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1918.06.25-2000.01.08，美籍华人，教授、学者。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汴京残梦》等畅销书。)

如果你以为黄仁宇是著名的历史作家，功成名就，那你就应该看看他一九八〇年的景况。那个时候，黄仁宇刚被美国纽约州的一个二流的大学解聘。失掉纽普兹纽约州立大学的中国历史教席的黄仁宇，学术生涯中辍，家计无着，彷徨失落之情，可想而知，那也正是书写回忆录《黄河青山》的时候。

《黄河青山》之中，不免的要对这个沉重打击有所记叙：委婉隐约的文字中，透出受到屈辱的巨大痛楚。当然，《黄河青山》，不祇是陷在一个伤怀自怜的情绪里。这本厚六百多页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替一年前去世的黄仁宇的历史史观，作了全面的论述，精彩的是他个人丰富的生命经验，敏锐的观察，动人的文字，在中国历史长河的最近六十年过程中，黄仁宇终于领悟出，他和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历史经验中所经历的痛苦，都有一个合理的根源。

不像美国的大文豪海明威。海明威写作动机中生命的苦闷，也许来自太安逸优渥的生活。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开始不久回忆印缅中国远征军的艰苦经验，就像他被日军狙击手打中右大腿的意外，是半被迫着掉进去的历史宿命。《黄河青山》中有些战争的场景，雨中准备出征的一队美国大兵，孟拱河谷阵亡的日军上尉，文字中的对战争敌对者的悲悯，似乎使人想起海明威著作中的战争描绘，祇是黄仁宇的比较简短，也比较真切。

他自己也说，他的印缅远征军的回忆，或可以看成是「史迪威报告」中国版。作为中国军队中一个低阶军官，后来又做了史迪威以下中国军队指挥官郑洞国将军的参谋，黄仁宇用他身裹长满虱子的棉袄，穿着草鞋行军的经验，见证史迪威将军带着完整后勤补给系统作战的美军概念，在当时中国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黄仁宇中辍大学学业加人国民党军队以前，在湖南长沙「抗战日报」工作了一阵子，认识一批后来成为共产党文化旗手的朋友，他们曾力劝他加人共产党解救中国。但是对于私慕拿破仑的黄仁宇来说，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的共党游击战，显然不合他的口味，于是他加人国民党的军队，也认识许多怀抱同样救国之志的青年。

结果这两批相同理想抱负的人竟然在中国近代史中演出最残酷的血醒斗争，黄仁宇认识的一些朋友成了烈士。黄仁宇自觉因命运使然，自己得以身免，他的回忆录中有一种忏悔，「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他虽不是有意，总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逃兵，亏欠这些在历史洪流中捐躯的人。

黄仁宇后来的际遇，相对来说还是平安的。他自己也说，原本选择在美国做学术工作，不过是想寻求舒适和隐私，并无更大的野心，但是他经历过的中国近代历史，使得他渐渐不能接受一些美国的主流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简单地将中国历史发展看作善和恶的对立，「白雪公主」和「巫婆」是黄仁宇用来给美国读者的描述。他认为自己亲身经过的那一段历程，是由一个更大的、更长远的历史背景塑成，当他逐渐在其中思索出一个结论，一切看似残酷和荒谬的历史过程，便有了更合理的来源。

我们现在知道，黄仁宇的成名之作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使他在丢掉教席，甚至要靠救济金度日的困窘中败部复活。但是，就像黄仁宇自己说的，他在历史学术中逐渐领悟的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却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界中遭遇巨大的敌意。但是黄仁宇相信他自己的结论，比许多祇去过中国「观光」的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更有根据，他说自己无意说教，但「到最后，我避免放肆，就显得很不诚实，我压抑自己的反对意见时，就显得很虚伪」。

黄仁宇倒不是因为美国中国历史主流学界的敌意而丢掉教席。那个悲剧纯粹只是反映美国社会一般教育中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口味，加上一个小型大学在面对预算紧缩、学校生计压力的权宜举措。他在教学中面对学校奇特的选课衡量制度折磨，在和一些学生沟通中，更经历近乎污辱的对话。对于一般美国人来说，尽管这些人应该已是有些知识的大学生。中国不过是遥远的一个古老国家，用什么态度去了解中国实无关宏旨，重要的是给他学分好让他毕业出外工作。

黄仁宇倒没有心怀愤懑，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对比起在中国的境遇，似乎还有一份幸运之感。他的情绪虽是标准中国式的，不过文字婉转自嘲，已带着一种美国式的修辞。他说起自己如何不能同意，美国主流的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些「行规」，譬如说一个研究不应该长过数十年以上，要不然就不够精确，他力持谦抑，终究还是忍不住写出他的这些同行写的论文像是一些「带着注释的翻译」。

