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

来源:同济战略派时间:2021-05-13

近期,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频繁突出中国正在以各种方式威胁美国、西方和亚洲的利益,渲染“中国威胁”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家庭作坊式的产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诸多政客、军官和专家们轮流描述中国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性”的军事行动、“不可动摇的敌对”意识形态、“掠夺性的”经济和技术政策,以及“阴险的”海外影响行动所构成的危险。

尽管并未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对华政策中大量使用煽动性的形容词,但是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认为,中国正在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维护全球稳定的秩序”的行为,已经成为全球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斗争的主要焦点。拜登指出,目前,全球民主与威权主义斗争正处于一个“拐点”(inflectionpoint)。

拜登和布林肯的这种言语表达与前任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各类战略文件和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不同讲话中展现出的对华政策前提相呼应:美国正陷入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与大国竞争之中,这种竞争掩盖了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的其他威胁或核心关切。


拜登与布林肯,图源网络

毫无疑问,中国在诸多领域挑战了美国及其盟国的现有利益和民主价值观。这种令人不安的行为理所应当需要美国和其他国家协调一致,并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但是,美国若想有效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必须要准确评估未来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产生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正如美国不同领域的诸多人士暗示和断言的那样,由于中国的诸多行为对美国、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构成了全面的生存威胁,美国针对中国采取“冷战式”的零和遏制立场(a ColdWar-style, zero-sum containment stance)是合理的。然而,此类观点对于美国维护其利益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这种极端的立场会扼杀美国政策制定自由辩论的可能性,不利于美国寻求“更多正和外交政策”(morepositive-sum policy),同时会使“要求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呼声日益高涨。

事实上,虽然能够证明或支撑“中国是一个存在威胁”的相关证据并不充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某些领域就不构成威胁。即使是这样,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评判仍需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危言耸听。不幸的是,对美国而言,正确评估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最基本的字面意义而言,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是指其他国家基于消灭美国人口的能力和意图,可能通过使用高度致命的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对美国的实际存在构成威胁。从不太传统的角度来理解生存威胁这个术语,即通过经济、政治、观念和军事压力彻底侵蚀或终结美国的繁荣和自由,从而在本质上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因此,任何低于这两个定义的威胁都不能有效传达“存在”这个词的真实含义。

作为一个军事强国,中国不可能在不摧毁自己的情况下去毁灭美国。因为,中国的核力量远低于美国,其常规军事力量虽然在地区上具有潜在的实力,但其军事预算却仅仅是美国的一小部分。

有些人认为,在军事上中国可以主导亚洲地区事务,有能力抵抗美国海军、空军进入亚洲地区,能够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致使其无法支持在亚洲地区的关键盟友。鉴于亚洲地区对美国的稳定、繁荣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会对美国的生存产生影响。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失去了在亚洲地区继续扮演重要军事角色以及与亚洲主要盟友保持密切联系的意愿或能力。美国的亚洲主要盟友本身也反对中国在该地区建立主导权。事实上,美国在亚洲更大的危险是,美国采取军事化手段来应对中国威胁的政策和行为甚至可能会引发美国自己盟友的反感和厌恶。

我们接着来审视中国对美国产生的非传统威胁(unconventional threats),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和技术上的威胁;另一个是中国在思想、意识形态和影响力领域对美国及西方国家产生的威胁等。第一种威胁可能包括:全球范围内,相较于美国,中国在经济和技术影响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绝对优势,这致使美国陷入困境并威胁到美国作为一个稳定繁荣的民主国家的生存状态。中国能对美国取得如此程度的主导地位和领先优势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美国拥有丰富的能源、人力、技术和其他资源;巨大而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大量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存量;美元也是全球金融储备货币等。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充满活力并具有高度的创业精神,但中国却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困境和政治约束,如耕地不足、社会老龄化加速、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等。

而且,中国肯定会利用其经济杠杆(如市场准入)向国外公司和政府施压,要求它们支持中国的政策或停止其不可接受的行为。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实力的有限,以及与之相抗衡的全球经济实力和民主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威胁很难上升到对美国价值观产生生死攸关的影响。

还有一些观察人士声称,中国可能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上制定新标准,并在世界各地投射技术硬件,以至于中国能够在商业和军事领域永远将美国置于劣势地位,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安全。应当说,这也是极不可能的。

