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蓉、杨建军:纸币上的塞拉利昂史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时间:2021-09-08

2021年7月29日,是中国与塞拉利昂共和国建交50周年纪念日。

中非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为国人所知。地处西非的小国塞拉利昂历来与我国有着友好、互助的良好关系,是我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国和投票国之一。但国内民众对于塞拉利昂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在笔者进行的随机调查中,大多数人在问及塞拉利昂时,提及最多的两个词,一为钻石,源自于好莱坞明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 Caprio)主演的以塞拉利昂内战为背景的影片《血钻》;二为“埃博拉”病毒,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塞拉利昂为世界所关注。本文以塞拉利昂纸币上的图案、肖像为线索,简要介绍塞拉利昂历史及历史人物。

塞拉利昂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位于非洲西部,总面积7.2万平方公里,西临大西洋,北接几内亚,东南部接壤利比里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塞拉利昂共有18个民族,总人口780万,其中曼迪族(Mende)和蒂姆奈族(Temne)为最大的两个民族,各占全国人口的30%左右。6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30%的居民为基督教徒,其余则信奉原始的拜物教。塞拉利昂属热带季风气候,5-10月为雨季,11-4月为旱季,年平均气温26摄氏度。首都弗里敦(Freetown)终年碧树成荫、鲜花盛开,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山城。

塞拉利昂纸币名为“利昂(Leone)”,1964年8月正式发行、使用,分别有10000、5000、2000、1000四个面值,其正面印制的是最具塞拉利昂历史象征意义的图案和人物形象,他们的故事几近一部完整的塞拉利昂史。

古老、神秘的大棉树

10000利昂的纸币上所印图案是首都弗里敦市中心的巨大棉树(cotton tree)。它古老、神秘,笔直、壮硕的主干大概需要十几个人展开手臂合围;高度约30多米,超过了其周围所有的楼宇、建筑;枝桠交错、繁茂枝叶形成的树冠形似巨大的华盖,远远望去令人心生敬畏,神秘不已。

大棉树所在的位置耐人寻味,其东南面是塞拉利昂的政治中心塔山(Tower hill),顺着棉树前方干净、整洁的柏油路就可以直达总统府、国会大厦、国家选举委员会、外交部大楼……;东侧是该国最为庄严的司法机构——塞拉利昂高等法院;西侧则为国家博物馆和内战纪念馆;北面便是碧波荡漾的大西洋,殖民早期欧洲和塞拉利昂的最主要商贸港“吉米国王”贸易码头就在这里。

笔者遍查资料、询问当地人,没能获得古老棉树具体年龄的权威信息,但有资料显示该树已超过500年树龄。也有当地人说13世纪曼迪人最早进入该地区时,大棉树就在这里。几百年来它耸立在非洲西岸,虽历经风雨却依然遒劲挺拔,生机勃勃,犹如一位坚定、果敢、默默无语的勇士守护着塞拉利昂,成为国家主要历史的见证者。

考古显示,3000年前塞拉利昂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在唐克里里、凯内玛等地区均发现了人类居住的洞穴。1462年,葡萄牙航海者在大西洋西岸发现了这片形似卧狮的土地,称其为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葡萄牙语意为“狮子山”)。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等接踵而至,用欧洲商品与当地的土著交换象牙、蜂蜡、非洲红木等物品。

随着奴隶贸易的兴起,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建立起一种环大西洋三角贸易,即从欧洲装上酒、军火、棉织品、装饰品等货物,前往非洲与出售黑奴的部落交换奴隶;再把黑奴运往美洲种植园,换取那里的矿产和农产品,如蔗糖、棉花等;最后满载热带产品返回欧洲销售。完成一次三角贸易,奴隶贩子大概需要花费6个月时间,而利润可达100%到300%之巨。

塞拉利昂因其天然的地理位置成为殖民者在西非进行奴隶贸易的重要基地,1518年西班牙人首次将非洲奴隶从塞拉利昂海岸运往美国。在随后欧洲列强的争斗中,英国独霸了塞拉利昂,疯狂谋取暴利。据说大棉树下就是当时黑奴的集合地,殖民者将被掳的奴隶们集中于此进行拣选,然后再从棉树下出发,登上驶向美洲的奴隶船只。罪恶、血腥的奴隶贸易使西方殖民国家聚敛了巨额财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却对非洲造成了根源性的伤害和损失,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可耻的一页。

