘经济胁迫’等措施下的技术获取战略带来了安全威胁”，美欧有必要控制两用技术与物品的出口，而多边方式是最佳的出口管制办法，且需要私营企业与政府合作以进行有效出口管制。同时，双方的出口管制也不应扰乱战略性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尤其是不应损害美欧出口商的利益。

三是就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规则进行合作。双方都认为，一方面需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部署，以服务于内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对其的监管，以防止该技术的滥用破坏民主、人权等价值观。

四是增强美欧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性，并提升美欧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双方确认，将在完善本国半导体生态系统建设的同时，避免出现补贴竞争、政府挤压私人投资的情况，并通过采用多元供应源、增加本土生产的方式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战略依赖。

五是合作以应对“非市场经济体所带来的挑战”。美欧决定就强制技术转让、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窃取、产业补贴、设定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目标、对外国企业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歧视性政策等非市场行为交换信息，并保持沟通协调以制定适当而有效的应对策略。

同时，美欧还要避免在新兴技术领域出现新的和不必要的技术管制壁垒，保护基本劳工权利，关注与贸易有关的环境和气候议题，加强与各利益攸关方的广泛磋商。

除此之外，双方在TTC首次会议也提及了中小企业数字化、关键供应链、新兴技术、数据治理、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等其他关键领域的合作，表露出广泛的合作意愿。

二、TTC难掩美欧分歧

作为美欧最新成立的合作机制，TTC在明面上主打两大“关键词”——一是“技术”，二是“经贸”，而结合两者的重要载体便是供应链。TTC的战略意图虽然明确，但也充满挑战，即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止技术滥用之间，以及维持经贸开放与保护各自供应链安全之间谋求微妙的平衡。

为了维护这两个平衡，TTC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以价值观规制技术”，二是“倡导市场经济规范下的国际贸易”。具体来说，美欧强调需要通过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来规制技术的发展，而在经贸关系上强调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公平贸易。例如，在关于人工智能的声明中，美欧表示，需要发展和推广“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加强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并尊重普遍人权；又如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的声明中，美欧将“非市场经济体”视为对立面，承诺将联合应对其采取的扭曲性贸易行为等。总之，美欧正借助共同的价值观体系逐渐形成合力。

不过，虽然TTC首次会议为美欧技术与贸易的未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调，但这一机制目前仍停留在信息交换的水平，未能解决美欧尚存的两大分歧。分歧之一便是欧盟目前并不接受美国“联合抗华”的提议。TTC首次会议多次出现关于价值观、非市场行为等谴责性表态，表明美国试图拉拢欧盟一致对华、在全球技术标准与供应链网络中努力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意图。但该声明并未明确点名“中国”，这也暗示欧盟目前不愿表现出直接针对中国的姿态。

分歧之二是欧盟力图保持自身技术自主性与核心竞争力，这对美欧技术合作究竟能迈出多大的实质性步伐提出了疑问。半导体供应链是双方在TTC会议期间探讨时间较长的议题，双方也多次确认了就相关议题达成合作的意愿。然而，美欧双方在半导体领域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相容。为了摆脱自身对海外半导体供应链的依赖，欧盟作为美国的“竞争者”，也在“争抢”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企业来本土设厂。面对全球芯片短缺问题，7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启动“处理器和半导体技术联盟”，9月，欧盟又提出最新的《欧洲芯片法案》，期望建立属于欧洲的先进芯片生态系统，这意味着欧盟不愿过度依赖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而是选择从根本上加强自身竞争力，维护自身技术主权。因此，双方在技术领域的合作意愿在多大程度上能落到实处并转化为实质性成果，仍有待考察。

此外，美欧之间还存在一些规制上的冲突，在数据隐私、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双方还未就具体的经济规则达成一致。TTC也没有涉及美欧双边贸易和投资壁垒等硬核问题，其功能性还远无法替代搁浅中的TTIP。

不过美欧虽然在匹兹堡首次TTC部长级会议中避免直接提及中国，只是强调促进跨大西洋合作的表面意图，但其内在战略意图已非常明显，即构建跨大西洋技术联盟以掣肘中国的技术崛起所给美欧带来的“共同威胁”。在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上——例如抗击疫情与应对气候变化，美欧也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多种合作，双方已在9月达成共识，称全球合作结束疫情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并确认将合作确保新冠疫苗供应链的顺畅。此外，美欧还共同提出《全球甲烷减排计划》，在气候议题上呼吁其他国家加入协调行动。因此，在美欧广泛而坚定的合作基调下，中国需要谨防美欧多方面的联合所给自身造成的压力。

不过，近期美法关系因“核潜艇交易”事件和澳英美联盟（AUKUS）机制的建立而出现重大波动，这表明，如何平衡不同亲疏的盟友及伙伴关系，是美国未来盟友外交必须面临的持续考验。至少目前来看，在诸多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上，美国和欧盟之间还无法完全同频共振，而两者之间现存和潜在的分歧也为中国应对和化解美国联盟外交压力、构建更为平衡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提供了机会。

王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李玙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