中国企业必然参与了包括5G技术在内的诸多关键领域的标准制定,但在不同领域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十分激烈,美国、亚洲和欧洲等地区的企业都拥有支撑全球技术生态系统的标准以及必要专利的主要部分。中国想要主导这一过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许多技术专家认为,中国在标准制定和硬件设施上取得进展产生的最坏结果可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全球技术生态系统将使世界所有国家趋于贫困,而不是让中国拥有足以战胜美国的实力。

更现实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科技公司可能会被中国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这也将会束缚中国企业自身的继续成长和创新发展。而且,中国的融资能力和供应链可能会将一些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当中,从而创造出一种“总体承包”(turnkey)的解决方案。但是,考虑到世界其它高科技公司在全球的影响力以及相应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高科技生态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影响力相对有限,不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

第二种关于思想、规范或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包括许多因素,如北京可能颠覆现有的全球自由国际秩序、中国针对美国社会展开的影响力行动、中国政治价值观和国家主导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对外输出等。乍一看,这些威胁似乎令人毛骨悚然。尽管中国在这些领域产生的威胁对于美国而言意义重大,但却仍然被严重夸大了,而且并没有上升到对美国构成存在威胁的程度。

而且,中国对输出其国家治理模式并不感兴趣。并无证据表明,中国有在进行强迫或积极地劝说其他国家效仿中国发展经验的具体行为。相反,中国希望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其发展模式的原因在于,借助这样的手段使中国发展模式在国际体系中合法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此种做法主要是应对中国国内受众而言的。

此外,有人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其他国家,致使它们陷入债务陷阱,并向他们出售诸如监视系统之类的“老大哥”(big brother)硬件,从而使这些国家变得更加专制。这样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实际上,中资银行很少愿意发放会失败或亏损的贷款,而如果发放的贷款最后真的走向失败,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前期的可行性研究,以及贷款人或借款人的无能和过度热情。此外,在贷款和监控设备销售方面,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对非民主国家的特别偏好。

即使中国试图向其它国家输出其发展模式,事实也将证明,这种模式的实际吸引力非常有限。促进中国成功崛起的发展模式特点对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如果有的话)是不可复制的。这些因素和特点包括:高储蓄率;强烈的求知欲和创业的文化环境;国有银行体系和不可兑换的货币;以提供就业机会、加强党对关键部门的控制、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为目的的诸多国有大型企业的存在等。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将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模仿。中国周边存在许多威权国家和脆弱的民主国家,但没有一个是中国制造出来的。

中国对全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也被夸大了。首先,是否存在一个单一的连贯性全球秩序本身极具争议。观察者们通常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实际上是由不同来源的多种制度或机制联合组成的混合体,包括国际人权条约、多边经济安排和一个国际法院等。

当然,美国在这些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创立、也没有推动全球所有制度的发展。事实上,美国也并非支持国际社会上的某些制度,如国际法院;美国也没有批准和通过一些重要条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诸多重要的全球制度(例如,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贸易和投资、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本身与自由民主价值观并深刻联系,中国也支持这些全球性制度安排,尽管有时更多的是文字而不是精神。

美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抵御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生存威胁。相反,美国面临巨大挑战的关键是,基于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有限挑战、威胁以及发展机遇,在政策层面上美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威胁和机遇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如果美国可以拒绝或反对“中国正在威胁或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那么美国完成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和相应政策制定的这一项任务将变得容易得多。

2021年1月,昆西负责任国家能力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Responsible statecraft)发布了一份题目为《走向包容、平衡的地区秩序:美国东亚新战略》(Towardan Inclusive & Balanced Regional Order: A New U.S. Strategy in East Asia)的报告,这份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新战略报告便承担了上述这一任务。该报告强调,在诸多领域美国应当采取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对华政策的必要性,以应对共同面临的威胁。这些领域包括:如气候变化;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性(而非控制性或主导性)姿态;更明确地界定和探讨出一系列国际经济、技术规范和争端解决机制;限制军备竞赛以及形成管理未来危机的协议等。长远来看,美国改变“将中国作为美国的存在威胁而完全专关注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做法,采取上述行动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长期利益。



▲ 史文(Michael D. Swaine)

作者:史文(Michael D. Swaine),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博士。现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曾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美国知名中国研究专家,与何汉理(Harry Harding)、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和柏拉格(Jonathan D. Pollack)等并称为美国第三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Chinawatchers)。在中国安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等领域建树卓著,著有《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合作:一项战略网络评估》(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Asia-Pacific Region: 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等。
来源:《外交政策》官方网站 2021年4月21日文
转自:同济战略派微信公众号