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提要

【政治】美国介入复兴大坝争端，东北非三国分歧仍存
【政治】美国智库关注南部非洲青年政治家群体崛起现象

美国介入复兴大坝争端，东北非三国分歧仍存

（一）11月6日，应美国政府邀请，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赴华盛顿就复兴大坝问题举行磋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主持。会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将2020年1月15日设定为谈判最终期限，并承诺在此期限前，举行两次外长会议及四次由各国水利部长参加的“政府技术会议”以深入讨论相关细节问题，美国和世界银行将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声明称，若届时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将启动2015年签署的《原则宣言》第十条规定，即将争端交由国家元首解决，并引入外部调停者。值得注意的是，10月4日，也就是本次磋商会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并表示将在三方谈判中支持埃及。
（二）复兴大坝位于埃塞俄比亚与苏丹边境的青尼罗河上，由已故埃塞总理梅莱斯于2011年提议修建，于2013年正式开工建设，设计发电量6000兆瓦，建成后将为非洲最大的水力发电设施，在从根本上解决埃塞长期电力短缺局面的同时，还将使其得以向肯尼亚、苏丹等邻国出口电力。目前，复兴大坝土建工程已完成83%，机电工程已完成25%，钢铁工程已完成13%，项目总体完成66%，项目耗资已达33.3亿美元，预计于2020年启动预调试，2022年全面投入运营。自大坝开工以来，不仅现任政府决定团结国内力量自筹资金修建大坝，连各反对派也对大坝开工表示高度肯定。可见，复兴大坝承载了埃塞国内民众对于突破资源限制、实现民族复兴的一致期待。
（三）复兴大坝送出工程由中国国网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承建，是中国在国际电力工程领域签署的最大金额承包合同之一，2015年12月施工完成，是当时非洲输电线路最长、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输变电工程。2019年2月，埃塞电力公司（EEP）与中国葛洲坝集团（CGGC）签订合同，聘请葛洲坝集团执行复兴大坝预调试工程，合同额为4000万美元。埃塞电力公司还与福伊特水电（上海）公司签订了价值1.13亿美元的工程合同，其中包括完成复兴大坝水电站和溢洪道建设所需的电气、机械和各种土木工程。
（四）相比于埃塞，位于尼罗河下游的苏丹、埃及等国诉求则主要集中在灌溉及生活用水等方面。其中，埃及90%以上居民用水取自尼罗河下游，复兴大坝建成后，一方面埃及的达纳赛尔水库蓄水量将减少5%，进而减少埃及阿斯旺大坝发电量以及埃及国内用水份额（约为555亿立方米），另一方面埃塞将得以控制尼罗河86%流量，从而可能限制或控制下游国家的用水需求。长期以来，东北非三国对于复兴大坝一直存在重大分歧，埃及方面对于大坝的抵制尤为强烈，前总统穆巴拉克甚至扬言要将其轰炸。2015年，三国就复兴大坝问题签署《原则宣言》，保证在原则上互相尊重他国在水资源利益，但并未就大坝修建具体细节达成一致。伴随大坝竣工日期临近，三国谈判日益密集，但至今未能制定一份能让相关各方均接受的解决方案。

图：尼罗河流域分布图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

（五）尼罗河流域各国关于水资源权益的争端由来已久，但一直以来都是由埃及为主导尼罗河的水资源分配。然而，自2011年起“阿拉伯之春”在北非各国相继爆发，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倒台，埃及国内局势持续动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区域大国地位，为埃塞政府加速推动大坝建设提供了有利时机。目前，埃塞政府的谈判立场十分坚定，一方面是由于复兴大坝对于埃塞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受益于自身综合国力提升，埃塞在尼罗河水资源分配上的优势正在凸显。10月22日，埃塞总理阿比发表讲话称，如果有必要，埃塞已准备好为保卫复兴大坝而发动一场战争，但阿比也强调，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争端。另据外媒报道，目前苏丹过渡政府对于复兴大坝建设总体表现出支持态度。
（六）目前，埃及的赛西政权借助国际社会向埃塞施压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欧美国家因为埃塞的地缘战略地位，与埃塞保持着紧密的“反恐伙伴”关系；沙特虽然是埃及的大金主，但同样在埃塞有巨大的投资；土耳其更是传闻已经入股复兴大坝。无奈之下，埃及只好主动向埃塞伸出橄榄枝，赛西还于2015年出访埃塞，主动谋求和平谈判解决争端。但无论两国怎样努力表现出友好姿态，都无法改变一个严酷的现实：随着复兴大坝临近竣工蓄水，埃及赖以维系经济发展和地区霸权的命脉，将被埃塞掌控。按照目前的谈判情况，埃塞愿意在大坝建成后，用3年时间完成蓄水，但埃及则要求蓄水时间延长至15年，双方条件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未来，这场围绕着地区霸权转移与国运兴衰的水资源之争，可能会愈演愈烈，不排除在外交斡旋失败的情况下，打一场为生存而战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多方势力正试图介入复兴大坝问题。除美国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近期召开的俄非峰会上，也表示愿意向三国提供就复兴大坝问题调停协助。

