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新冠病毒:追责还是溯源?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1-09-03

引言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病毒迅速向全球蔓延,给各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武汉作为疫情的首发地,对突如其来的不明肺炎病例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并积极配合世卫组织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工作。世卫组织作为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对流行病防治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从世卫组织的疫情溯源工作出发,探讨其在世界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工作中的作用与阻碍。从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发布的病毒溯源第二阶段工作计划来看,关于病毒溯源的科学问题与各国政治利益博弈息息相关。此外,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在新冠溯源上的一贯态度,即不应将科学问题政治化。病毒追溯是为了更好地防治病毒和控制疫情,而非国家私利。

一、科学问题还是政治诉求:全球新冠溯源工作的展开

1.1 奠定基础:第一阶段溯源的中国部分

自不明肺炎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当局及时上报世卫组织并努力做好本国疫情的防治工作。世卫组织也及时采取行动,于当地时间2020年1月30日晚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月10,日世卫组织牵头成立的新型冠状病毒国际专家组先遣队抵达中国,与中方人员共同“抗疫”。

关于新冠溯源问题,世卫组织各成员国与2020年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WHA73.1号决议,指出需要“查找这一病毒的动物源头”。同年7月,世卫组织向中国派出小型团队,筹划由中国和国际独立科学家联合开展研究事宜。1月14日,世卫组织派出的国际专家组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共同开展为期28天的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调查期间,联合专家组共同研究了大量的疫情相关数据资料,现场考察了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在内的9家单位,与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及商户、社区工作者、康复患者、牺牲医务人员家属、居民等进行广泛交流,并于3月30日公布联合调查的研究成果。

研究结果显示,最早发现传染病的地点并不一定是传染病的源头。在华南海鲜市场以外,很可能还有未被发现和采样的传播链存在。此外,专家组关于病毒溯源还提出了四种假说并赋予相应的可能性,分别是:人畜共患(可能或比较可能)、中间宿主(比较可能或非常可能)、冷链/食品链(可能)以及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在公布联合调查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开展SARS-CoV-2溯源研究,要求提供更多数据,并重申不排除任何假设。

本次联合调查的结果有力地印证了WHA73.1号决议中“查找这一病毒的动物源头”的需要,也为后续进一步新冠病毒的全球溯源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背景下,针对中国地区的病毒溯源工作理应应告一段落。同时,随着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世界其他地区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就存在新冠病毒的痕迹,世卫组织理应在这次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在全球更大范围内开展溯源工作,而非“紧盯”中国。但遗憾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坚称“实验室泄露阴谋论”。即使第一阶段溯源报告已经表示病毒极不可能源于实验室泄露,它们仍对世卫组织的调查结果表示质疑并要求针对中国的二次溯源。

1.2推倒重来:政治阴影下的第二阶段溯源

世卫组织似乎并没有顶住来自某些国家的压力。2021年7月15日,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讲话时一改此前的中立立场,表示已经开展第二阶段的调查研究并要求中国保持透明、开放和合作。他提出,“尤其针对在疫情初期的原始数据,中国‘并未分享这些信息’。”言下之意有两点:其一,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将会把实验室泄露假设作为研究重点。其二,由于在第一阶段溯源过程中中国未公布疫情初期的原始数据,这使得第一阶段溯源结果可能存在问题。

对此,中国于7月22日表示不会接受世卫组织提出的针对中国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并批驳了世卫组织针对中国第二阶段溯源的无理要求。首先,针对在西方国家甚嚣尘上的“实验室泄露论”,中方表示作为生物安全等级、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原泄露和人员感染事故。在第一阶段溯源时,世卫专家组亲自到武汉病毒所进行实地考察,也得出病毒由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结论。然而,第二阶段溯源工作仍将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很难不让中国怀疑其进行二次溯源的真正用意。其次,不公开疫情初期的原始数据是出于保护患者隐私的需要,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得到了国外专家的理解。另外,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是由世卫组织秘书处单方面提出的,并未经得成员国一致同意,因此中方有权拒绝。

最后,中方倡导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延伸,以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得出明确结论的,不应再重复开展。各国应将新冠病毒溯源看作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推动其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

中国对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的明确拒绝产生了持续影响。截至8月2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1.3 小结

从两阶段的病毒溯源工作反映了科学研究与政治利益的博弈。大型流行病后的溯源工作,可有效避免病情的进一步扩散。但在已取得公认研究成果的环节进行重复溯源,也会造成世卫组织公共资源的浪费,并阻碍全球其他地区溯源工作的有效展开。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是笼罩在政治阴影下的。

那么,世卫组织为何在完成全球溯源中国部分的工作后推翻已有结论重新来过?它在新冠病毒全球溯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又遇到了哪些压力?

