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楠:尼日利亚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时间:2021-06-23

据统计,目前在非洲的华人总数已经超过100万。尼日利亚在非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该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也已达到约10~20万人,是西部非洲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由于尼日利亚华侨华人流动性较强,且较多人未到使领馆登记,所以华侨华人数量主要依靠使领馆和当地侨领在统计基础上的估算——10万人是较为保守的人数估计,亦有不少人认为在尼华人数量可达20万人。笔者基于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尼日利亚当地报纸,以及笔者近年来对在尼华侨华人的深度口述史访谈,分析了尼日利亚华侨华人60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现状。


一、20世纪中期沪港企业家赴尼创业

相较于南部非洲诸国,华侨华人在尼日利亚的历史相对较短,大约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与南非早期华人以契约华工和中小商贩为主不同,尼日利亚早期华人多数为在当地投资设厂进行制造业生产的企业家。由于自身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这批在尼日利亚开拓创业的华侨华人在当地有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尊重,其移民轨迹和投资历程值得研究,也是早期赴非中国企业家移民的典型代表。

香港企业家与尼日利亚的经贸联系

香港企业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与当时仍属于英属西非的尼日利亚建立起了紧密的经贸联系。他们几乎全部出生于江浙沪等大陆沿海地区,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开办纺织、搪瓷和其他轻工业工厂。在50年代初陆续把工厂迁往香港后,这批大陆企业家既享受了香港制造业腾飞带来的工业繁荣,也为香港的快速工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时在香港主要从事纺织品和搪瓷制品的生产,如査济民在荃湾建立的中国染厂、董之英的益丰搪瓷厂、李关第的华昌搪瓷厂和陈兆民的远东搪瓷厂等。而这两大香港制造行业在当时都已经与非洲建立起了十分紧密的商贸联系,后者在5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这两类香港产品重要的出口市场。以搪瓷产品为例,香港搪瓷制造业在从英国贸易公司处获知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消费者对搪瓷器皿的巨大需求后,迅速调整产品造型和生产线以满足后者的市场需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搪瓷业所生产的所有搪瓷器皿中有超过一半乃至三分之二都以非洲为出口市场。同时,香港纺织工业在遭遇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政策后也迫切希望开拓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整个非洲市场。

尼日利亚工业化政策对香港企业家的影响

尼日利亚政府在独立前后对工业发展的渴望及其相匹配的工业化政策,使得原本单纯的尼港进出口贸易关系发生变化,同时也为香港企业家赴尼投资提供了外部动因。二战后,尼日利亚在经过国内各阶层的一系列反殖抗争后,逐渐赢得了政治自治,并最终在1960年脱离英国实现独立。在赢得政治独立后,尼日利亚中央和各大区政府都迫切希望能够进一步实现经济独立,摆脱对前殖民宗主国英国的经济依赖,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就成了当时尼日利亚政治精英共同认可的国家政策。例如,来自东部大区的首任尼日利亚总统阿齐克韦博士(Dr. Nnamdi Azikiwie)、来自西部大区的工业促进委员会主席索沃勒酋长(ChiefSowole)和来自北部大区的政治精英都强调工业化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收入的重要性。

尼日利亚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工业化政策,以高度开放的姿态欢迎外国企业家来尼投资。例如,尼日利亚自治政府在1952年通过的《收入税条例》规定,海外投资者将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并可减少应纳税款,从而可以把减免的税收成本投入工业再生产;又如,同年通过的《先驱工业援助条例》决定给予包括搪瓷业和纺织业在内的绝大部分制造业工厂高达5年的公司税减免;尼政府在1957年还进一步通过《工业发展条例》对制造业工厂需要进口的相关原材料实行免税待遇以降低本国制造业的成本。在这些工业激励政策之外,尼日利亚政府还向世界各国广泛派遣经济代表团宣讲尼日利亚的工业潜力,积极招商引资。

一方面,以上高度优惠的工业化政策对外国企业家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尼日利亚政府进口替代性质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对那些依赖尼日利亚市场的外国制造业工厂形成了巨大压力。尼日利亚政府对于本国新生的脆弱制造业企业实行了全面的关税保护,一旦某一工业产品已经可以由本国工厂生产,政府就立即提高关税乃至禁止进口以消除外部产品的竞争。香港的主要产业搪瓷业和纺织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遭遇尼日利亚政府的关税壁垒,对尼出口额和整体出口额都日渐萎缩,甚至1965年香港纺织品还遭到尼日利亚政府的全面禁止进口令。

