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2日下午，“中国经济外交夏季分析会（总第11期）：美国经济制裁与中国国家安全”通过视频会议方式顺利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学跨学科交叉平台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武汉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

会议伊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李巍作引导发言。他代表项目组对2021年夏季（4-6月）中国经济外交及相关重大事件进行了梳理，并向与会老师阐述了本次会议的意义：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华经济制裁有增无减，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希望本次研讨能够有助于把握美国经济制裁的基本规律，研判我应对之策。

上半场会议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玉环主持。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阮建平教授总结了拜登对外制裁政策调整的四个方面：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加强与盟友的协调、从出口管制向人权领域的扩展、调整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制裁法案，尽可能减少对外制裁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成本。就中国而言，阮建平指出，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拜登政府以打击海外腐败和保护人权问题为由对中国企业、人员和行业的针对性制裁，以及构建科技民主联盟并推动中美金融脱钩等领域的动向。针对这些风险，中国应当从加强自主科技创新、加速对外开放、推动国际支付体系多样化和反外国制裁等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矜婷从《创新与竞争法案》入手预判了美国经济制裁的发展趋势。邓矜婷指出，法案新增了知识产权盗窃清单以及与中国政府补贴有关的清单，法案中部分内容间接与制裁相关；此外，法案中也明确列出了与经济制裁相关的一系列条款，并列出了具体的经济制裁措施。就此，邓矜婷指出中国应当密切关注这一法案的立法进程，运用美国国内力量积极参与并影响法案的制定。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孔繁颖以美国232钢铝关税为案例，利用定量方法，分享了其关于报复性关税研究的三个发现。其一，报复性关税会提高豁免通过率；其二，与美国关系越好的国家，实施报复性关税越有利于提高本国企业获得豁免的概率；第三，报复关税金额的大小与本国企业的豁免概率并无显著的正向关系。故此，中国利用报复性关税难以显著减轻在美企业的关税负担，若美欧就钢铝关税达成谅解，钢铝关税或将成为拜登政府“小院高墙、精准打击”战略的又一实施领域。

下半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资博士后刘露馨主持。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杜涛教授对《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从法律依据而言，在国际法层面，该法的实施应当注意尽量遵守国际法，否则会给国外敌对势力落下口实；其次，在国内法层面，应当落实一系列配套法规，比如中国缺少一部综合性《紧急状态法》，难以在宪法和《反外国制裁法》之间架设一个合法连结纽带；再比如，《反外国制裁法》中所规定的反制措施都需要与《行政强制法》、《海关法》《对外贸易法》《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等法律法规进行配合，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最后，应当尽快成立一个专门性主管机构负责反制裁措施的落实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刘建伟副教授对欧盟参与美国制裁的动因进行了讨论。刘建伟在对制裁进行明确定义后，以欧盟制裁的经济成本、国际道义、美国制裁的承诺可信性以及美欧关系四个变量来解释欧盟配合美国经济制裁的逻辑机制。在美国制裁可信度高且美欧关系好、经济成本低且美欧关系好、经济成本低且承诺可信度高这三种组合中，欧盟参与美国制裁的可能性最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方炯升博士主要阐释了目前中国经济反制外交行为的四重张力。方炯升认为这四重张力体现为：经济反制和经济制裁之间的张力；表达性效果和工具性效果之间的张力；斗争和合作之间张力以及外交创新和外交革命之间的张力。方炯升指出，随着国际秩序演变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变迁，中国保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临的压力增大，经济反制将成为中国外交一种全新的手段和方式，并存在着运用频率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

在会议自由讨论环节中，各位嘉宾就利用国内市场力量、减轻对美元支付依赖等反制措施的政策效果，并围绕孟晚舟事件以及在美中企如何运用司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长臂管辖”的概念界定以及定量研究的具体操作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最后，李巍对本次会议进行简要总结，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学科间对话，并对两位法学界老师的到来尤其表示感谢，希望能够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壮大经济制裁的研究力量。随后，李巍也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学跨学科交叉平台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国家安全学已经正式成为一级学科，经济安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日益频繁的经济制裁行径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因此，我们要努力把经济制裁的研究纳入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中去，厘清经济制裁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撰稿：赵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