美国独立战争后,大量替英国参战而获得自由的贫苦黑人的安置问题成为殖民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英国慈善家、人道主义者葛兰维勒·夏普(Granville Sharp)对此提出了理想的理论设计:在西非建立“自由省”(Province of Freedom),将重获自由的奴隶安置在塞拉利昂,使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建立“被解放奴隶”(the liberated slaves)的乌托邦。首批400余名重获自由的黑奴从英国利物浦出发于,并于1787年5月10日在大棉树附近的海岸登陆,建立起定居点葛兰维勒镇(今天总统府附近);1792年3月28日,1200名黑奴从美国登船出发,也同样在大棉树附近的海岸登陆,重获自由的黑奴们在大棉树下祷告,感谢上帝赐予他们自由,并将登陆的这片土地命名为“自由镇”(Free town),即今天的首都弗里敦。

十九世纪初,废除黑奴贸易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法案获得通过,废奴运动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环大西洋贸易船只上解救出的无家可归的黑奴们被送往塞拉利昂重新开始生活。伴随着黑奴贸易的结束,让重获自由的非洲人回归本土的“重返非洲”运动也由此萌芽。1807年之后,约有6-7万名获释的奴隶被安置在塞拉利昂重新开始生活,弗里敦也因此获得了“奴隶天堂”的美誉。

随着人口的增加,弗里敦街头的公共建筑数量不断增加、商品繁多,在1814年至1824年间曾繁荣一时。大棉树下成为民众欢度节日、载歌载舞之地,一年一度的“弗里敦博览会”吸引了大量来自内陆和西非各国的商人、游客,各种体育赛事和宴会在此举行,弗里敦也被誉为“西非小巴黎”,是英国殖民者管理西非殖民地的行政中心。

1827年2月18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一所大学——“弗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在弗里敦成立。弗拉湾学院建立的初衷本是要在西非培养本土的基督教神职与传道人员,促进基督教在西非的传播,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综合性大学,是整个西非培训教师、医生和管理人员的中心,为西非培养了诸多政治、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如塞缪尔·阿贾·克劳瑟,爱德华·琼斯,乔治·克罗利·尼科尔,詹姆斯·阿弗雷·霍顿,詹姆斯·霍利·约翰逊等。弗拉湾学院在西非的思想启蒙、文化传播、社会价值观塑造、引领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西非的雅典”。在弗拉湾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非洲国家的青年才俊都慕名前来学习,青年学子们常常在大棉树集会、演讲、辩论时政、讨论学术……

在经历了150多年的屈辱殖民统治后,1961年4月27日,塞拉利昂正式宣告为独立的国家。独立之初,塞拉利昂对内强调团结、和解与稳定,执行维护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政策;国家领导人在大棉树下演讲、祈祷,誓言要带领塞拉利昂走向繁荣、富裕,然而现实与畅想的未来逐渐相背而驰。奴隶贸易、殖民统治遗留的根源性创伤;内部曼迪族与蒂姆奈族人的激烈政治争斗;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所带来的丰厚利益集中于少数权贵手中;政府无能、官员贪婪,独裁、腐败风气日甚一日;中心城市的繁荣与封闭落后的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村对城市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政客们口中描绘的国家蓝图一次又一次地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化为泡影。

矛盾激化,一触即发,1991年3月23日,福迪·桑科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RUF,简称“联阵”)发动叛乱,内战随即爆发。作为支持战争的最重要财源的钻石资源,成为这场战争的争夺目标,被称为“血腥钻石”,好莱坞电影《血钻》正是以此作为拍摄背景。交战双方强征大批青少年服役,将他们培养成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尤其是“联阵”(RUF)极为残忍,把无辜的平民当作施暴对象,动辄砍断人们的肢体,肆意摧残儿童、幼女,暴行罄竹难书。战争胶着持续11年之久,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异常复杂,军事政变频仍。