黄仁宇毕竟骨子里还是一个顽固的中国人。他虽说他一生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甚至也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但是对他来说，完全是无意间得之，是由生活经验一部分而来的大历史概念，甚至是直接冒犯到美国中国研究的一代宗师费正清。

黄仁宇说他自认算是「费公」的门生，也真诚崇仰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学术工作，但是终究不能同意他的一些基本看法。黄仁宇领会费正清的宽厚大度，但终究不免费正清的巨大学术权威阴影罩顶，他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他必须有权威地位才能够出版他的学术创见，但是得不到出版机会，又如何建立起权威地位呢？

一九七二年他应李约瑟之邀到英国剑桥参与合作「中国科学与文明」，显然是一个比在美国麻省剑桥愉快很多的经验。李约瑟在欧美学术圈中也是一个异类，左派社会主义信徒出身，在中国长久的调查经验，最后他以半个世纪的生命岁月，沉潜在剑桥凯思学院完成「中国科学与文明」巨著，也终于在西方史学界树立起不可摇撼的历史地位。

黄仁宇和李约瑟见面以前，曾通信五年时间，彼此早有惺惺相惜之情。李若瑟的投人「中国科学与文明」巨著，打破了以西方近代几百年强势发展过程来论断中国历史发展的偏见，李约瑟的学术成功于他的先见之明，不是建立在所谓主流历史学派的「正确」方法论。他以丰沛的证据和雄辩优美的文字，说明了文化差异的主观价值，其中直指历史学术研究的文化自主性，不言可喻。

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中特别花了一章谈他和李约瑟的学术情谊，但是他一直没有李约瑟的学术权威地位，因此「偶然」得之的「大历史观」，终究难免挣扎求生，遍体鳞伤。他在英国和李约瑟合作之余。也看出英国学术体制（至少是剑桥的体制）和美国的丕异，黄仁宇独具慧眼，观察人微，因此当他在书中引述一位英国剑桥凯思学院的研究员谈到台湾社会一向钦仰的美国学术的说法：「你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餐大学」，显得十分具有说服力。

黄仁宇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术中虽独持异议，但是他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中国文化血源的差异性。他一九五二年到美国念书已三十四岁，后来娶了美国妻子，生了儿子杰夫，他知道到美国是自己的选择，也没有遮掩自己对美国的好感。

他说起儿子杰夫小时候被住家附近中餐馆的人问起将来要做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时，杰夫说他要做美国人的三个理由，正好说明黄仁宇是彻头彻尾的一个中国人。但是他在书中说起他会如入籍宣誓所言的效忠美国，也使人深信不疑，因为「一诺千金」正是中国应有的为人之道。

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使人不由得想起在台湾文化思想界最津津乐道的萨依德（E. Said）,这个巴勒斯坦出身的文化思想家也出了一本回忆录「乡关何处」。「乡关何处」和《黄河青山》主人翁生命经验最大的差异，是萨依德自幼就由文具富商的父亲以典型的英国文化培育，他后来虽自觉到自己在文化上的无所归属，但是却全然符合了西方主流文化对一个差异文化典型的口味。

这也正是萨依德念兹在兹的文化差异性，黄仁宇全然没有着墨的道理，因为黄仁宇信念中的文化价值，与西方的主流价直没有附属依从的关系。也正是这种从容的信心，使得黄仁宇虽然小心的避兔过分凸显自己的族群效忠感情，但是在和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莱特教授碰到观念上无法跨越鸿沟时，还是会向莱特说出是否认为他对于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

《黄河青山》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应该是提出了是不是有一个必须普遍接受的现代价值的问题。黄仁宇提出伊朗和印度的例子，都见证到全然西方价值的发展，不仅不会带来成功，还往往制造灾难。一个至少历史长度相仿，文化深度和差异性同样庞巨的中国文化世界，也祇有以一套「现代」价值为无限上纲的依归吗？

就算不如此沉重的去找寻意义，由于黄仁宇奇特的个人际遇，《黄河青山》已是一本足够有趣的个人历史，黄仁宇原本是用英文写的，中间还有些文字是向他的美国同胞解释中国的历史究意。

最值得一提是中文的译笔十分成功传神。译者张逸安女士十分谦抑，在译者简介中只有「专业译者」四个字，这其实也可以是很高的评价。她当之无愧。

作者：江才健，台湾著名资深科学文化工作者，曾为《中国时报》科学主笔，《知识通讯评论》发行人兼总编辑，现为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原载于《世界周刊》，2001年11月11-17日，页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