因此,在尼日利亚政府吸引外资优惠政策和保护本国工业政策的双重影响之下,香港企业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战略,探寻赴尼投资设厂的可能性。1960-1962年,他们跟随香港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赴尼考察,实地了解了尼日利亚巨大的工业潜力和尼政府对外资高度友善的工业化政策。这两次考察经历在香港企业家中受到了高度重视,同时也坚定了他们赴尼投资设厂的决心。

离港赴尼:香港企业家赴尼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华人企业家纷纷赴尼投资,在当地主要城市兴建搪瓷厂和纺织厂。以搪瓷业为例,董之英于1960年在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拉各斯与英国贸易公司John Holt合作兴建尼日利亚搪瓷厂(Nigerian Enamelware Co.),陈兆民于1963年在拉各斯创立华亨搪瓷厂(West Africa Household Utilities Mfg. CO. LTD),李关第和李文龙父子于1964年在东部城市哈克特港创立东部搪瓷厂(Eastern Enamelware Co.)以及几年后在北部城市卡诺建立光大搪瓷厂(Grand Industries Co.),董纪勋于1968年在拉各斯创立通用搪瓷厂(Universal [Nigeria] Ltd.,),另外还有60年代中后期李家昶在拉各斯兴建的环球钢铁厂(Universal Steel Co.)和张恩源在奥尼查的搪瓷厂。在纺织业方面,査济民于1964年在当时的北部大区政治中心卡杜那(Kaduna)建立了尼日利亚联合纺织厂(United Nigeria TextileLtd.),而该厂则在此后几十年中成为尼日利亚乃至整个西非最大的纺织厂;同时,李家昶和董纪勋也于1970年前后在拉各斯建立了自己的纺织工厂。

在尼日利亚政府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大力支持和保护之下,这些华人企业家凭借自身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与艰苦奋斗很快在当地站稳了脚跟,不仅在搪瓷和纺织领域独占鳌头,更是逐步将生产领域扩展到钢铁、制鞋、纸箱、塑料袋和建筑材料等多个行业,成为尼日利亚独立后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20世纪60-80年代华侨华人企业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在尼日利亚投资设厂后,这一批华侨华人企业家不仅仅只看重眼前的短期经济利润,更放眼长远在当地长期扎根,通过企业自身的稳定发展、雇佣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品类型的本土化对尼日利亚本地经济、民生和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移民企业的稳定发展

以査济民为代表的企业家在抵尼后的几十年中深耕尼日利亚本土制造业市场,凭借自身的发展眼光与奋斗精神在尼日利亚不利的经济环境中一枝独秀,逐渐成为多个制造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以査氏纺织集团为例,査济民的尼日利亚联合纺织厂在1965年新年正式投产时还仅仅是一家只拥有850名尼日利亚工人、70名中国工程师和3000万码印花布年产量的彩色印染厂。在随后的几年中,査氏纺织集团在1967年收购了当时以纺纱织布为主但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的扎姆法拉纺织工业公司(ZamfaraTextile Industry Limited),成功地把自身打造成集纺纱、织布、染色、印花为一体的大型纵向一体化纺织集团。集团税前利润也从1966年的79.7万英镑激增到1970年的378.3万英镑,员工数量从初建的850人增加到1970年的4600人,印花布产量从3000万码增加到1亿码,而胚布产量也从零增加到5500万码。然而,纺织业很快就遭遇到了尼日利亚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的经济寒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石油资源的发现和大规模开采使得刚刚经历了内战摧残的尼日利亚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繁荣,但是这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也让政府改变了此前对制造业的全方位支持政策。由于日益减少的政府直接政策支持、水电等基础设施的落后、政府对农业生产忽视而导致的日益萎缩的棉花产量、把控不严的非法纺织品进口以及此前关税保护下纺织工业不思进取的落后生产技术和设备,尼日利亚纺织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了长达30余年的螺旋式衰落历程,大部分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裁员、减产乃至关停倒闭的浪潮中。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经济环境中,査式纺织集团却凭借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谐的劳资关系和持续不断地斥巨资从西欧学习和引进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和设备,实现了逆势扩张。除了在尼日利亚各地兴建新的分厂之外,査氏纺织集团成为第一个年营业额超过10亿奈拉(约合当年1.08-1.24亿美元)的尼日利亚纺织制造企业,其雇员人数也从1970年的4600人进一步增长到1992年的10442人,一举成为尼日利亚全国规模最大、雇佣人数最多的纺织集团。另外,华人企业家在搪瓷、钢铁、纸箱、塑料袋、拖鞋等制造业领域也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华人企业与当地的和谐关系