1992年,以斯特拉瑟(Valentine Strasser)上尉为首的一批年轻军官发动政变,成立“全国临时执政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总统莫莫(Momoh)流亡国外。1996年,“临执委”副主席比奥(Julius MaadaBio)发动政变,人民党卡巴(Kabbah)当选总统。1997年,科罗马(Paul Koroma)少校发动政变,组成了包括“联阵”在内的军政权,“联阵”进入弗里敦大肆烧杀抢掠,弗里敦阴霾密布、大棉树掩面哭泣,象征自由的弗里敦沦为“人间地狱”。纷乱、动荡的政局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利昂大幅度贬值,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在恐惧与苦难中。

1998年3月,以尼日利亚为首的西非经济共同体的维和部队推翻了军政权,总统卡巴重新执政。1999年7月,卡巴政府与“联阵”签署“洛美和平协定”,同年10月,联合国派出驻塞军事观察团(UNAMSIL)监督停战、执行和平协定。2000年4月,暴力与叛乱重起,“联阵”将数百名联合国观察员扣押为人质,举世震惊;因破坏和平协定桑科及多名“联阵”高官被捕。2002年1月,塞拉利昂终于迎来曙光,举行收缴武器焚毁仪式,宣告内战结束。长达11年之久的塞拉利昂内战造成5万人死亡,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大片农田荒芜,超过塞拉利昂三分之一的人口丧失家园。

战后,政府积极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集中精力重建经济,制定《减贫与增长临时战略文件》,大力争取外援和吸引外资,优先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业开发,2012年至2014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但苦难并未结束,2014年5月,塞拉利昂爆发埃博拉疫情,对社会发展冲击巨大,造成3955人死亡,继内战之后塞拉利昂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2016年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结束。塞拉利昂,这个“奴隶的天堂”、“西非的雅典”如同古老、神秘的大棉树,虽历经风暴,却依然倔强挺立、在苦难中艰难踟躇。

奴隶船上的起义英雄——圣贝


5000利昂纸币上的这位年轻人是塞拉利昂历史上著名的黑奴起义英雄圣贝·皮亚(Sengbe Pieh)。

圣贝生于1814年,曼迪族人。他身体健硕,依靠种植水稻养家糊口。被掳为奴时,圣贝已经和妻子生育了3个儿子。1839年的一天,圣贝正在自己的田地里劳作,不幸被猎奴者捕获绑架。他和其他被掳的黑奴约200人在塞拉利昂南部海岸被押上奴隶船运往美洲。3个月后,运奴船到达古巴的哈瓦纳,两位葡萄牙种植园主买下了包括圣贝在内的49名奴隶,把他们带上“阿米斯塔德”号(Amistad)帆船,欲送往美国南部种植园再次售卖。

航行途中,由于无法忍受船员和蓄奴者的残忍虐待,圣贝带领船上的奴隶们揭竿起义。杀死了船长和几名蓄奴者后,圣贝接管了阿米斯塔德号,他命令帆船驶向非洲,返回塞拉利昂,船上掌舵的二副虽表面顺从,却在夜间悄悄改变航向,将帆船转向西北方向航行。经历两个月的海上颠簸后,“阿米斯塔德”号在纽约长岛附近靠岸。美国方面扣押了船只,羁押了圣贝和其余幸存的黑奴,指控他们犯有谋杀罪。在最后的抵抗失败后,圣贝悲愤地对他的同胞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在痛苦中挣扎。我们只有死的机会,却没有自由的机会”。被羁押后的圣贝通过翻译讲述了其被俘、卖为奴隶、遭受虐待、被迫在阿米斯塔德号上反抗以获取自由的一系列经历,博得了同情。当时的《纽约太阳报》评论道:“如果他生活在希腊或罗马时代,因为其不退缩、不惧怕的勇气,他的名字会被后人传颂”。尽管圣贝和同伴们被控犯有谋杀罪,但基于其被非法抓获、被迫为奴的事实,法院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公正裁决,圣贝和同伴们重获自由。其后在美国曼迪族黑人和慈善团体的帮助下,圣贝与幸存的同伴及数名志愿赴塞拉利昂传教的神职人员于1842年1月乘“绅士号”帆船回到塞拉利昂。