——根据半岛中文网、路透社等综合整理分析

美国智库关注南部非洲青年政治家群体崛起现象

（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青年政治家崛起》的评论文章，指出当前南部非洲政治的独特现象，即这一地区的反对党领袖中年轻一代占据压倒性优势。从南非的民主联盟（DA）领袖迈马内（Mmusi Maimane）和经济自由斗士（EFF）领导人马勒马（Julius Malema），到津巴布韦的争取民主变革运动主席（MDC）查米萨（Nelson Chamisa），南部非洲9个国家中有6个最主要反对党的领导人都是青年政治家。
（二）南部非洲青年反对派领袖正取代老一辈政治精英，一旦他们在选举中获胜，带来的政治影响可能会扩散至整个撒南非洲。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反对党领袖年龄都在30/40岁上下，博茨瓦纳反对派领导人杜马·博科（Duma Boko）今年刚满50岁，只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反对党最高权力掌握在50至70岁的老一派领导人手中。在非洲其他地区，少有类似的青年反对党领袖，乌干达政治家波比·韦恩（Bobi Wine）现年37岁，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位，他向媒体宣布将竞逐总统大位。
（三）青年反对派领袖既出现在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也会出现在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偏大的国家。同样，青年反对派领袖的崛起也并非城镇人口主导或农村人口占大多数所致。在南非，迈马内和马勒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该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6岁，6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而马拉维的奇利马（Saulos Chilima）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得票率位列第三，该国则以农业人口居多，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17岁。
（四）执政党内部等级森严，使得青年政治家更容易从反对党中脱颖而出。青年反对派领袖之所以在南部非洲国家群体性崛起，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反对党实力较弱且呈碎片化，而执政党普遍实力强且内部等级制特征明显。青年政治家为自己博取政治筹码，更倾向于在规模较小的反对党内实现快速跃升，而非在执政党内经历漫长等待才能获得晋升。此外，根据“自由之家”的评估，南部非洲国家相对非洲其他国家而言政治自由度更高，挑战政治现状的壁垒更少。
（五）南部非洲国家的反对党通常经历过权力交接或派系分裂，为青年政治家跻身高层创造了机会。马拉维、南非和赞比亚的反对党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多次权力更迭，例如齐勒辞任南非民主联盟领导人后，迈马内得以执掌该党大权。这与非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例如喀麦隆、科特迪瓦的反对派领导人年龄都在80岁左右，执掌反对党的时间长达30年之久，压制了年轻人的晋升。南部非洲国家的青年政治家有时会选择自立门户，例如马勒马辞任非国大青年联盟主席后创立经济自由斗士，再如十年前，莫桑比克的大卫·西芒戈（Daviz Simango）在45岁时选择脱离反对党民族抵抗运动（Renamo)。

图：南部非洲国家的青年反对派领袖

来源：CSIS《青年政治家崛起》评论文章

（六）越来越多的青年政治领袖在南部非洲国家脱颖而出，使得该地区的民主辩论、政党竞争更加激烈，而他们的成功又激励着非洲其他青年政治家们争相效仿。一些青年领袖抛出经济社会不平等之类的议题，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获得了更多选民支持，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分裂。有些国家的青年政治领袖已经对执政党形成真正的挑战，一旦成功当选，将对非洲其他国家的青年政治家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当前，非洲60%的人口年龄在24岁以下，为年轻一代参与政治并且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这无疑将为非洲的政治生态带来深刻的改变。

——根据CSIS非洲项目主任Judd Devermont评论文章《Youthful Politicians Come of Age》整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