早期华人企业家在企业自身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也为当地人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并维系了长时间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在尼日利亚工业化高歌猛进的六七十年代,产业工人尤其是纺织工人成为广大尼日利亚年轻人心中收入高且稳定性强的理想职业,吸引着大量受过职业教育的学生和未受教育的周边农民涌向该国的工业重镇拉各斯、卡杜那和卡诺。

由于其相对完善的管理机制、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可持续的发展轨迹,以査氏纺织集团为代表的华人工厂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为当地工人提供了稳定且相对可观的工资收入、充足的职业教育机会、较为完善的福利体系和相当程度的向上流动性,因此赢得了当地工人长期的信赖。相比于尼日利亚本土企业家开设的工厂,华人工厂在尼日利亚经济出现困难的80年代仍能维持不错的发展态势,工资发放更为及时,福利待遇也相对较高,所以较能赢得当地工人青睐。例如,查氏集团在尼日利亚的纺织厂为当地员工建立了图书馆、足球场、健身俱乐部、酒吧、室内棋牌室等一系列文化娱乐设施,并组织员工进行例行的年度足球赛事,甚至还出资组建了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参与尼日利亚足球联赛,成为尼日利亚著名球星、为尼日利亚打入世界杯首球的拉希德·耶基尼(Rashidi Yekini)最早起步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此外,早期香港企业家虽然从最早的搪瓷和纺织行业不断向钢铁、制鞋、纸箱、塑料袋和建筑材料等行业拓展,但始终只涉及上游制造业,极少涉足中下游的批发零售领域,因此维持了与当地商人的良好关系。李氏集团、查氏集团、董氏集团、华亨集团等在尼华人大企业都与其尼日利亚大小经销商保持着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伙伴关系,相互之间信任程度很高,这也为华人在当地赢得了较好的口碑、树立了上佳的形象。

华人企业产品的本土化

华人工厂在尼日利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其工业化努力和经济发展,也不只局限于其雇佣的周边数万工人;事实上,华人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走进了当地亿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进一步将自身融入了当地的传统文化习俗中去。

华人搪瓷工厂所生产的搪瓷制品就是华侨华人在尼文化影响力的典型体现。20世纪初,从欧洲进口的搪瓷制品由于价格因素并未能够撼动土陶和葫芦等传统家用容器的市场地位。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移民搪瓷工厂在当地的建立和搪瓷价格的迅速下降,搪瓷本身坚固耐用、干净卫生、美观大方的特征也愈发受到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广大西非消费者的欣赏和喜爱,这使得搪瓷逐渐取代本土传统家用容器并占据了市场的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移民工厂制造的搪瓷制品几乎完全继承了传统尼日利亚容器所承载的意义并且深深融入到当地豪萨人的婚姻和文化习俗之中,成为当地豪萨族女性结婚、生育、节庆和嫁女等各种场合中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例如,在搪瓷刚刚开始普及的60年代初,如果尼日利亚北部一个村庄的父母能够在女儿的婚礼上为她置办几件搪瓷制品,这个消息就会迅速传遍整个村庄并引起村民的围观,而这位新娘也会因此被当地人在豪萨语中称为Yar Gata,也就是“富家女”的意思。搪瓷从工厂流水线走出的家庭日用品变成了饱含符号意义的当地文化传统,而这实际上也是华人企业搪瓷制品能够在尼日利亚中北部称霸家用容器市场数十年的深层次文化因素。早期华人企业家这种将经济生产与文化融合相结合的方式十分值得当下的中国企业学习与借鉴。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移民的出现及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尼日利亚和中国分别在不同背景下开启了各自的改革开放进程。一方面,受困于80年代石油价格持续下跌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尼日利亚政府在80年代中期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通过降低关税、减少政府对制造业的保护和开放国内市场来提升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尼日利亚1995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将完全的贸易自由化提到了议事日程。而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此后的外贸体制改革和西方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更是为中国商品和商人走出去寻找新兴市场提供了动因。因此,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陆移民不断涌入尼日利亚寻找商机,使得此后30余年尼日利亚华侨华人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赴尼大陆移民的类别