作为黑奴起义的英雄,圣贝的名字被塞拉利昂人民代代传颂。弗里敦最大的工艺品市场(Big market)的外墙上绘有他的巨幅画像。圣贝的经历也成为非洲人民反抗罪恶黑奴贸易的经典故事而广为流传。

抗击殖民暴政的民族英雄——拜伊·布里赫

1000利昂上的这位白须长者名叫拜伊·布里赫(Bai Bureh),1840年出生于塞拉利昂北部的卡西地区,他的父亲既是一位穆斯林神职人员,也是蒂姆奈族的一位重要首领。布里赫青年时期被父亲送到彭登布(Gbendembu)的一个小村子里接受军事训练,成长为一名英勇的蒂姆奈族勇士。回到家乡后,布里赫成为卡西地区蒂姆奈族酋长,充分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勇敢无畏的勇士特质。他连续几次击败敌对部落,征服了许多村庄,获得了“凯巴莱”(Kebalai)的绰号,意为“永不厌倦战争的人”。1882年,布里赫帮助苏苏人(Soso)击败了入侵的法属几内亚人,保护了苏苏人的领地。意气风发、势不可敌的“凯巴莱”渐渐成为塞拉利昂北部地区最强大、勇猛的酋长,声名远扬。

塞拉利昂沿海地区在1808年就被英国宣布为其殖民地,但内陆地区却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酋长统治方式。1886年,布里赫成为塞拉利昂北部地区的大酋长。作为一名尊崇非洲传统价值观的地方统治者,他始终不愿同居住在弗里敦的英国人合作,拒绝与英国殖民者签订和平条约,布里赫坚持认为英国人应该回英国,由塞拉利昂人自己解决本国的问题。

1896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正式将塞拉利昂内陆地区划为英国保护地,欲铺设铁路、开发内陆、掠夺其丰富资源。此事之前并未同内陆的酋长们磋商,宣布保护地的公告也仅在殖民地范围内发布。当时沿海殖民地人口约有7.3万,而内陆保护地的人口则近100万,需要派出大批行政人员和警察实施殖民管辖。时任塞拉利昂总督的弗雷德·卡迪尤在向英国政府申请增加管理经费无果的情况下,为给殖民管理的开支买单,遂下令保护地居民于1898年1月1日起必须根据其住房面积支付税款,因当时塞拉利昂内陆百姓多居住于茅草搭建的房屋,故称“茅屋税”(Hut tax)。“茅屋税”不仅侵犯了塞拉利昂人民的主权,而且其征收的税额往往高于房屋本身的价值,如四居室小屋的主人每年需缴纳十先令,面积较小的屋主则需缴纳五先令,甚至无人居住的房屋也要缴税,引发内陆人民的愤怒。鉴于“茅屋税”带来的沉重负担,24名土著酋长联合向殖民政府递交请愿书,阐释“茅屋税”是对部落民族主权的侵犯,会对塞拉利昂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但请愿无济于事,殖民者依然蛮横地强迫人民交税。

布里赫拒绝缴纳税款,并对英国人的多次警告不予理睬。为消除麻烦、震慑拒绝“茅屋税”的民族,殖民者对布里赫发出逮捕令。在几位有威望的土著酋长的共同支持下,布里赫带领蒂姆奈人向英国宣战,史称“茅屋税起义”。起义初期,布里赫的军队占据较大优势,他们熟知内陆的丛林、地形,灵活地开展游击战,连续挫败英军的进攻。起义军的勇猛使英国殖民者意识到短时间内难以迅速镇压起义,于是改变战术,烧毁整个村庄,农田和牧场。英军的“焦土战略”令起义军的供给异常艰难,威胁到蒂姆奈人的生存,较大程度地挫伤了布里赫的战争努力。为了挽救他的人民免受更多的财产损失、保住家园,布里赫最终放弃了战斗,于1898年11月11日投降。布里赫被捕后,被流放到黄金海岸(现为加纳)。1905年获得赦免返回塞拉利昂,并恢复酋长身份。3年后,骁勇的布里赫酋长离世。