二、认知共同体的理想与现实:世界卫生组织

2.1 全球卫生治理的认知共同体

贝克曾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当今社会已从传统的政治系统向科学—技术—经济现代化的亚政治系统转变。所谓“亚政治”,是指脱离和超越“政府—国家”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它通过改变政治活动的规则和边界建立起政治自由,自下而上进行政治实践。“亚政治”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因此,传统政府、专家狭隘地闭门磋商、暗箱操作必须转化为非政府组织(NGOs)、公众以及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对话。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关系领域也称之为“认知共同体”,这是由特定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和专家网络构成,基于共有知识提出专家意见来参与到全球问题跨国治理的非国家行为体。

世卫组织便是亚政治系统认知共同体的代表之一。它凝聚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专业权威,协调全球卫生治理的国际合作,致力于帮助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世卫组织积极致力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期成为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薄弱环节的“补位者”以及全球抗疫规范和技术的 “提供者”。在理想状态下,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认知共同体的世卫组织应脱离于各国政府的政治诉求,聚焦于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但达成这样的理想状态需要两点前提:其一,充足稳定的经费是世卫组织持续开展活动的必要基础;其二,正如上文所提,成员国需要打开自己的政治边界,给予世卫组织充分支持。

2.2世卫组织的现实挑战

世卫组织的经费来源由两部分构成,即各成员国缴纳的会费(根据成员国GDP和人口计算,采用双年度预算制度)和自愿捐款。实际上,世卫组织预算中只有不到20%是来自会员国的“评定会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较为灵活;80%以上则来自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的自愿捐款,这些自愿捐款通常被严格指定用于具体方案。这种资金来源结构意味着世卫组织对其资金的使用方式没有太多自由裁量权。对自主捐款的过分依赖并不利于多边治理,反而将国际组织的权威分散到捐助国手中。2021年5月25日,世卫组织应急专家迈克·瑞恩对各国卫生部长表示,世卫组织正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这已经阻碍该机构运作。经费问题已成为世卫组织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

在2018年至2019年度世卫组织实际资金来源中,美国排名第一,占比约为14.7%。在2020至2021年度会费分摊比例中美国承担会费比例进一步达到22%,即2.37亿美元,是世卫组织经费最重要的来源。但是,2020年7月7日特朗普政府因不满世卫组织对新冠疫情的应对而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无疑使世卫组织的经费难题雪上加霜。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又宣布美国将重返世卫组织,但具体安排并未公布。当资金受制于人,世卫组织本身的独立性很难不受到影响。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何谭德塞一反往常,坚持推行“实验室泄露为研究重点”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s://www.sohu.com/a/388897177_161795

再者,国际干预和国家利益的平衡也是值得世卫组织思考的重要问题。世卫组织进行国际干预的职权能否发挥,取决于各成员国的广泛支持。如果成员国频繁使用“退会”借口威胁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全球卫生治理工作也就无法开展。同样,世卫组织如果保持政治中立,其国际干预也不会损害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回看中美两国争论不断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同样也是国际干预与两国国家利益的矛盾。世卫组织进行的病毒溯源作为国际干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疫情防控;第一阶段溯源工作秉持全球视角,坚持科学导向,符合中国立场,因此中国积极配合;而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否定第一阶段的成果,推行美方主张的“武汉实验室泄露论”,有违中国国际声誉,因此遭到中方拒绝。

三、一个强有力的世卫组织

在应对跨国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上,国家的支持与合作决心以及对公共卫生体系的长期投入是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机制有效性的根本保证。世卫组织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具体体现为及时将新冠疫情调整为“突发卫生事件”,通过COVAX、AVAT等多途径为全球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工具以及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共同呼吁投资500亿美元助力全球复苏等。

同时,融资和治理问题也严重制约着世界卫生组织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如何保证资金链正常运转和自身治理行动有力性成为世卫组织改革无法逃避的问题。在资金方面,2020年5月27日成立的世卫组织基金会将帮助世卫组织筹集资金应对最紧迫的全球卫生挑战,扩大组织筹资基础,减少对少数大捐助方的依赖。在治理有效性方面,专业权威和自身中立是世卫组织治理举措能够服众的重要前提。本次新冠溯源工作也体现了世卫组织“技术自决”的重要性。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的夭折使得全球统一的溯源工作受阻,各国独立研究成为溯源工作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