改革开放后前往尼日利亚的大陆移民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八九十年代出国热潮背景下通过私人关系或移民中介前往尼日利亚的移民,基本都来自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例如,改革开放后较早前往尼日利亚的大陆移民胡介国就是依靠其个人的海外亲属关系而移民的。胡介国的父亲早年追随査氏集团创始人査济民前往尼日利亚投资设厂并担任査的英文翻译,随后在70年代初为中尼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胡父于1978年申请其子胡介国来尼团聚获得批准,使得当时尚在上海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的胡介国得以离沪赴尼,并最终成为尼日利亚大陆移民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除了这种直系亲属关系之外,其他赴尼的大陆移民亦大多通过与在尼的香港企业家或工程师的亲友关系而前往尼日利亚工作;另外一些华人则是通过移民中介前往尼日利亚。除了为香港企业家的工厂工作之外,他们多数在餐饮、宾馆、超市、旅游服务和KTV等行业工作。

第二大类大陆移民包括国营贸易公司的驻尼代表和江浙沿海的个体商人,他们主要出于开拓海外市场的经济目的前往尼日利亚,对于中尼经济关系和尼日利亚华侨华人构成有着更为关键性的影响。在90年代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前,多数中国商品需要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对外出口,而当时国营贸易公司对非洲的出口仍然要依靠迪拜进行转口贸易,中非之间尚没有渠道化的直接民间贸易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国营贸易公司通过在迪拜参加多次贸易博览会后逐渐开始与尼日利亚商人建立起直接联系,并开始在尼日利亚设立代表处,比如江苏外贸公司就于1995年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正式建立了代表处,由薛晓明负责。以江苏外贸为代表的国营贸易公司虽然在外贸体制改革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其驻尼代表却成功帮助中尼民间经贸跨越迪拜这个中转港口,进入了直接贸易的崭新阶段。

在第二大类大陆移民中,江浙沿海的个体商人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尼日利亚,为各自家乡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开拓市场寻找销路。尼日利亚华助中心首届主任、拉各斯中国商城创建人和著名尼日利亚侨领孙国平就是大陆赴尼个体商人的典型代表,其创建的中国商城更是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中成为中国商品和商人在尼的代名词。孙国平于1989年作为浙江舟山地方工业公司的代表前往尼日利亚推销机器设备,下海独立经商后经过几年的摸索,逐渐发现中国商品在当地占有大部分市场并且受到高度欢迎但却没有中国制造的品牌效应,同时中国商人也没有方便快捷进入尼日利亚的途径。1999年,孙国平一方面在拉各斯租赁并建立中国商城并提供包括店铺、仓库、公寓、超市、餐馆、清关、运输等一系列经贸服务,另一方面在江浙一带召开招商大会宣讲尼日利亚的投资潜力来吸引国内商人。渴望非洲市场的江浙商人随后蜂拥而至,迅速将中国商城的所有店铺全部填满,而中国商城也在此后10余年中成为集中国商品、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贸场所于一体的中国名片。虽然中国商城在经历了头10年的高度繁荣之后由于多种原因走向衰落,其中的大陆商人也走出中国商城到拉各斯各地和尼日利亚其他城市,但是中国商城在吸引大陆移民来尼和扩大中尼民间直接商贸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十分关键的历史地位。

除了这两大类大陆移民之外,改革开放后赴尼的还有国有企业员工、大型跨国私企员工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人。但是由于这些人流动性较高,多数在尼时间较短,与尼日利亚当地社会接触不多,所以整体而言他们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且影响有限。

华侨华人构成的变化及其影响

大陆移民的到来使得尼日利亚华侨华人群体各方面构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华侨华人的总数从八九十年代的约4000~6000人迅速增加到了近十年的10~20万人。