被捕后的布里赫

“茅屋税起义”是塞拉利昂人民反抗殖民统治最伟大的战争,体现了塞拉利昂人民热爱国家,不畏暴政的勇敢气概。许多塞拉利昂人认为拜伊·布里赫是该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在他的家乡有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足球俱乐部——布里赫勇士队。

泛非主义先驱、西非工会之父——华莱士

2000利昂上的人物肖像是杰出的泛非主义先驱、西非工会之父,政治家、活动家——华莱士·约翰逊(Wallace Johnson)。他毕生致力于结束塞拉利昂殖民统治、为西非民众争取合法权益的事业,有学者认为华莱士是先于加纳国父恩克鲁玛在西非倡导社会主义的第一人。

工业革命后,英国殖民者在西非修建电路、开采矿业,疯狂掠夺当地原材料。塞拉利昂劳动工人生活贫苦,工作环境危险,卫生条件恶劣,每天长时间劳动,却收入微薄,饱受压榨,苦不堪言。1930年前后塞拉利昂多次爆发工人反抗活动,但因缺乏有力的组织和领导而屡被殖民政府镇压,直至华莱士·约翰逊和其领导的西非青年联盟的出现。

华莱士1895年出生于塞拉利昂一个贫穷的克里奥人家庭,早年在卫理公会学校接受教育,在校时期就显示出雄辩的口才、卓越的组织和活动才能。他曾受雇于海关、弗里敦市议会等多个部门,但却屡因组织雇员争取权益罢工而遭解雇。为争取黑人兄弟的合法权益,他不断奔走,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国际黑人工会会议,并主编致力于团结世界各地的黑人工人的杂志——《黑人工人》。1932-1933年间,华莱士前往莫斯科人民大学学习,与后来领导肯尼亚独立、当选首位总统的乔莫·肯雅塔成为室友。华莱士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常常赞美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表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蔑视。从苏联回到非洲后,华莱士在西非建立了许多政治组织,帮助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和尼日利亚组建起西非最早的工会组织,呼吁非洲人团结起来,由非洲国家自己决定本国的事务,增进非洲国家的福祉……

1934年,为支持西非工人运动、捍卫工人权利,华莱士在黄金海岸建立了西非青年联盟。1938年,他带着大量的共产主义文学作品回到塞拉利昂,并着手组建起西非青联塞拉利昂分部,旨在团结、动员人民,争取国家财富的公平分配,结束塞拉利昂的殖民统治。“青联”向所有塞拉利昂人开放,号召青年人参与社会行动、担负起公民责任,在其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员就已超过3万。在华莱士的领导下,青联广发言论抨击殖民政权、批评外国公司对工人的压榨和不公待遇;创立《非洲标准报》为工人发声、提请诉求;组建了一系列工会组织,如海员工会、公共工程工会、耶格马钻石矿工会等;组织群众集会,为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开展罢工与集体谈判行动;呼吁在立法委员会中增加本土代表,实行成人普选制,提高塞拉利昂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妇女的公民地位;培育了卓越的政治生力军,例如弗里敦第一位女市长卡明斯·约翰逊夫人(Cummings John)。

二战爆发后,殖民政府以威胁安全的名义逮捕华莱士。1944年获释后,他重返政治活动,为塞拉利昂的独立奔走呼告。1960年在伦敦举行的独立谈判期间,华莱士担任塞拉利昂的谈判代表。华莱士和青联的活动体现了塞拉利昂人民不甘心被殖民奴役的反抗精神,有效地挑战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对结束殖民统治、赢得独立起到了促进作用。1965年5月,华莱士因车祸在加纳去世。

文 | 胡蓉 杨建军
赣南师范大学塞拉利昂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 Joe A. D Alie, A New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Published by Sulaiman International, 2016.
[2] John Peterson, Provin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1787-1870.Published by Faber limited, 1969.
[3] C. Magbaily Fy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ierra Leone, new edition,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inc. 2005.
[4] Daniel J. Paracka, The Athens of West Africa. Published by Routledge 29 West 35th Street New York, 2003.
[5] 理查德·韦斯特,《回到非洲去: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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