其次,华侨华人的职业构成和地域来源从单一转向多样化。在90年代之前,尼日利亚华侨华人的构成相对比较单一,绝大多数人都是从香港来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及其家属,其余小部分从事服务业的华人也大都以某种方式和香港移民的制造业工厂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在尼华人都可以被划归到华人工厂的系统中去。而在近20余年,大陆移民的大量进入使得华人的职业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华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出工厂这一相对封闭的场所,开始从事包括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餐饮、住宿、超市、媒体和娱乐行业等多种职业。同时,华侨华人在地域来源上也从香港一地转变为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安徽、河南、江西、台湾、香港等多地。

再次,女性从21世纪初开始逐渐成为当地侨界的一支活跃力量,从此前的家属身份变成活跃的独立女性企业家。

随着尼日利亚华侨华人整体构成的变化,其对尼日利亚的影响也发生了转变。在90年代之前,香港企业家深入扎根上游制造业生产,通过工厂本身的经济业绩、就业规模和产品本土化来对当地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模式虽然有助于树立华人本身和工厂高度正面的形象,但是其范围相对有限,多数尼日利亚消费者对中国人、中国产品和中国工厂知之甚少。从9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商品走进尼日利亚千家万户、中国商人频繁出现在尼日利亚的大街小巷、中国商城和其他华人贸易场所成为标志性的中国建筑,中国商品和中国移民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尼日利亚全国。

然而,随着中国商品与中国移民影响的增强,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例如,廉价中国日用品尤其是纺织品在惠及广大当地消费者的同时,却也冲击了尼日利亚本土制造业者;由于中国商人数量众多且素质参差不齐,虽然一部分中国贸易商在为当地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提供货物,另一些中国商人却由于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而进入了本应属于当地人的小批发和零售领域,引发当地商贩不满;一少部分不法华商将仿冒或劣质中国产品进口到尼日利亚牟利,更是在当地引起了巨大争议。



四、华侨华人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尼日利亚华侨华人近30余年来出现了数量、构成等多方面发展,新老中国移民都在经济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并积极尝试融入当地社会。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和经济总量第一的大国依旧持续吸引着中国新移民,但近年来尼日利亚华侨华人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中尼友好大环境下的若干问题

在中尼关系友好的大背景下,尼日利亚民众对于中国和当地华侨华人持有高度正面的看法。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台(BBC World Services)2014年和2017年的世界主要国家国际形象调查中,尼日利亚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都稳定在80%以上,分别是85%和83%,在17个受调查国家中最高;而持消极看法的民众仅占10%和9%,也均是所有国家中最低的。许多在尼日利亚长期居住的老华侨近年来开始愈发感受到来自尼日利亚商业伙伴、员工和普通消费者的善意,甚至此前中国移民最为头疼的移民局和海关的刁难索贿行为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尼日利亚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正面积极报道也逐渐增多,尼日利亚也正式在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但是在这种中尼友好的主流环境下,华侨华人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

第一,尼日利亚的安全局势仍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近年来东北部“博科圣地”恐怖极端组织的袭击、中北部农牧民之间的间歇性冲突、东南沿海针对外国人的绑架事件和大城市尤其是拉各斯的恶性治安案件等,都考验着华侨华人投资和长期定居尼日利亚的决心与信心。

第二,不少新移民由于外语能力有限很容易对尼日利亚人产生误解和隔阂,缺少对包括政府官员、雇员和普通消费者在内的尼日利亚各个阶层生活现状的深入理解,进而把一些不愉快的个人遭遇归结为尼日利亚人的腐败、素质低下和整体落后。而这些现象在那些受教育水平高、外语能力好、沟通能力强、在尼时间久的华人中就相对少见,因为后者可以充分了解尼日利亚人做事的动机,进而调整心态积极面对。

第三,尼日利亚的热带疾病较多,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这也是新移民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

华侨华人的经济机遇与挑战

尼日利亚本身的人口规模、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持续不断地吸引着中国移民前来投资,而后者也在逐渐实现经营的多样化。从90年代末以来,大陆移民已经逐渐从最初的进出口批发贸易行业向制造业、矿业、农渔业、新科技产业和包括餐饮、酒店、娱乐、超市在内的服务业等多种产业。以时任尼日利亚商贸企业协会会长倪孟晓为例,他最早于21世纪初来尼从事女鞋的进出口贸易,此后很快在尼设立鞋厂进军制造业,并建立七星农场为中国移民提供特色农产品,较好地实现了个人的产业转型与多样化。早期香港移民也在深耕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在其他行业领域拓展。例如,李氏集团除了继续保持自身在拖鞋、搪瓷、塑料袋和钢铁行业的强势地位之外,进一步向食品行业挺进,建立了面包厂和水厂;与此同时,李氏集团更是在尼日利亚北部卡诺州和卡齐纳州购买大量土地建立甘蔗种植园并开办制糖厂,进军尼日利亚农业与制糖工业。

尼日利亚虽然具有多样化的投资机会,但在尼投资也存在着一定风险。

首先,尼日利亚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时缺乏连续性,在诸如矿产、木材、贸易等行业时常因为国内政治因素而改变政策,让许多投资者措手不及。

其次,尼日利亚的主要外汇收入仍然非常依赖石油出口,其本国货币奈拉的币值与国际原油价格紧密相连,因此会有汇率巨大波动的风险。例如,2016年尼日利亚奈拉兑换美元的汇率一度下跌了一倍,让几乎全部华人企业都承受了巨大压力。

再次,尼日利亚整体的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尤其是供水供电并不稳定,这就使得投资该国制造业有着很大的掣肘因素。这些都是中国移民进入尼日利亚市场时应该注意的一些基本风险。

华人社区的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

近年来,尼日利亚华侨华人社区在文化传承与传播方面有着长足进步。在过去,弘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聚会或表演基本只限于春节、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庆日,且绝大部分表演者和观众都是在尼的华侨华人,表演规模小且专业化程度低,因此这些表演的影响力往往难以跨出华人圈子之外。这种情况在近十年尤其是从2017年以来随着尼日利亚拉各斯华星艺术团的成立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2017年,经由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推荐,尼日利亚华星艺术团得到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正式授牌,同时在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登记注册,成为一家非营利性质的公益性文化机构暨艺术团体。尼日利亚华星艺术团以此前尼日利亚侨领倪孟晓的七星艺术团(中国风歌舞队)和尼日利亚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为主体,同时得到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和其他在尼华侨团体和个人的大力支持。

华星艺术团有主力华侨华人演员50多名,尼日利亚演员60多名,设有舞龙舞狮、独唱、合唱、武术、古典舞、现代舞、乐器演奏、川剧变脸、旗袍秀和汉服秀等多个常设节目,并多次长时间让团员回到中国接受专业训练。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华星艺术团更是将尼日利亚传统舞蹈加入自身的节目单中,开发整理出象征尼日利亚豪萨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三大主体民族大团结的“三大民族舞”,引起了当地观众的强烈共鸣与喜爱。华星艺术团的表演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国节庆日和各类华侨华人团体庆祝活动,更是积极走进尼日利亚中小学校园和当地社区中传播中华文化,得到了各方的普遍肯定与赞扬。

相比于文化传播,尼日利亚华人社区在华人子女教育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长期以来,在尼华侨华人基本选择将子女送往西方国家开设的英文国际学校或将子女留在国内接受教育,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尼日利亚境内没有专门为华侨华人开设的中文国际学校。目前包括华助基金会在内的尼日利亚侨界团体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把设立中文学校提上议事日程,且已经开始有针对幼儿的小型教育机构。

此外,尼日利亚华文媒体目前发展态势良好。从21世纪初开始已经陆续有《西非统一商报》《西非华声报》《西非华文报》三份中文报刊媒体,同时这些纸媒也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数字化信息传播。中国驻阿布贾大使馆、驻拉各斯总领馆和大型中资机构也基本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信息传播,从而实现与在尼侨胞的及时沟通。


五、结语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尼日利亚华侨华人已经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这一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国的重要桥梁,更承担着传播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老一代移民与当地政府、媒体、商人和民众的交流方式,对非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的理解与尊重,在长期开拓创业和经营管理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都是新一代移民赴尼或赴非投资的宝贵财富。尼日利亚华侨华人的历史发展轨迹是非洲乃至世界华侨华人史的组成部分,更为全球移民研究添加了一个南南视角。

作者:刘少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原文来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略有删节,原文包含大量注释,此处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